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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往事有一些如梦如迷。人类历史有时也仿佛一段噩梦，留下一个哑迷。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距今已经有35年。35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瞬，而对多数人则是半生。许多当事人也已经不在了，无论是斗争的领导者或当时斗争的对象。今天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偶然忆起那场政治风浪，大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意味。 记得一些人的遭际，记得一些人的嘴脸，记得几句社论，几声口号，记得一种气氛，一些镜头和细节……他们不是历史学家。 至于这一反右派斗争是怎么“爆发” 的？从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开始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人们响应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到6月8日党内发布指示“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四十二天中这样的剧变，是突如其来的吗？是偶然发生的吗？是像有些人说的某些尖锐意见唐突了最高领导人，以致“一怒安天下”？或是像有人说的重演了封建时代的“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乱道……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1]或者既不突然，也不偶然，而有深远的背景和根源？ -------- [1] 《词林纪事》：“徽宗即位，下诏求直言，时上书与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谑词云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乱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 自讼监官及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 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这方面的历史专著。然而，应该感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者， 使我们能从已入选的1949年9月到1957年的重要著作中，了解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反右派斗争以前和反右派斗争期间的思路，了解他关注的主要方面，以及他一直坚持到晚年的一些论断形成的根据和过程。 一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留下的一份证词，也是我们索解反右派斗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何以在此时而不在被时，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把钥匙。 人们熟知，毛泽东是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当作“革命的首要问题”的[2] 。作为一个政治实践家，他就是在对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敌我友的基本判断，从而建立起依靠谁、团结谁、孤立和打击谁的阶级路线，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一战线，以及一整套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的体系。 -------- [2]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第一卷，3页。 对于作为体系的毛泽东的思想，不仅需要完整地全面地去理解，而且需要发展地即从动态中去理解它。随着党的政治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言行经常突破原有的结论，这反映了他思想的活跃变化和实践的灵活性；然而在他思想中历几十年不变的，是要由共产党领导在完成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进一步消灭资产阶级，建设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信念、理想和努力方向。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之初，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内外敌人的存在与活动，经济和政治的困难，认为立足未稳，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土改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1950年3月12日）[3]；对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人士许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未来”（1950年6月23日）[4]。他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阐释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 -------- [3] 《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毛选》第五卷，13页：“……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哲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4] 《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选》第五卷，27页：“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 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 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 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土和知识分 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 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 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 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 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 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 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 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 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5] -------- [5] 《不要四面出击》，《毛选》第五卷，23－24页。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在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形成的，它的核心是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完成一定的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力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一切包含在统一战线内的社会力量，即属于“人民”的范畴。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许诺选举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后说：“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6月15日）[6]半个月后，他又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重申：“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7] -------- [6]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选》第四卷，1400、1403页。 [7]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选》第四卷，1413页。 理解“人民”是什么，相应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什么，非常重要；因为这与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密切相关，与毛泽东后来明确提出的“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密切相关。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所指的人民以及相应的统一战线的内涵是有变化的；而无论在哪个阶段，毛泽东在理论上坚持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1949年组成“人民”的四个阶级并不是平列的。当时有人解释五星红旗，说一颗大星代表党的领导，得到首肯，说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四个阶级，其所以受到批驳， 就是由于这样的误会。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就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8] ，以便于孤立和打倒敌人，取得革命胜利，并在胜利后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 [8]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选》第四卷。1375页。 在这里，毛泽东所说：“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就是指当时和后来习惯所称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团结他们，是以他们“能够同我们合作”为条件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要去“团结”的“知识分子”，同与工农一起作为“基础力量”亦即党的依靠力量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加以区别的。后者即革命知识分子，一般是指直接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知识分子，是已经或正在实现“革命化”的；前者即所谓现有的知识分子，早在1945年毛泽东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中说到“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时，就指出“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9] ，这就是说，现有的知识分子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成为对党在革命斗争中和革命胜利后各项任务的“有用”之材，才能成为团结和教育的对象，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将格格不入，一事无成。 -------- [9] 《论联合政府》，《毛选》第三卷，1031页。 在统一战线内部，或者说在人民内部，在作为团结对象的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问，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了”，“多少有点可能团结”，处于团结的边缘。毛泽东对于政治上的敌人和对手如蒋介石，是认为看他的过去便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便可以知道他的将来的；他对曾经是敌人和对手而现在“到我们这边来了”的人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二 毛泽东确实是如有人所说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领导者。到1952年中，他就把确认当前国内主要矛盾的课题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他这一年6月6日在一个批语中说：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 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0] -------- [10]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毛选》第五卷，65页。 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毛泽东从此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尽管在几年后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也并未因大会通过的决议而改变自己的看法。 他在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 [11] 如果说路线分歧的话，那末从1956年“八大”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一个植根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同提法的路线分歧，是确实存在的。 -------- [11]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5卷，475页。 而在1952年，这样的路线分歧还不存在，产生这一路线分歧的前提还不存在——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还没有基本完成，而且还远远没有开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12]，而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坚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说，“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13]。 -------- [12]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5卷，475页。 [13]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5卷，475页。 1953年6月至8月，毛泽东以批示形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4]，把这个不同革命阶段的“暗转”公布出来，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广大群众了解当前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一般是在1953年秋冬以至1954年了；而这一过渡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对于当时没有读到过七届二中全会文件[15]的许多人是大出意外的。由于以为共和国成立以后将有一个搞“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一些领导干部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这样三句话，被批评为不愿遵照甚至公然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的原则[16]。在处于被领导地位的人里面，特别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耽于身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错觉，就会在思想和行动上发生错位。现实将纠正这一错位。 他们终将在现实的教训面前，意识到自己在新的革命阶段即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里，成为革命的对象；而这个过渡时期，毛泽东最初说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后来订正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17]。“三大改造”大大提前在1956年初宣告基本完成；而从1953年算起十年到十五年后，正是准备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一切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自然理应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总之，这就是横在人们面前的“社会主义关”。 -------- [14]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选》第五卷，81页、89页。 [15] 主要是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全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选》第四卷，1362页。这一著作收入《毛选》第四卷，是1960年第四卷出版才公开的。 [16]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选》第五卷，81页、89页。 [17]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选》第五卷，81页、89页。 确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开宣布中国早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报刊广播的宣传和公开发表的文件一般称为社会主义改造） ，时为1953年8月；毛泽东接着就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8月） ，在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9月）[18] ，意图借此“典型”，在全国开展有关总路线的“辩论”。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讲话尤其值得注意，它同毛泽东不久以后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序言和按语，以及反右派斗争中一系列的文章，影响了名为思想辩论实为政治批判的一代文风，影响了政治风气，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舆论和政治准备。 -------- [18]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选》第五卷，90页，107页。 在从事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的年代，毛泽东强调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那末在建立了共和国，成为执政党以后，是否还存在领导权问题呢？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回答道： 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 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 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19]。 -------- [19]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选》第五卷115页。 在毛泽东那里，党的领导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是他的一贯主张，他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经常担心党的绝对领导没有在一切方面巩固树立起来，加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越是胜利，阶级斗争越是激烈的论断的影响，在中共决策层也形成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的共识，毛泽东以特有的敏感关注着阶级斗争的动向，或者说搜索敌情。 毛泽东作为宏韬远略的军事家，时时记住把战争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1955年3月， 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基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防范性考虑，他在总结高饶事件时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20]。 -------- [20]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153页。 这时， 首先进入毛泽东视野的除了1955年4月被捕的潘汉年的案件以外，无疑就是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 毛泽东在1955年5月写道：“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21]这与十一年后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的思想是一贯的 [22] 。反胡风斗争的规模虽然不能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但当时确是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头等大事，大张旗鼓，家喻户晓，并且由此引发了一场自1955年7月1日展开的新的肃反运动（全称是“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23] ，“在一千二百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24]。 -------- [21]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的序言和按语》、《毛选》第五卷，163页。 [22] 在1963－1965年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为“四清” 运动），就是从基层政权有大约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出发的。 [23]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列举的成绩中有：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当时已经定案的有八万一千多名，其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同时，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 [24]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选》第五卷，200页。 与此同时，围绕着农村中的合作化问题和粮食问题，正进行着遍及党内党外上自领导下至群众的一场辩论。有些地方还发生死牲口等事件。毛泽东形容“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25]而到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已经以胜利的姿态总结说： -------- [25]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选》第五卷，233页。 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 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 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 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26] -------- [26]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选》第五卷，199页。其中“反唯心论的斗争”，指“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送走了1955年。迎来了1956年。在批判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小脚女人”以后，农业合作化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极快的速度完成，印证了毛泽东“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的论断[27]和从湖南农民运动以来对群众运动的信念。这时在“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推动下，在反对右倾保守的号召声中，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一夜完成，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 一个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公布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1956年1月30日的发表； 似乎都预示着一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阶段将要到来。全国仿佛都在一片热浪滚滚之中。 -------- [27]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选》第五卷，229页。 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提出了斯大林问题。同年4月，毛泽东先后同米高扬、同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28]。 -------- [28]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出版社，1963年9月。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讲话，对此讲得更加明朗：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 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 反所谓斯大林。……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 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 论和唯物论。现在呢，烧到自己头上来了。[29] -------- [29]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3页 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 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 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 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30] -------- [30]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7页。 这个成绩为主、缺点错误次之的二分法，不仅指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而且适用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估计，它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 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指出，“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低估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31]联系到毛泽东曾经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就可以知道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时常在对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估计上相邻的。 -------- [31]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9页。 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明确宣布要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治地位；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都没有丢，“第一法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32]。特别是1956年夏秋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关注和分析国内各样社会矛盾的同时，把许多思想、舆论和基层少数人闹事的动态，都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挫折和挑战这一背景上来认识了。他说1956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33] -------- [32]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2页 [33]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9页。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我们现已知道毛泽东是不同意的。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毛泽东在那前后的讲话或文章里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从七十年代初他同爱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说“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这个观点恐怕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产生的。 个人崇拜——后来又改译为个人迷信，加以区别——问题的提出，还是那个苏共二十大。“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毛泽东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34] -------- [34]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4页。 毛泽东批评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指出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35]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和自由的问题在中国已经解决，并且不是在1957年而是早在1945年以前，在中央领导的解放区已经解决。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宣告：“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36] -------- [35]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3页 [36] 《毛选》第三卷，1019页。 毛泽东借用“大民主”这个词，提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概念，与“资产阶级大民主”相区别，前者泛指过去的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包括针对资产阶级的“五反”在内。“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至于教授“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这话是在1956年11月15日说的，不是已经为半年后的反右派斗争勾勒出了蓝图的轮廓吗？ 毛泽东自觉地作为无产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紧紧抓住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个纲，眼睛紧紧盯住了“扩大”了的资产阶级的动向。本来，在建国前夕他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37]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同时，毛泽东又指出，资产阶级，地主、富农、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他说到“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说到电影《武训传》中的一枝大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38] 这话是1957年1月27日说的，前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整整一个月。 -------- [37]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选》第四卷，1414页。 [38]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8页。 毛泽东这篇《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 讲到定息问题时说，“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夺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一年以前，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曾经提出党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信任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39]。一年之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到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时候，指出：“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40]。 -------- [39]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158－189页。 [40]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 《毛选》第五卷，333页，351页。 仍然是在同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里，毛泽东讲到“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说，“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虽然没有定量分析的数据，但国内“许多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总是令人惴惴不安；“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41]因此，“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42] -------- [41]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42页。 [42]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52页。 毛泽东在1月27日说：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 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 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 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 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 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 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 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这就是后来施之于反右派斗争的掌握斗争主动权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此时已经基本形成。 毛泽东随后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的讲话，3月12日作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前者同年6月在反右派斗争中发表，后者直到60年代才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公开发表，都对当时讲话作了“整理”或“补充”）。毛泽东这时真如他自己说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 据一份大事记，后来被称为右派首领的章罗联盟的章伯钧、罗隆基，曾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1957年3月5日至21日）讲过话： 章伯钧在18日会上宣传他的反动的“两院制”思想，说政协工作的内 容和方法也将日趋完善充实，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政协这个组织 可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议会制度的民主一环。罗隆基在19日 会上开始攻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说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 教工作岗位上来，也应该熟悉中国土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 的特性，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所期望的“礼贤下士”是有 矛盾的。[43] -------- [43] 《四个月的大事简记》，《1957年的春天》附录。学习杂志社1958年4月出版。 手头资料不足，不知道罗隆基有两句涉及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的话，是否也是这样讲的；毛泽东一再给予批评，显然认为是要害问题，使他印象甚深： 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 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44] -------- [44]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9页。 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 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 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 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 …… [45] -------- [45]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选》第五卷，484页。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46]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夺取中间派”，左派和右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47]毛泽东指出反右派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48]。而这场政治斗争的战场主要在知识界，就是这个缘故。 -------- [46]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52页。 [47] 《毛选》第五卷，425页。 [48]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45页。 反右派斗争是在1957年4月末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工商联分别召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多次座谈会期间开始酝酿，随后在6月8日正式开始的——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整风运动是在头一年就决定要在1957年开展的：“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49]这叫作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50]因此，共产党的整风是整作风问题，后来各民主党派、整个社会的整风则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 [51] ；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52] -------- [49]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 [50]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42页。 [51]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50页。 [52]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选》第五卷，457页。 这一全民整风自然是涉及亿万人，一直持续到1958至1959年的大跃进中。而在反右派斗争中作为孤立和打击对象的右派，最后划为右派分子的，据有关领导部门公布的数字为53万人。 四 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提出各个阶段的任务，是以对政治形势即各个阶级的动向、态势和力量对比的估计为根据的。 且看他对1956年下半年形势的认识。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 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 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53] -------- [53]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5页。 这个“去年下半年”，在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关于经济领域，人民日报6月20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 是由陆定一起草、刘少奇定稿的，据说此文中心是反冒进，把冒进说成是“上面逼出来的”，是公然对抗毛泽东1955年的几次批判，毛泽东认为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有原则性错误。政治领域的大事自然首推八大，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持有异议。意识形态方面，广大知识分子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鼓舞，思想开始活跃，例如文学方面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多少揭露了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像官僚主义等等的作品。有些评论性文章开始提倡独立思考，有摆脱教条主义的迹象。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前者是“左”，后者是右。“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54]；毛泽东的这一洞察，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方面，并且实际被广泛地普及了，例如：有些人反对的宗派主义，实际上是党的领导，有些人反对的官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毛泽东自认为1956年下半年把阶级斗争“弛”了一下，放松了一下，接着便要抓紧了。 -------- [54]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5页。 事情还远远不止是对1956年下半年形势的估计，更推广到对“过去七年”的估计：“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1957年6月8日）[55]怎样转为真的主动呢？“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56]。 -------- [55]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第五卷，432页。 [56]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第五卷，433页。 这是既定方针，这个方针不是在1957年4月末到5月上半月才确定的，而是经过毛泽东长期的深思熟虑，符合毛泽东从战争时朗开始就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中习惯了的思路。因为在反右派斗争前夕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右派，有些过去本来就是敌人，有些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成为革命对象即敌人的；“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57] -------- [57]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8页。 时过境迁，我们回过头来检视当年的“右派言论”，就我们的阅读范围来看，那些批评和建议绝大部分是提得对的。 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也说过：“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58]以“看得出来”判断善意和恶意，指控敌对情绪，这样做本身就带有浓重的情绪色彩，容易导致主观随意性。据此进行批判，就会离开耳熟能详的“摆事实，讲道理”愈来愈远；据此进行组织处理，就会悖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把敌情估计得严重到几乎要天下大乱，而按照比例，当时高级知识分子中左派、中间派合计约占百分之八十[59]其余便都是落后分子。——“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60]在运动中的估计，不同单位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可能多些，可能少些”[61]，以当时知识分子为五百万人计，所公布的53万名扣上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之数，正是百分之十许。终毛泽东一生，他不认为发生过“扩大化”的问题。 -------- [58]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6，427页。 [59]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选集》下卷， 163页。他说：“关于知识分子的目前的政治情况，许多单位作了统计。这些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约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60]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8页。 [61]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6页。 的确，当时有个别遭到严厉批判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张奚若，并没有被扣上右派帽子。这显然出于我们目前还不知情的某些考虑。 例如， 张奚若继5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座谈会上讲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之后，5月15日又讲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他最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我们从当时人民日报摘要报道的张奚若讲四种偏差的话看来，都是一些平实之论，不知道为什么会招致毛泽东尖锐的驳斥：“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功，近劳动人民之利。难道你要我好小喜过，急错近弊？”[62] -------- [62] 引自《班禅大师》，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也许我们只能试作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如同对资产阶级一样，一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而在阶级斗争的高潮中，要迫使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着重斗争，强调斗争甚至认为“‘整’也是治病救人”[63]，一斗一整，虽曰痛快，但势必把事情搞乱。 -------- [63]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9页。 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整风中所谓“鸣放”一说，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来。千百万人积极投入，他们的言论表明他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克服自己肌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便使大量开始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得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得到解决，避免发生像在匈牙利那样的事件。毛泽东也是立足于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希望通过整风，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解决“三大主义”的问题，摆脱因脱离群众而可能触发“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64]的危机；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的整风，则本来就是为了更紧地抓住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开展阶级斗争，完成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避免由于“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而最后形成“匈牙利事件”那样的政治危机。 -------- [64]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毛选》第五卷324－325页。 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是人们已经看到的了。但是对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教训是不是充分汲取了呢？ 鲁迅在《隔膜》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两文中，曾经对历史上的思想、言论、文学之祸作过一些犀利的分析： 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 “思不出其位”。……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 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65] -------- [65]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 他不过感觉灵敏， 早感到早说出来 （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政治家认定文 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 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 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 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 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66] -------- [66] 《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 鲁迅的概括是有普遍意义的。然而他没有能够看到中国进入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状况，我们更不能简单地以鲁迅的话来解释我们遇到的问题。反右派斗争乃至反右派斗争之前，由于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下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世界观、思想方法以至文化背景不同，人们之间例如党内与党外之间、 领导与群众之间、 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在思想感情、语词表达（包括对一些概念的理解）上确实存在着“隔膜”，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存在着角度、深浅和先后的不同。不过，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不是在宣布“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以后又来了一次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即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预演的反右派斗争的深层原因。 我只是在重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努力依照毛泽东的思路，去弄清反右派斗争甚至它的“扩大”化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进一步分析就非我学力所及了。 1992年12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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