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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以后，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悼念死难同志的文章，我却始终没有动笔写文章悼念我所怀念的死难战友。20年的不幸使我与他们疏远了，许多新的情况不了解，许多旧的情景模糊了，某些“关系”牵制得不好说话，刻．画性格和抒发感情又不易，自己“改正”后要做的事情太多——这都是我未能动笔的原因。近年来精力衰退了，对许多想干的事情不能不总是“且听下回分解”，不知不觉就犯了老年人爱回忆往事的毛病。 历史在咀嚼着生活的滋味， 大地上浸透了欢笑与眼泪。 消逝的未必会全部消逝， 泥土在抚慰着衰草的根须。 流出的如果是滚热的血液， 终归会给人间添一点生机。 这是我的一本被冷落了20余年的长篇小说有幸再版时，我为它写的几句卷头诗。我想，这诗也可以用来说明我对于那些不幸逝去的人们的心情。 我常常想念肖也牧，虽然我与他之间交往并不算多，相知也不算深。这原因，大概是跟“最早”二字颇有关系。有四个“最早”：他是解放以后最早受到批判的作者；他的《我们夫妇之间》是我经手发表的最早受到批判的作品；他和我都曾经最早对这一批判多少表示了一点意见；在我被“划”掉了的20年中，他是最早（其实也是唯一）向我约稿的人。 在战争年代里，他在晋察冀边区作群众工作和报纸工作，我在晋察冀的华北联合大学工作，不记得是否跟他见过面，也许只是从报纸上看到过他写的通讯，才知道他的名字。解放以后彼此是怎么相识的？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几次约我去中山公园的茶室喝茶，跟我谈论他的写作构思，征求我的意见。那时他颇有些青年气，单纯、直率、随便，对自己颇有信心。 于是他给我寄来了《我们夫妇之间》。 我知道，老干部进城以后，对文化低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渐感不满。这样的事决非个别。《我们夫妇之间》原稿的文风非常朴实、自然、简练，字迹也十分工整清秀。那时《人民文学》来稿的水平很低，不作修改就可以发表的稿子几乎没有，收到这样主题新明而又不必加工的稿子，自然喜出望外，所以就一字不动，立即选送主编审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出来了。作品是不是对夫妇双方都多少有点不适当的描写呢？因手边没有原刊物，不及查考。但无论如何，作品没有重大原则问题，是可以肯定的。 我和他当时都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批判“忘本”思想的小说，竞对他以后的命运和文坛的空气产生那样大的影响！ 现在，在事隔几十年以后，我不由得会常常想到，他跟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但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而且给人以非常真切的感觉。作者一点也不顾及别人可能产生的联想，这在解放初期那种政治气氛和道德气氛下，不能不说是需要一点勇气。 从此，直到1956年夏天，我跟老肖只接触过三次。一次是他来约我为新创办的《红旗飘飘》从刊写稿。第二次是来让我看《红旗谱》的原稿，让我提供一点参考性的意见。两次接触中我都没有问过他对受批判的感想和看法，以及批判对他的处境有什么影响，虽然我在暗暗为他难受。为什么不问？也许是不愿意触及他的内心的伤疤，但更主要的是他那坦率真诚的态度一如既往，向我约稿时那么耐心，请我看稿时那么诚恳，好像并没发生过对他有什么影响的大事。 第三次——1956年夏天，他给我送来一篇他自己写的短文章，题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感得好！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诚恳地承认过去那次批判对他有益的一面；二是说了一些他被批判以后到处难以见人的情况（但写出的比他当时跟我谈到的要少）；三是由此提出建议；文学评论不要把自己人当做敌人来打，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 当时我问他：是不是对遭遇和建议说得不够？为了有益于改变文学批评的风气，是否可以作点修改？他同意我的意见，要我看情况替他修改一下：“由你全权处理。” 于是我替他作了一些修补，发表在1956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了。 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来往。一直到相隔20余年以后的1970年，我才知道他也在1959年被补划为右派，而且在十年浩劫中遭受了非常惨酷的不幸。1956年发表的、经我作过修改的那篇《有感》，是不是他被错划的原因之一呢？我一直有这种猜测。并有负疚之感。我所知道的，只是《对肖也牧……〈有感〉一文的修改情况》，在1958年成了批判我的材料之一，被编印在一本《秦兆阳言论》中，在一定范围内加以散发。 这也许也算得上是历史上的一件小小的“史实”。为了让今天的读者明白真相，也为了纪念肖也牧同志，特将我的《修改情况》节录于下。 原文：“我认为……这一次批评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也使大家得到了益处……”秦改为：“从我自己的切身经验来看，过去那次批评一方面固然给了我很大的教益（这是我一直到今天还十分感激的）；另一方面却又因批评文章有不够完全妥当之处，而对我和读者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原文：“以上所说的……对我……的批评，多少有点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来对待一个好人。这种批评所引起的种种事情，所形成的一种空气，确实是很可怕的。”秦改为：“以上所说的……批评，我以为多少有点对待敌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这主要倒不在于……给被批评者的刺激，主要的是它所产生的更广泛更深刻的后果，使被批评者再也不能复活，并且给其他作者造成一种无形的威胁。” 在肖的原稿中谈到自己出去作组搞活动时不敢用肖也牧的名字，秦在后面加了一段描写：“甚至我到某些机关去办事情，会客单上填写的是我的真名（吴小武）而不是肖也牧，不知怎么竟也有入知道，窗户外面竟会出现许多好奇的：合有轻蔑神气的眼睛，和‘肖也牧，肖也牧’的声音。……只有一个人坏到了成为‘癞皮狗’和‘敌对阶级’时，人们才决不会原谅和信任他。” 下面秦还删掉了一段，内容是：组织上要肖写英雄罗盛教的事迹，但又不准他去朝鲜前线收集材科，而是派别人去代劳。 ※ ※ ※ ※ ※ 这里要作几点说明：一、我的修改在于强调批评所引起的社会效果，但并未减弱肖也牧“诚恳接受”的态度，相反地有所加强——是为了“站住脚跟”好提出建议。二、最后的那段“描写”并非我的臆造，而是肖也牧当时对我“举例言之”的。三、不准他去朝鲜前线的一段其所以删去，是考虑到也许会引起他所在单位的反感而对他不利。四、即使是读一下上述的节文，也可以看出肖也牧是诚恳地想用自己的现身说法来促进“双百”方针更好的得到贯彻。我认为，我和他都是倒霉在这一类的诚恳和认真上。 1958年以后，我跟他就天各一方了。 1968年春夏之间，我在广西柳州，忽然接到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的一封约稿信。是由于看到了《广西文艺》上连载的我写的《两辈人》，颇为赞赏，希望写完以后给该社出版。被划成右派后还有出版社向我约稿，这真大大出乎我的意外。我当时估计，这很可能是肖也牧起的作用，因为只有他知道我有很多战争年代的素材，立志要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也只有他知道，他的老友这时是多么需要安慰和支持；也只有我知道，他这样做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人之相知，在于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从别的同志那里得到了证实，我的估计是对的。但当时我没有给青年出版社回信——原因和心情，正与他之不能去朝鲜前线的道理相近似——我当时倒是颇有自知之明的。 1958年初，当我正开始被批判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宣布作家协会的“大跃进规划”。会后，我出于对大跃进的盲目热情，写了一篇数千言的《建议书》交给了党组。总的意思是建议加强文学工作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具体办法是：组织一些作家去工厂、农村、机关，帮助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协助群众写工厂史和农村史。后来，在我20年的不幸中，为了寻求精神支柱，解除内心的苦闷，许多革命回忆录就成了我如饥似渴的读物。而读得最多的，则是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专门刊登革命回忆录的《红旗飘飘》。直到1979年我跟原在青年出版社工作的一位编辑同志谈起肖也牧来，才回想起：原来这个刊物是肖也牧和另两位同志在1955或1956年创办的，那时他曾经找我约过稿。 肖在上述《有感》一文中说自己是好人，这“好人”两个字，可以说是他对自己的看法的天籁之声，是理直气壮而又当之无愧的。试想一想，全国解放初期，他自己遭受了极大的挫折以致于成为社会上的“无面目焦挺”以后，竟然最早地创办了一个发表革命回忆录的刊物《红旗飘飘》。如果他心里没有一杆经常飘动的红旗，能够竭力地开创这一工作吗？他在编辑工作中辛勤的劳绩，认真的态度，对青年人的耐心帮助，直到今天，仍然使得在他下面工作过的同志怀念不已。他从来没有权位之心和名利之念。他只知道工作。划为右派以后，仍未放下手中的笔。 也牧同志哪里会想得到，我们无数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红旗，竟会在夺取了全国胜利的若干年以后，被反革命的野心家们夺了过去，换成假的红旗，肆意残害那些高举真红旗的同志，包括你肖也牧在内！ 呜呼也牧！生如力耕之犊，殒如风中之烛。未竭忠诚之心，遽遭无妄之咎。生之年汝知我而我不汝知。死之后我知汝而难通款曲。每念及此，怅惘如痴。但愿历史教训永志不忘，历史余毒立即消亡！ 1985年7月9日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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