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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撑不着、饿不死的命 1956年3月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4月被团中央批准专业创作。从此，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养家糊口。 当时年仅20岁的我，竞有如此胆量，一方面是因为我不知天高地厚勇气大，一方面也由于50年代稿酬高，收入多。 1957年“反右”前，小说稿酬每1000字分别为20元、18元、15元、12元，我的小说1000字18元。 然而，出书付酬，完全照搬苏联方式，3万册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费。发表之后出书，出书又印数多，稿酬收入也就相当可观。 我专业创作时，已出版了4本书，收入情况如下：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 ，4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6．3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字45元，收入1800元左右。 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6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4万多册，两个定额，每1000字30元，收入2000元左右。 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 ，10．4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6．8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字54元，收入5000多元。 中篇小说《夏天》，11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10万册，四个定额，每1000字72元，收入8000元左右。 光是这4本书，我收入一万七八干元。稿费收入的5％交党费，但不纳税。 存入银行， 年利率11％，每年可收入利息2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元，相当于一个12级干部的工资。那时的物价便宜，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猪肉6角。我买了一所房子，住房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并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只花了2000元， 加上私下增价500元，也只花了2500元。这个小院我已住了33年。前几年大闹“公司热”时，曾有人出价20万元买我这所跟中南海相邻的小院。本人奉公守法，拒不高价出售。平价当然也不肯卖。 我专业创作之后， 立即下乡挂职，当了个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到1957年8月划右的1年4个月，主要致力于50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的创作，一年多只发表了3个短篇小说和3篇论文， 从报刊上得到的稿费不算多。但这一年多出版了3本书，却收入了6000多元，也不算少。最有意思的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的《瓜棚记》 ，只是个1万多字的小册子，但是印了17万册；六个定额，稿酬每1000字竟达108元。 当时，我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定于10月1日国庆节出版，印数10万册，其中5000册是精装，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3．5万元。 因而，我打算拿到这笔稿费，深入生活10年，10年之后拿出多卷体长篇小说。我想花5000元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盖一座四合院，过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10年内虽然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但每月的利息收入仍可使全家丰衣足食， 我是个“撑不着， 饿不死” 的命，没等《金色的运河》见书，就被划了右。《金色的运河》被装在一个棺材形状的木匣里，从印刷厂退了回来。我在无限悲忿中将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埋葬在院里的第三棵枣树下。1962年我摘掉帽子，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一位者编辑向我要这部稿子，我拿起铁锹开挖，木匣已经腐朽，稿子变成烂泥，可谓尸骨无存。 我虽有2万元存款， 但“反右”之后利率年年下降，到“文革”前已降到年利率3．6％，所以，利息已不能维持生活，年年都要吃一部分本金。本金年年减少，利息也就年年降低。 1979年1月24日我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银行存款只剩下2300元，坐吃山空已经亮了囤底。 天不灭刘，我活着熬出了头。 走村串户的“无任所大使” 1956年春，我回乡挂职体验生活，当了个乡党委副书记。挂职，也就是客串，人家并不当真，自己也不能以假乱真。官场有一套看不见摸不着的规矩，不可随心所欲。所以，除了开会，我每天都溜溜达达，走村串户，整个儿是一个“无任所大使”。 那时，衙门口小，乡里的干部只有书记、副书记兼乡长、乡秘书和乡公安是国家工作人员，副乡长以下的都是农业人口但吃商品粮的社调干部。生、旦、净、丑，一人数任。大家虽有分工，却必须围着中心转。也就是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只有我这个“客卿”真正是“不管部部长”。三夏大忙，我却像个二流子，于心不忍，脸上发烧，便主动要求抓供销社的筹建。 我一不要人权，二不要财权。理事会和监事会没有我的名字，主任、副主任、会计、营业员……我没有安插一个私人。那时是建国初期，百废待举，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乡党委和乡政府的办公地点，是在一个被没收的反革命地主分子的旧宅院里。乡党委书记是个蜕化变质分子（后来被开除出党，戴上坏分子帽子），想趁建立供销社之机，向上伸手，要一笔建房费。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是“中央派下的人”，又列席县委会，受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尊重，他口头上没有跟我唱反调，但是心里结下了仇。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他无中生有给我抹了不少黑，扣不少屎盆子。 我走遍全乡几十个村庄，劝说农民掏钱入股。我不会骑自行车，雇了一辆二等车（自行车带人）东奔西走，南来北往。我对农民讲，掏钱在供销社入上一股（一股一块钱），便成为供销社的东家，平时买东西享受优惠，年终还可以分红。我当时虽然只有20岁，却是这一方乡土的“知名人士”。农民相信我说的话，纷纷入股而以东家自居。有个10岁的小女孩，拿着一块多钱，想买几尺花布，做一件小褂，跟我在路上相遇，听了我的劝说，竟然也把买花布的钱交给了供销社。这个女孩，就是我在后文中要提到的秀子。 供销社正式挂牌成立。主任、副主任、会计在乡党委和乡政府挤出的一间老房旧屋里办公。长工棚成为门市部，磨棚和碾棚充当仓库。我在成立大会上讲话。秀子从几里外前来给爹打二两酒，我亲自为她服务，二两酒足有半斤，还笑着对她说：“东家常来照顾。” 40年过去，供销社又归去来兮，正在恢复原状。只是我已老、弱、病、残，不能再为供销社奔走鼓呼。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 1958年3月， 我被划定为三类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回乡劳动，以观后效。几天后，忽然接到通知，胡耀邦同志要找团中央系统具有代表性的右字号人物个别谈话，每人30分钟。我是其中之一。这一天上午，我来到团中央。等候没有多大一会儿，便被传到小会客室去见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紧紧握手，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目光，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 我莫名其妙，但是断然地一摇头，说：“没有！” “有没有想过自杀呀？”耀邦同志又迫问一句。 “没有！”我还是摇头。 “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耀邦同志打个手势，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他面前茶几上的香烟推给我。 我不假思索就答道：“5年后，我在哪儿摔倒的，还要从哪儿站起来。” 5年之期，是茅盾批判我时讲的，我便信以为真。 “好……好样的！”耀邦同志口吃着高声喊道。“20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 20年？5年的4倍……我心中一沉，苦笑了一下。 “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耀邦同志放下了脸喝道。 我低下了头，吭哧着说：“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我把毛泽东、陆定一、安子文、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等批判我的片言只语，缝连补缀回答他。 “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耀邦同志不耐烦听我言不由衷地鹦鹉学舌，怒气冲冲地挥手打断我的话。 不是大反社会主义而只是骄傲，耀邦同志给我的定罪，怎么跟毛主席大不相同呀？我不禁为之愕然，直了眼睛张大嘴。 “你连我也看不起……”耀邦同志又点起一支烟，声音平和了一些。“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自从1952年冬季我第一次跟耀邦同志谈话以来，耀邦同志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可敬佩又倍感亲切的导师，对他的话我没有一句不听或打折扣的。我20岁就结了婚，便是他的主张，为的是结了婚可以避免在男女关系上出现问题。我怎么会看不起耀邦同志，怎么能不听耀邦同志的话呢？ “我没有……没有！”虽然我已沦为贱民，只有到处低头认罪的份儿，但是在耀邦同志面前，我不想违心和伪装。 耀邦同志叹了口气，神情报难过，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1956年春，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我是个“闹将”，带头对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闹了一下。大会的某位负责人告了我的状，团中央的某位书记要处分我；耀邦同志没有同意，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对我的观点很欣赏，但是不赞成我在大会上折腾，说我这是延安“轻骑队”的作风，更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的领导。我认为耀邦同志听到的情况反映，跟事实大有出入，便争执起来。耀邦同志见我如此不知好歹，也发了火，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最后他声严厉色地对我说：“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 所谓“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是这样的：我和耀邦同志初次见面那天，耀邦同志就和我约定，要我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我虽然很觉荣幸，但是又怕打扰他的工作，难免攀附之嫌，所以从没有主动要求一次，每次谈话都是他派人找我，1956年冬季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对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如何评价，我和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同志发生争执。我是十足的以下犯上，这位主要领导同志也是极端的专横独断。对于这位老作家的这部作品的看法，我深受耀邦同志跟我一次谈话的影响，耀邦同志看过这部作品，评价不高。我在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其实是“述而不作”。我顶撞文艺界主要领导同志不久，耀邦同志便找我谈话。我“心中有鬼”，就找了个借口，编个瞎话没有去，这便是“请也不来”，此后，文艺界颇有流言，说耀邦同志对我宠纵溺爱，我才无法无天横反；有位老作家更封我为“团少爷”，与“党老爷”相映成趣。当时我才20岁，不懂人情世态，估摸这些流言也会传到耀邦同志的耳朵里，对我的印象可能更不好了，也就更不想找耀邦同志谈话。 1957年春天，我被一些人像放风筝一样捧上了天。有如无酒不成席，许多座谈会没有我参加便不够味儿。轻骑队横冲直撞，终于一头碰在了《讲话》上，惹得龙颜大怒，招来塌天大祸。 耀邦同志和我的话别，早已超过30分钟，工作人员几次开门示意，耀邦同志只得结束这场谈话。 “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3分钟时间，赶快说吧！”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二年？”说出这几句话，我泣不成声。 “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耀邦同志站起身，板起面孔，“我把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 “屈原《离骚》。” “会讲吗？” 我没有吭声。 “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篙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呵，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快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 我点了点头。 他送我到小客室门口，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说：“好好干，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20年后，耀邦同志主管全党全国的平反工作，我给他写了信，他回信叫我去谈话。一见面他就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我提起20年前的往事：他跟我话别时最后那句预言。耀邦同志仰脸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是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 深埋在我心底的隐痛 我仍然怀念1957年因遭厄运而被我“活埋”的《金色的运河》。 《金色的运河》长达50万字，以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为主旋律，是一部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但是，由于我1955年10月到12月曾担任团中央湖南工作组组长，搞过两个乡的合作化，又从1956年4月起回家乡担任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 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反面情况了解颇多；因而这部长篇小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主题之外，也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有所描写和否定。这就显得比当时的同类小说大胆和贴近生活。 当时，我正鼓吹小说的主要功能是美育，又声称要使自己的小说更乡土化；因此，这部长篇小说的风土人情描写很多，地方特色比较鲜明。 我写《金色的运河》时，主题思想十分明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宣传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必然到来，已经到来。 现在，当然不能这么写。对于农业合作化如何评估？40多年的经验教训，引起我们种种反思，但是还难下结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那么，邓子恢的“小脚女人”速度慢不慢呢？农业合作化有没有必要？搞一搞好还是不搞好？今后又当如何？对于我这个亲历其事的过来人，不能不想通了就盲目创作。由此可见，文学和政治是难解难分的。 在我的“一口气写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中，也不打算再写农业合作化。 1955年冬季，我率领工作组进驻湖南丘陵地带的一个村庄。夜晚在礼堂里召开群众大会，农民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而来，黑夜中像几条蜿蜒起伏的长龙。我给他们讲话（由一个懂普通话的当地干部翻译），向他们描绘前途美景如画，很快就过上人间天堂的生活。 但是，3年后的1958年，彭德怀到这个地区视察，看到的却是一片破败景象， 愤而为民鼓与呼。难道3年前的我是以谎言欺骗这里的农民吗？我在离开北京之前，首长给我们的训示，也是这么说和这么讲的，难道他是在欺骗我之后又指使我去欺骗农民吗？当然不是。我和派遣我的首长，都曾坚信我们的许诺必能实现。回忆这段历史，我仍然激动得心跳，又伤心得想哭。我要写，就得写出这两种情感的交织和纠葛。 我担任党委副书记的的乡和大社，领导班子恶人当道。在1960年为平民愤而开展的“反共产风”运动中，党委书记被开除出党，管制3年，乡长判处8年徒刑，副乡长判处15年徒刑，信贷社主任判处12年徒刑，大社主任被开除出党。我和这些人朝夕相处一年多，耳闻目睹他们的种种劣迹，多次向上反映。我的小说《田野落霞》中写了这些人中的一个。那时我和他们曾进行过一点点斗争，失败的是我。后来证明他们都是恶人，遭到了应得的报应，然而我已戴上右字号铁帽子…… 剪不断，理还乱，是隐痛。 扣在我头上的三个屎盆子 1979年1月24日， 共青团中央彻底改正1957年把我错划为右派的政治结论，逐条批驳和否定强加在我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我至今对这个改正结论非常满意，称赞这个结论写得像悼词一样好。 但是，有三个扣在我头上的屎盆子，错划结论中并无记载，改正结论也就无法予以澄清。然而，这三个屎盆子的臭气流传甚广，对我的伤害极大，不消除影响我很窝心。 一个屎盆子是“为3万元而奋斗” ，一个屎盆子是“带着馒头下乡”，一个屎盆子是“每月只交一毛钱党费。 “为3万元而奋斗” 的揭发人是从维熙。我听到的原话并非如此。这是为了把我搞臭，记者受命歪曲的。从维熙写有《走向混沌》一文，据实更正，我就不再赘述。 “带着馒头下乡”也是我的一位老友揭发的。当时，我在京东的家乡挂职，这位老友在京西的山村体验生活。我俩返城休假，在我家小酌，谈起农村在高级合作化以后，粮食产量下降，却浮夸丰产，实行高征购，农民口粮不足。这些情况，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那本《毛选》五卷中，有更详尽的记载，不是我和那位老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在家乡挂职的职位，算是乡和大社的领导人之一，在乡和大社机关吃饭，有酒有肉，不缺香油白面。然而，看到乡亲们吃不饱，尤其看到本族同宗的老人、小孩饥肠辘辘，心里很不好受。于是，每次回城，都买15斤左右馒头，装在一个大人造革手提包里，拎回来分给大家打一打牙祭。如果是为了自己食用，完全没有必要付这个辛苦。因为我享有乡和大社领导干部的特权，吃喝不比城里差。 我这位老友揭发，跟从维熙一样，本是为了敷衍塞责。谁想，竟然引起茅盾先生的浓厚兴趣。在对我展开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批判中，茅盾先生写了两篇批判文章，做了一次长篇批判发言。书面和口头，每次都痛斥我的“带着馒头下乡”，而且把带馒头的方式从拎提包改为挎篮子。如此艺术加工，颇有乡土风味。 1957年我的年资和级别，不能坐小车，那时的小车也比现在少得多。我往返城乡，要换乘几次市内公共汽车和郊区长途汽车。馒头装在篮子里，而且挎在胳臂上，多次换车岂不要被挤得七零八落？我当时就想，以茅盾先生阅历见识之深广，生活经验之丰富，怎么能说出和写出如此违背生活常识的话语呢？ 茅盾先生逝世，一些人耽心我不忘旧恶，可能拒不参加向茅盾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我没有那么心胸狭窄，多少还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人量事。这两个活动我都参加了，对这位文坛老人尽到了晚辈后学的敬礼。 回忆“每月只交一毛钱党费”的冤案，我更痛心。 揭发此事的人，是一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大姐。她是一位老革命，我出生那年她就入了党。我们亲如姐弟，两人无话木谈。我划右后，她也被内定为右派，为了立功赎罪，把自己从恶运中抢救出来，便不顾情义和事实，干方百计加罪于我，开脱自己。 50年代，按照缴纳党费的规定，中学生中的党员每月交五分钱，大学生中的党员每月交一毛钱。我在中学时期入党，后来又上大学，交过五分也交过一毛。由于50年代稿费高，我已经是个“万元户”所以我每月又交一部分稿费，到1957年累计已达两三千元。这位老大姐故意只说一面，掩盖另一面。各路报告急需此等“臭闻”，便一不服本人核对，二不向组织部门查证，纷纷捅了出来。姚文元著文惊呼：“令人不寒而栗。” 这三个屎盆子扣在我的头上，我并不想逆来顺受，几次进行解释，说明真相，都被斥为“纠缠小事，趁机反扑”。于是，这些污蔑以讹传讹，更被坐实。 那位老革命大姐，最后还是被划了右，4年后身患癌症惨死。1987年，“反右”斗争30年，我写了一篇怀念她的文章，记述我对她的感谢和哀思。这也是她身后唯一的一篇悼念文章，不少熟人读后感动得落泪。 呵！往事不堪回首。 抚今追昔，不堪回首往事话当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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