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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叫他刽子手，连带队的分队长都不例外。比如，工地上出了点什么工伤事故，要找个人把伤员送回营地，这时，分队长就会说：“让刽子手送他回家去吧。”这话，要让外人听了，会吓一跳，但对我们，刽子手那三个字，就象老张、老李一样平常。 不久以前，我碰见了二十多年前一道伐木的老朋友。老友重逢，免不了叙旧一番，我们谈到了往事，谈到了刽子手，朋友感叹说，那么生龙活虎一般的汉子，却给糟践死了，而象曹辛之，瘦得象根麻秸秆似的，竟也挺了过来，世界上的事，有时真叫人不可思议。 “你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么？” “不知道。除了跟他一道从歌剧院下来的那儿位以外，知道的恐怕不会太多。”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他刽子手吗？” “这我知道。因为他在一个歌剧里扮演过刽子手的角色。” “你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得名，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说过，要杀尽一切贪官污吏的话。” “那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谁叫他说的不是时候呢？就是那么一句稀松的话，一经加工，就给他定了案。” “原来还有这么一档子事。说老实话，他那副模样，可真象个刽子手。那一头乱蓬蓬的头发，那一张方脸和那一脸胡子，还有那半截铁塔似的个儿，胆小的娃娃们见了他会吓哭的。” “其实，那也是一种形态的男性美。由于审美观点的不同，有些女同志对于小白脸还不一定很‘感冒’咧。至于说小娃娃们害怕他，那可不一定。有一次，我同他背粮往回走，走到弓背岭下，碰见一个老爷子带着个小孙子从清水镇上看病回来。那个孩子因为腿上生疮，不愿翻山过岭，正在大哭，而老爷子又实在抱不动他。刽子手问清楚了，尽管已经背了五十斤粮食，二话没说，把孩子背了起来。弓背岭一上一下，二十多里，一路上，他唱着他自己编的《动物园之歌》，学鸟叫，学猴子、大熊说话，并且把他在镇上买的冰糖（那在当时当地，简直是宝贝）分给他们爷俩。临到他们分手的时候，我亲眼看见那小家伙搂着刽子手的颈子叫大爷。” “对于音乐，我是外行。究竟刽子手唱的怎么样？” “我也不内行。刚进北京，我只花了很少一点钱，在东单地摊上买了一整套日本重灌的世界名歌选的唱片，那里面有几张世界歌王意大利的卡路索唱的意大利民歌，还有美国劳仑斯·提贝特唱的卡尔门的片段，每次我听到他们的歌，我什么都忘记了，好像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听见一个意大利的乡村集市的闹声，一个农村妇女唱卖她的鸡蛋黄甜饼的叫卖声，或者好像走进了那个峡谷，就在那个小树林旁边，看见唐何塞为了要叫卡尔门继续爱他，用独眼龙的刀子，把她砍死。有一天，我接到我的大女儿的来信，信中说，由于大跃进，一家都在挨饿。我那个身体最棒的大孩子，首先得了浮肿病。他妈妈花了十二块钱买了一只鸡，想炖一锅鸡汤给孩子补养补养，不料鸡还没炖熟，连锅都被人从公用的大厨房里偷走了。原来，我还以为吃不饱饭的只有我们这些在边疆地区劳动改造的，现在我才知道，连北京的机关干部和家属都在受罪。我们土地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要是全国老百姓没有饭吃，如何得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一个人走向工棚后面的松树林里。夜色乌黑，寒气凛冽。天空只有稀稀疏疏的几颗星，闪闪烁烁，显得又高又远。我摸索到一个树桩坐下。就在那时，从上面远处传来了低沉的歌声，唱的正是提贝特唱的那一段，就是唐何塞砍死卡尔门之前唱的那一段。歌声完全表达了爱极反成恨的那种疯狂的感情，和提贝特唱的同样动人，但是又增加了一点狠劲。于是我马上想到了刽子手，一定是他，只能是他。我寻声找去，果然是他。我向他说的第一句就是：‘刽子手，你比提贝特唱的还要好。’他告诉我，他们歌剧院里也有那一套日本唱片，只要他有时间，他就去开留声机，这些年来，他几乎快把那些片子磨平了。我问他为什么一个人深夜跑到树林里来唱歌。他说，只有在唱歌的时候，他的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他不在深夜里一个人出来偷唱，难道还能期望有什么人请他举行独唱会吗？那天晚上，他几乎把一套片子里的歌曲全都唱了。听着他那抑扬顿挫的歌声，我仿佛又回到北京的小屋里了。音乐的魔力是不可思议的，一旦你爱上了它的话。” “我总是觉得刽子手有点儿怪。有一次，他从新开的水稻田里回来，那时大概是七月里，中午天气相当热了。他头戴一顶大草帽，光着上身，右胳膊上缠了一条五尺来长的大青花蛇，蛇头就翘在他右耳朵旁边，瞪着眼，吐着舌头，他就那么向伙房门口一站，差点没把伙房里的几位大姐吓死，但他却一本正经地问她们，他到底象不象一个玩蛇的叫化子。” “那次在小清河畔开水田种稻，我也在。我记得，队里还请了两位朝鲜族的水稻专家，给我们作技术指导。清水桥离家太远，中午那顿饭由伙房派人送到地里。那年正闹饥荒，送给客人吃的饭是大米饭，菜是一荤一素，荤菜多是清水河里打的鱼，素菜是自己菜园里种的。送给我们吃的千篇一律，不是棒子糊糊，就是高梁米粥，外加一碗青菜场。就在这种场合里刽子手露了脸。他从小就学会捕蛇。捕蛇的工具简单极了，一个汤匙大小的小铁叉，还有一个同样大小的铁镊子。他把小铁叉绑在一根手杖上，用来叉住蛇颈，再用两个手指夹住，蛇嘴就自然而然地张开，然后拿铁镊子拔掉它的毒牙，那蛇便被缴了械，无所作为了。清水河边多蛇，他每天抓几条，象剖鱼时摘去苦胆那样，摘去毒腺（如果是毒蛇），洗干净，切成段，放进地头上烧开水的铁锅一煮，不需要任何佐料，加一把盐，就是一锅蛇段汤，浓浓的，乳白色，比鸡汤还要鲜美。有些从来没有领教过蛇味的人，乍上来不敢染指，过了一半天，看见大家吃得舔嘴咂舌，津津有味，便也跟着开起洋荤来。1956年底，我陪印度小说家库马尔到广州去游览，曾品尝过那里有名的龙虎斗，不时觉得不过尔尔，这次吃起蛇段汤来，却忒觉鲜美。这大约由于一个人的生活境遇的不同，味觉也随之起了变化，所以慈僖太后在逃难的路上，啃窝窝头也有栗子味。刽子手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善于捕蛇和吃蛇，而在于他有一套理论。你当然读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如果它讲的只是蒋氏三代如何捕蛇，那它就不会成为传诵千古的奇文。它的奇绝之处，在于它揭露了苛政毒于蛇的残酷生活现实。刽子手对我说得好，在一般人的眼中，毒蛇是一个可以致人于死命的可怕的怪物。一旦你对它有了透彻的认识，掌握了对付它的手段，那它在你眼中，只不过是枯木朽株，破布败絮。对动物界里的毒蛇是这样，对人类中的毒蛇，如贪官、污吏、军阀、官僚、霸王、暴君之类，亦复如此。他们的毒牙无非是权势、地位、钱票子、枪杆子，而拔掉他们的毒牙最有力的工具就是舆论。可惜他死早了，没有把他的高论写下来，要不然，人们就会看见一篇新的《捕蛇者说》，比旧的那一篇思想境界更高。因为永州蒋氏只不过是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可怜巴拉的人，而刽子手却戳穿了人类毒蛇的本相，并把拔掉他们毒牙的方法告诉了人们。他的气概就比蒋氏雄伟得多。” “那么你为什么不替他写下来？” “要写的，你放心好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要写的东西那么多，而我们的来日毕竟有限，想起来实在叫人发急。”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问你，那一年队部发动的，对于刽子手写日记所进行的批判，所谓‘日记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杀鸡给猴子看，目的在于把他从群众中孤立起来。扣的大帽子是拒绝改造，妄想成名成家。有人偷看了他写的日记，向队部作了汇报，说他在日记中发泄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其实。他不过是如实地记下了他的家庭悲剧，一件是他主动提出和妻子离婚，和女儿脱离父女关系，因为不那样做，他的妻子就要失业。另一件是他的半残废的老妈妈，被遣返原籍，因为感到孤独无靠，终于自杀。日记里还记下他和他妈妈的最后两年的七、八封通信。” “可惜，他的日记全烧掉了。” “没有。有人事前透露给他，队部要他上缴日记，他就扬言已经把它烧了，实际上他并没有烧，偷偷地保藏了下来。” “现在日记呢？” “就在我家里，如果你感兴趣，哪一天到我家里看看去。” “怎么会落到你手里的呢？” “说来话长。长话短说，自从他受到批判之后，许多人都避免跟他接触，但是我们暗中仍有往来。在农场上，就在那小河边；在山上，就在工棚背后的松树林里。我们总是隔两三天，趁人们晚上就寝的前后，象两个年轻的情侣似的，到老地方去谈心。我们无所不谈，越谈越发现彼此的共同点越多。比如，他喜欢京剧须生余叔岩的唱腔，我也喜欢。我们常常为他唱的某一个字的吐音和拖腔而辩论一个晚上。他接到他母亲自杀的消息不久之后，他就病了，天天发低烧。凑巧，我那时的任务是发锯，不出工，分队长就叫他作我的助手。后来热度不断上升，人也消瘦得厉害。分队长让我把他送进清水镇的医院，并让我每隔三五天去看他一次。入院不久，医生就诊断出，他得的是克山症，当地叫血热病。病人的热度，有增无已，一直到死。那是一种不治之症。死前的两天，我去看他，他已经知道他的病是好不了的了。他托付我两件事：一件是有朝一日，回到北京，一定找到他的妻子，劝她嫁人；因为他们离婚的时候，双方密约，除非一方死亡，否则男不重婚，女不再嫁。一件是要我收下他的日记，留作纪念。 “‘留下作个纪念吧！’刽子手拉着我的手有气无力地说，‘我不会写文章，但那里记的全是真事真话。如果能作为你写作的素材，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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