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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 《文汇报》“自动”宣布停刊，职工除一部分肃反对象（其中有党员）留沪继续检查外，其余都迁往北京参加《教师报》，我被任为总编辑。《文汇报》 所以停刊，原因有二：（1）当时上海的第一书记（有名的“一言堂”）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不便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根据之一，1955年刚调来的党员副总编曾对人说， “我到《文汇报》 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2） 教育部正拟模仿苏联，创立《教师报》，乃派人与我们商量，商定吸收我们全部人员。《教师报》创刊后，我们心情是平静的，以为不论从事业的前途，还是个人的前途来看，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必然的结果。加上当时教育部负责联系和帮助《教师报》的副部长柳湜（后来也“扩大”成为右派）、叶圣陶遇事坦率商量，和我相处得很好。举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汇报》副总编辑某同志，曾把自写的一篇文章送柳湜副部长审阅，立刻被批驳：“《教师报》的稿件应由徐总编辑审决，除非徐铸成同志认为另应由部里审阅的稿件，且经由他签过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还。” 那年夏天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曾去前门饭店看一位香港来的政协委员。在楼梯口与《人民日报》的邓拓同志相遇，他热情地问我：“铸成同志，你是哪一天到京的？”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邓拓同志听了“哦”了一声，说：“我是听到你在主持《教师报》了。”接着他说：“我认为《文汇报》停下来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别的报纸不能代替的作用。”当晚我回家后反复沉思，《文汇报》究竟有哪些特色值得邓拓同志怀恋呢？人代会后不久，我去中南海听了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的报告，阐发中共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以后简称“双百方针”），很令人鼓舞。他在报告中还提到批俞平伯的《新红学论》，认为这是粗暴的批判，当场表示对俞先生道歉。我听了很受感动。过了几天，又听到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传达关于刘少奇同志两次对新华社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新闻工作以后不要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报纸应注重消息（新闻），创造中国特点。刘少奇同志还建议新华社不妨办一张自己的报纸，与《人民日报》比赛。又过了若干天，邓拓同志毅然把《人民日报》实行改版，贯彻中央“双百方针”，副刊上也刊了不少以前未有过的新品种，如杂文、喜剧等等。听钦本立同志说：邓拓同志已延请萧乾同志为附页顾问，帮助文艺作品的充实，还组织作家来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当时，我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和钦本立住的人民日报集体宿舍只隔二、三家门面。他常于公余来我家谈天。原《文汇报》的北京办事处在灯市口三号一条胡同里、那时改名为《教师报》城内记者站，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编委兼新闻部主任）负责。她有时也来我家，约钦本立一起交谈。对《人民日报》立新改革，以及“双百方针”提出后出现之新面貌甚为鼓舞。《教师报》一周出两期，发行数五十万份以上，我也很高兴。重要社论大都由叶圣陶先生执笔，他的文风清丽而晓畅，没有时行的教条气，深得读者的欢迎。我除每月组织两次编前会议外，多余的时间较多，除读书收报外，可在城内及四郊游览，甚觉安适。 大约在六七月间，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同志前来报社访问，他向我问道：“你近来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绪甚好，安居乐业。”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讲表面的话，你这位老办报的人，在这一家一周出两张的专业报纸里泡着，能安下心吗？”接着他对我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先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连忙摇头说：“你知道这一台戏是不好唱的。我有我们班底，现在都在《教师报》，光把一个人调去当主角，这台戏怎么能唱？”他听了大概觉得也有道理，不再谈下去，谈了些别的就告辞而去。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过，我就不知道了。 又过了些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应邀去波兰大使馆去参加该国国庆鸡尾酒会，我正和常芝青同志站在一起，相互交谈，他不经意地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听到我说没有，他就不谈下去了。我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里，立即打电话把钦本立、浦熙修约来，把这一尚待证实的消息告诉他们。大家都高兴，浦二姐在京人头颇熟，立即掏出她的小电话本，打了几个电话，向几位有关方面打听，都说毫无所闻。时已深夜，他们两位就告别回去了。第二天恰好当时任《教师报》管理主任的严宝礼来看我，得知这消息，自然也极兴奋。我们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结果，主张向老领导夏衍同志去打听。打电话到文化部，约他到灯市口的萃华楼便餐。夏衍同志向来关心我们，欣然赴约了。哪里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道确信。只说：“听到一些有关《文汇报》的消息，也未能证实，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电话，他也不清楚。看来中央还未完全决定，你们静静地候着吧。”第二天，浦熙修同志忽然想起，说：“我有陆定一同志办公室的专用电话，不妨试试，直接问问他。”陆定一同志回答：“这事中央已有决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关于新闻工作主要由副部长张际春同志管，等待成熟，他会打电话通知你们。你们安心等候着吧。”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没有几天，张际春同志的电话果然来了。约我和浦熙修两人翌晨九时在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面谈。翌晨，我们同到中南海，张际春同志立即出来会见，在坐的还有中宣部新闻处长。张际春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所以请你们两位来，作为正式通知。请你立即写好两个方案。一，《文汇报》复刊后言论方针；二，《文汇报》复刊计划，包括房屋、机器、设备和成员搬迁以及复刊时要多少基金等，希望开列清楚。中央盼望《文汇报》早日复刊，因此希望你们抓紧送给我们转呈中央审批。”他还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说：“《文汇报》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编辑，现分散参加各机关，我希望中宣部能帮助我们夺取一部分回来。办报好像一个戏班，单靠主角是唱不好戏曲。第二，《人民日报》经济组主任钦本立是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可请《人民日报》还给《文汇报》。”张际春同志说：“第一点你们可以开列一名单，我们将尽力向有关单位争取。第二点，钦本立的问题，必须《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肯放。你们是朋友，不妨先同邓拓同志磋商。” 回到办事处，严宝礼兄已在等着，我们简单谈了会见经过，请他准备写一份复刊计划草案。他认为这好办，找几位管理部的科长谈谈可以如期写出。编辑方针怎样写，我很费踌躇，当晚把钦本立、浦熙修同志请来一起商量。大家认为中央如此英明地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文汇报》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我心中无底。正在为难之际，钦本立对我说：“邓拓同志对《文汇报》极为关切，如果你愿意，是否可与邓拓同志约期谈谈？”从1949年新政协会议以来，我对邓拓同志的品格、态度就特别钦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对《文汇报》评价相当高，所以极愿向他讨教，当即请钦本立约好日期地点，我决定登门拜访。第二天本立就来谈，说：“邓拓同志很高兴和你，和浦熙修同志畅谈。明晚上他已决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时间，在《人民日报》金鱼胡同他们住宅里接待你们两位。”我们准时找到邓拓同志家中，邓拓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客厅落座后，我简单谈及《文汇报》复刊的打算。谈起编辑方针，我说：“只有一点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传中央的双百方针，至于如何具体地一点点写出来，我思想还不成熟。”邓拓同志对我像极熟的朋友一样，立即滔滔不绝地谈了几点看法：“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建立了知识分子们信任，你们要首先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已自己封锁多年，你们应当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有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外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如知识分子喜欢种花养鱼等等，你们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经验，谈谈这些问题。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的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广大农村的文化高潮。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些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谈。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谈好的，不谈问题。你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于得到真实的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来到。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苏联和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为历史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文汇报》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的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以上是邓拓同志对我们谈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亲切，而切中我们的问题。他为我们设想如此之深入而周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回到家中后，第二天一个上午，基本按邓拓同志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下午分别打电话给本立、熙修两同志，他们也完全同意。张际春同志第三天下午即与延见，我们把拟好的《文汇报》言论方针及复刊计划面交。张际春同志特别详细地看了言论方针，阅毕即对我们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 我们回沪后，党中央的批示也下来了，除批“照准”二字，还加了一句附文，“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 ， 我看了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党对我的信任。‘关于钦本立调回问题，曾一再商之于邓拓同志，他答复先借调，以后再办正式调动的手续。中宣部即将复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我上的副总编辑名单有下列几位：钦本立，柯灵（负责附页）、浦熙修（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刘火子、郭根、唐海，显然是把钦本立列为第一副总编的地位。复刊的方针规划和主要负责人选经中央核准后，地点问题曾有过一度反复，留在北京呢还是迁回上海，既然复刊后的《文汇报》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自然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领导为宜，机器器材及大部分职工眷属，搬到北京就地觅址复刊，以免搬迁的耗费。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那时上海领导的一言堂早有些戒心，曾向张际春同志请示，他说：“中宣部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我们曾向沈雁冰部长征询归文化部业务领导的意见，他表示同意，但兹事体大，他无权决定。”正在这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因公来京，姚溱同志特地作了一次安排，由他约石西民、浦熙修同志及我在浦的个人客厅进行坦率交谈，姚溱同志劝我们早日搬回上海出版，说：“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再说在哪里出版都归中央领导。中央一打电话，上海就知道了。”西民同志先自谦地说：“我调沪不久，很多老朋友多未及一一访问，对《文汇报》我们关心不够，今后有事希望随时找我谈，我如不在可和分管报刊的副部长白彦同志谈，总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我尽力代你们解决。”姚溱同志还说为了与中央报的同等待遇，以后中央的宣传大纲可以及时发给你们，也可以订阅新华社的《大参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备了几样小菜，我们四人边酌边谈，心情十分舒畅。在这一席三角四方会谈上，基本打消了我们留京复刊的计划，而姚、石两位同志后来也确实履行了各项诺言。 为了加强在首都的采访， 决定扩大北京办事处的编制， 请夏衍、姚溱、罗烈（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三位同志为北京社外编委，以便就近指导北办的工作。另外还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分别地请各方权威人士及（文汇报》老同事参加，发表他们对《文汇报》复刊后的意见和希望。很多位对《文汇报》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张奚若、章乃器、陈劭先、翦伯赞、侯外庐等先生都欣然应邀参加，发表了极宝贵的意见。教育部的柳湜副部长等以《教师报》的名义，设宴款待我们，庆贺《文汇报》复刊，并对几个月的合作表示感谢。 留京该办的事已告一段落， 我乃于8月初飞上海，着手于复刊的工作。在我之前，严宝礼同志已回上海，接洽社址、职工宿舍，以及搬迁的各项具体工作。我们的意见，复刊后的《文汇报》必须有一定的质量，有好的内容，而我们本身的实践有限，应广泛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办好这张报。经多方邀请，决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罗竹风、陈宗孙、李凯亭（体委负责《体育报》的主编）等为社外编委，定期开会，为《文汇报》撰写专文，并出主意，审阅稿件，平时，我也向这些专家登门求教。经过一个月认真的试版，我认为操练已成熟，自己看看样版也有自信了，于是决定1956年10月1日国庆日正式复刊。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全面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是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文章外，还连载了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老一代革命家朱德、魏文伯、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附页中有彩色版，主要为实行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 我们编辑分工，除我总揽全局，着重抓一版社论及要闻版外，钦本立同志协助我工作，并全面掌握二三版的学术论文，贯彻“双百方针”。钦已兼任本报党委书记，他还经常联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晚必和浦熙修同志通电话，有时还向《人民日报》联系。副刊各版由柯灵同志负责领导，刘火子及郭根同志主持新闻版版面，各外勤新闻组则由唐海同志负责。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宦邦显同志赴四川，金一毛同志赴浙江等，都写出了极有内容，极精彩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了作家撰写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邓拓同志曾前后给我三封信，表示赞扬（后来这些信都被报社运动办公室撬开我的抽屉搜去）。钦本立同志赴京把关系正式转来时曾对我说，邓拓同志曾对《人民日报》同志说，应当全力支持《文汇报》及俄文《友好报》。我当时除由衷的感谢外，也体会到他如此支持我们，因为他目光远大，着眼在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一位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进人物。《文汇报》当时的一点成就都和他的启导和鼓励分不开的。 回顾在我主持《文汇报》的30年中，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令人难忘。一个是抗日战争后，从1949年到翌年被封的这一段时期，另一个就是那复刊后的《文汇报》，直至黑风匝地而起为止。不论版面内容的充实，生气蓬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下场”，留下令人难忘的记忆。 1957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 我接到市委宣传部的通知，要我于翌晨去参加在锦江饭店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内容没有说明，只说会议很重要，必须本人准时参加。第二天，我去参加，有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士，陈望道、陈平守、傅雷、周煦良、孔罗孙、周信芳及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吴永刚、石挥等都到了，还有一个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姚文元（当时文艺处长为张春桥），《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也参加。由石西民部长作简单讲话，说：“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今天到会的都是党中央邀请的对象。因时间仓促，我们昨天才得到中央电告，务望各位同志原谅。我们已定好车票，今晚某时的某班火车出发。各位辛苦些，会毕即料理公事业务，整理好行李，以便准时登车。”上车时，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车上招呼。按他当时的地位（更不是闻名），似乎和其他去参加者不相称，我想大概是作为部里的干部去开会的吧。 第三日上午到北京，上海的干部全都安排在阜城门外百万庄招待所里。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为之兴奋的下面一段话，是：“国内形势是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听到他讲话时，不时引起轰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一直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后来老先生的两类矛盾出来了，到发表时又加了一段，说：“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段话讲话时没有，是文章发表时加进去的。 我们那天回到百万庄，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这时特地来作了启发报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以后我们又与各界代表按界分组座谈意见和体会。听说也有不少代表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尚有疑虑，有时有人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电影名演员石挥同志还以滑稽的口吻说，这正如电影《甘露寺》中所说的：“贾化。” 3月10日下午， 我饭后在灯市口一带散步，刚回到北京办事处，《解放日报》的杨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着，说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我到处找不着你，现在赶快坐我的车去吧。我没有坐定，即相携登车，赴中南海。到了一处院落，院墙粉刷陈旧，一丈间客厅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四周围着座椅。我被引到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等在门口。听到康生一一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接着慈祥地对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看看其他报纸。”毛主席的赞赏使我心中涌上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我们大概已是最后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邓拓、金仲华、王芸生、赵超构及舒新城，其他还有几位我不认识，反正没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首长在座，也没有中宣部的陆定一和周扬同志，仅有康生陪同接见，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着金仲华同志，邓拓同志坐在我对面。康生先说：“今天毛主席全天邀约新闻出版界的朋友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地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主席含笑答道：“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也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是有了二十多年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毛主席接着说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会学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克思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他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青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的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小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说他片面性较少呢？接着我发言的是金仲华同志，他认为政府对报纸控制太紧。自从各报开展“双百方针”宣传后，各报的读者都大大增加，但政府仍按原定额配给白报纸，困难越来越大，希望主席了解此情况，让有关方面设法减轻出报的困难。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有关部门当然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不具体了解。”正在这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夹着一个皮包，匆匆赶到，进入会场。毛主席很风趣地说，钱武穆王的后人来了，这个问题请他给你们解决。钱俊瑞同志开始有些惶然，经主席扼要说明问题，钱俊瑞同志答应向各方面了解，适当增加各报的白报派配额。以下还有几位提问，主席一一作了答复，内容摘要载于《毛泽东同志与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后来毛主席问到：“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在政治思想上说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就是高价批评。”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说下去。”我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判相当尖锐，也有一些提不同意见的。我们故意放一放，让人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展开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主持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的小结，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见约谈了两小时。我们辞出后，我立即赶到北办，向全体同志详细谈了毛主席对《文汇报》的评价，以及主席对出版新闻界的讲话。当时由记者姚芳藻同志详细记录，当晚即密封一份给上海。北办人员听了很鼓舞。 那两天毛主席分别接见了教育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大概在十二号晚上，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体代表开会，由陈望道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谈话，徐平羽同志（当时上海文化局长）汇报毛主席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情况，我则汇报毛主席会见新闻出版界的情况。记得姚文元这小不拉子正坐在我旁边，我汇报完毕落座后，曾低声对他说：“主席还表扬你的文章呢。”他脸红、点头，不掩其得意之色。在此以前，新闻界曾举行小组讨论会，我曾去参加，到的迟了几分钟，主持会议的邓拓同志招呼我坐在他身旁，说道：“铸成同志，请你多发表意见。”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意见可提。”所以这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无论大会或小组会我都没有发言。 在大会期间，邓拓同志即告诉我，中国新闻记者访苏代表团即将在本月出发，团员人选已经决定，请你任副团长。我很感惶惑，怎当此重任呢？后来想有团长在，我挂个空名，大约也负不了什么责任，就欣然答应了。 这篇文章是专门谈1957年那场阳谋的详细经历，我们访苏的见闻我不想多谈。简单谈些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和苏联的日程安排。第一件事，我们刚到苏联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件后刚刚上台的卡达尔到苏联访问。苏共中央特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欢迎酒会，我们应邀参加。走近主席台时，看清楚几位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及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全部神采奕奕，笑容满面。真想不到，我们回去不久，苏联即发生所谓“五月会议”，其中大部分人都被赫鲁晓夫指为反党分子，从此被赶下了台，或贬居、或降职。 在那次晚会上，还会见了不少苏联作家，如西蒙诺夫、波列伏依等等。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总理出了不少力，卡达尔对中国很感激。当苏联朋友把我们向卡达尔介绍时，他对我们热情地握手，还和我拥抱。 第二件事情是赫鲁晓夫的会见。在临走的前几天，陪同我的苏联外交部人员说，赫鲁晓夫可能要亲自接见你们。会谈后，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合影留念。合影时，我靠他站着，他还挽了我的手。“文革”时，这张照片害我吃了不少苦头，被造反派抄家抄去，指为我的反革命罪证之一，使我多尝了喷气式的味道。 那时国内整风运动已全面展开，鸣放已入高潮，大家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如当年延安整风一样，怕错过锻炼改造的好时机。 我们决定5月9日回国。这次访问历时四十四天，收获不少。加上回京后又处理了几天事务，那时所谓的鸣放，已接近尾声。在莫斯科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淡；而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编辑的一般常识，为什么《文汇报》这一段如此火上浇油，我很不安。 到京的傍晚，即和钦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如此之大。他对此含糊答复，直到“文化革命”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原“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 回京的第二天晚上，先访了邓拓同志。先向他汇报访苏经过。他说：你们这次出国很成功，完成了任务，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还是说说报纸的工作吧：你们出国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经接近30万了。我说有些标题太火辣辣了，我是不放心。他说：这些是小毛病。接着他对我说：“我们《人民日报》也提高了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紧。比如我准备一组题目，共十篇社论，报上去后一直没有消息，写好的社论稿大部分扣压了。只其中放下一二篇‘把我们计划全搞乱了。接着他悲愤地说：“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 留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曾在办事处设便宴与全团同志欢叙话别，感谢他们的合作。那时浦熙修同志正参加全国政协东北考察团，尚未回京。我向来每次入京，必须访问的夏衍、姚溱两位老领导，这次因时间实在仓促，未及拜访。至于章伯钧、罗隆基等民盟首脑连影子也没有见过。飞回上海后即以全部精力写访苏见闻，差不多每隔一天交出一篇。白天无非去报馆看看，打算在访苏见闻写完后，正式上班。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曾到我家中希望我参加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我说正在赶写访苏见闻，而且《文汇报》现在党与非党同志很融洽，合作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谈，坚决地回绝了。第二天白彦副部长又来说，谈得很热闹，你一定去听听，会也快结束了，我们不准备发给你出席证，你拿我的证，下午一定去参加吧。说着即掏出他的出席证交给我。盛意难却，我当天去了。发言确是争先恐后，发言的内容差不多集中在消除党群之间的隔阂即“拆墙”的问题（听说这一名词还是中央某首长我出来的）。记得那天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发言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发言，说他毫无实权，一切由党委书记说了算数。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有一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赴京，还贴出了告示说，在他离职期间，校务由校长代理云云。我由此触发，要求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发言。大意说：墙是很容易拆掉的。只要彼此尊重，有共同语言，党与党外人士就可以水乳交融，很好地进行合作。我举《文汇报》为例，说我和钦本立同志等就合作得很好，遇事坦率相商，《文汇报》就不存在墙的问题，可见作领导的党员至少要懂一点本行的业务，如果完全是外行，那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现在领导干部应当懂行，已成为常识，可是我那天的发言却闯了大祸，被指为“大毒草”，说是“推广反党经验”，而且不久进行“反右”斗争，伟大领袖还进一步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的规律。”当时钦本立同志问我，这个发言要不要见报，我说当然见报，我认为我问心无愧，一片热诚想介绍当时《文汇报》党内党外坦诚合作的事实，来平息社会上“墙”能不能拆除的争论。即以后来发明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来检验，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后来一声令下，“反右”之风匝地而起，这就成为我的重要罪证之一了。 运动是由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一篇文章开始， 接着6月初的 《人民日报》 社论《这是为什么？》作为序幕。我当时还很坦然，《文汇报》复刊言论方针是经中央审批的。（人民日报》另一篇社论（据说是伟大领袖亲写的）是《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主席亲口对我肯定并表扬了《文汇报》，可见一个时期是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而这次会议刚刚闭幕，我就到苏联去了44天， 回京到5月中旬，所谓“大鸣大放”已经过去。回沪近5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号角吹起的时刻，我为赶写访苏见闻，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么责任呢？我有什么可检查的呢？邓拓同志十分关心《文汇报》和我，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前就电告我和钦本立同志采取主动，先自动检查。我怎样也不知道如何落笔，到深夜才勉强写成一篇社论，大意说，我们响应号召，展开了“双百方针”的宣传，想不到引起读者这么大的响应。这就是被伟大领袖指的“《文汇报》写了检查又写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有些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面人物很像，演正面人物总是不像”。在同一篇宏文中，还明确指出，“大鸣大放，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他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原来一切都是早已部署好的。 上海的运动从抛出陆诒开始，市委宣传部希望我接替陆诒，立功赎罪。我断然拒绝。过了几天，由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国民党立法委员开始点了我的名。我想到风已慢慢刮了，但是还没有想到雨点会溅到我身上来。钦本立同志说，我们不妨去看看石西民部长。见面后，石西民同志对我说：我是了解你的，但我作不了主，必须请示柯老。于是我们又设法面见这位“一言堂”，他开头就说：这是不能由您一人负责，我已对钦本立说过，你的一只脚早踹入右倾泥潭里了。又对我说：“你自己从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他说了一段话，使我惊心动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原来他对知识分子是这样看法，不愧后来被称为好学生了。 正在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我赴京出席。初到京时，曾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三位先生一起共酌。我们四位“酒仙”，照例每年必聚一次的。云彬兄叹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了几次，恐怕这次在劫难逃了。我还宽慰他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为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出来拥护党。云彬兄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为不会有什么万一了。叶、郑两位也说：时局真是有些看不远，究竟要发展到什么地点。过了一天，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在去年民盟新闻小组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昼日见鬼。新闻界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预设的安排。不是那篇宏文就说，“章罗联盟”的罗隆基与“文汇报”编辑部是右派系统的两帅，两帅之间还有一个能干的女将浦熙修吗？我翻阅1957年当时的日记，可以看出完全是有计划、有领导、按步骤进行的，而且早就作了精心的安排。关于纲领性的文件，自然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宏文印成文字时比1957年我们听到的录音，大部分已大改动大补充，这是尽人皆知的，斗争的对象也一步步有计划、按步骤推开。就民盟范围来说，先是创造一个章罗联盟，集中力量斗章罗两位，从而涉及浦熙修，然后抛出索涉兴教授。在差不多的时间，也以我为中心之一，然后一步步推开到各省市的民盟负责人（名之曰“章罗联盟代理人”），同时揪新闻界的盟员，最后牵到基层。斗争的方法也非常技巧，当集中力量斗章罗的时候，除积极分子外，已点过名的，也用种种方法威胁，鼓励他们参加批判揭发，以立功赎罪。 7月初， 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同志到办事处来看我，说：毛主席十分关心我，毛主席昨天接见赵超构同志，他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我，说：“徐铸成同志的包袱比你重，但无论怎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别叫我来传达他的意见，我在是年7月2日的日记照抄如下： 这几天的教育对我特别深刻。从来京后，反右斗争步步深入，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反右斗争的战场。三星期来，我的体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天比一天提高。初来京时，还没有认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经过斗争检查分析，才开始认识了。满头大汗，人像掉进水里一样，不知怎样才能安排自己，党对我还是采取帮助和保护的态度。当时正在《北京日报》礼堂举行全国记协反右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对我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这是被放在火烧阶段，而浦熙修则早以列入打倒对象了。 （摘自《国情研究》1989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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