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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祭绍棠西行一周年 从风华少年到落难才子 绍棠已经离开他固守的文坛一周年了。作为他年轻时最好的朋友，当他离我而去的时候，我麻木而伤感的心绪，使我无法拿笔去写祭悼他的文字。当时，向我约稿的报纸很多，但我都婉拒了。所以如此，我觉得我的感情还需要沉淀。试想，两个已然结识了几十年并共同经历了历史上风风雨雨、晚年又产生了对生活不同认知的友人，该有多少令人沉醉、令人心酸、令人心悸的往事，它们一起涌入心扉，我是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冲击波的。 1997年3月12日清晨，我还在睡梦之中，妻子突然摇醒了我——她正要去上班，神色有些恍惚， 像有什么心事欲言又止；经我追问，她才告诉我，刚才早上7点30分，作协陈建功打来电话：绍棠于午夜去世了。她安慰了我几句，便上班去了。我立刻披衣坐起，继而穿衣下地，抓起电话想向绍棠家里询问一些情况。但我很快又放下了电话，此时此刻，他家中一定乱成一团，都奔往宣武医院去了。 绍棠是由糖尿病而脑血栓，又由脑血栓而并发了肝脏病而离去的；而医治这些病症，宣武医院并非是最合适的选择——因而我推断又是出于绍棠的个性固执所致。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来自于他的早熟；从我结识绍棠那一天起，我就发现他的自信，是与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同步增长。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文学少年时的他，像一颗灿烂的星，升起在文苑星空，在一代文学新人中间，几乎无人能够与之媲美。我最早看见他的文章，是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小说《九月里，高粱红》（这并非他的处女作），之后，我陆续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他的小说《红花》、《青枝绿叶》，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和《人民文学》上读到他的《摆渡口》、《大青骡子）……他将运河的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撤进当时还比较单一的文学园地——我结识绍棠，可以说不是从他笔下的人物，而是从他字里行间的水草的芳香中，走进他的艺术境界的。少年时，我在通县上过学，曾像一个赤子，在那些芦苇和蒲柳环绕的河边嬉戏而乐不思归；因而可以这么说，绍棠的作品，是唤醒我文学梦幻的第二个人（第一颗启明星是孙犁）。 在记忆中，我是在《新民报》副刊的一次集会上第一次见到绍棠的，我当时十九岁，而他当年只有十六岁。十六岁的他，坐在会议桌的前排，白净的脸上过早地戴上一副土黄色的眼镜，侃侃而谈地说了很多有关报纸副刊的特色问题。我腼腆地坐在后排座位上，静听着他的宏论，心里对他升起崇敬之余，深感自己的无知。能不能这么说，绍棠是一个早熟的少年才子，上帝赐与他的先天文学秉赋，使他在年少时就已然超凡，以五十年代初期而言，把“鹤立鸡群”的文学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无任何过分之处。当时参加会议的青年作者不少，都没能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都被时间淘汰），而绍棠则给了我天之骄子的形象——这种深刻并使我为之动情的认知，成了我和他之间友谊的基石。 绍棠非常善饮，记得头一次与他在东单拐角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不少的白酒。洒后复童真，他纵论文苑形势，对当时文学领域里的公式化、概念化，表示出强烈的不满。绍棠认为中国写农村生活的作家中，只有孙犁与赵树理，各树一帜，各自成家；但是从文学感情张力而言，赵树理是无法与孙犁相提并论的。绍棠在那个年代，比我的思路宽阔多了，我当时只知道以笔为犁拼命地耕耘，没有他想得那么多。尽管我也不喜欢赵树理的作品，但他有自己的读者群体，记得我叔叔（四十年代的一位先锋派诗人），就非常偏爱赵树理的“土”。当然，这也可以看成绍棠的少年自负。但是不管怎么说，历史验证了青少年时代的绍棠，是一个有见有识的作家，而非人云亦云的文人。如果把他的这些行为，解释成他的“不知天高地厚”（反右时对他批判的常用词汇），他也是有这种资本的，他在初中时写下的《青枝绿叶》，选入了高中语文教材中；而他当时正在潞河读高中，语文教师不得不请他亲自讲解这篇小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还有谁能有此殊荣？ 我一直认为青少年时代的绍棠，是新中国文苑孕生的一个不凡奇迹。他性格外向，外向到无遮拦的程度；他读的杂书极多，谈起话来总是旁征博引。他的记忆力更使人惊愕，现实到解放大军中的将帅们的出身历史，远古到二十四史中的人物轶事。他都能从远逝的时间经纬中召之即来。为此，我每每与他对坐闲谈，常有聆听教益之感。如果我非要从我青年时代的记忆中，寻找一点他的不足，也许就是他的才赋使他有一点“非我者谁”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的形成，不是他有意显露，而完全出自于他的天赋本能。 始自1956年之后，有见地、有锋芒的青年作家作品的涌现，结束了绍棠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枝独秀于同时代作家群的局面，可以说那是一个群雄并起、文苑百花初绽各自风姿的开端。但是绍棠的思维是敏锐的，绍棠在这一段日子里，留下了后来成为他右派罪证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几点浅见》（此文为绍棠执笔，征求我的同意后，发表时也署上了我的名字）和《暮春夜灯下随笔》。他在《浅见》一文中，态度十分明确地赞美了王蒙的小说，他认为党的机构内部．确实有了霉斑，王蒙以其怨而不怒的笔锋，准确地捕捉到了生活的底蕴。 那时正是中国大地上大鸣大放时期，我们的心情正处在十分舒畅的时候。《北京文艺》的编辑周雁如女士，向我俩约鸣放文章。绍棠写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我写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他和我的文章同时发表在该刊第五期。其实我们并没有事先相约，但是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反右派的号角就在中国大地吹响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推理，他和我是密谋于密室的。当时的许多批判文章，就是这么白纸黑字见诸于报刊的——两个右派一唱一和，意在使资产阶级文艺在中国全面复辟。 “台风”过后天各一方 我和绍棠划右之后，他到家乡运河滩上放牛，我辗转于各个劳改驿站，从事烧砖、挖煤、种田、园艺等劳动。虽然时代的手把我们分开了，但我与绍棠在别离期间，从未中断过各种联系。因为他的家住独门独院，我家居于大杂院内，他来看我不太方便，而我回京时去看他倒是可以避人耳目。 1969年，我去了山西，往返北京的次数少了，我和绍棠开始以通信沟通彼此的问候。我怕他为此受过，让他在信上不要写名字和住址，并不要保留我的信件，绍棠生性坦荡，每次来信都是厚厚的几张纸，信皮上仍然写着他的家庭地址，只是信尾没有绍棠二字，当然，一切的话，都是正面的叙说，只有我才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觅到一些他要表达的心绪。 我在山西9年，每每转移到一个新的劳改队，与家信同时发出的一定是写给绍棠的信。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有一次我原妻张沪从山西劳改队回京探亲，返程时，火车的开车时间是午夜时分——当时已无公共汽车，但是绍棠坚持要与爱人曾彩美一同到车站送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寒冬之夜，彩美便用自行车驮着绍棠（绍棠不会骑车），硬是到火车站来为张沪送行。待他和彩美与张沪挥手告别，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这不是一般的朋友之情可以做得到的——因而我把绍棠视为我在文学界内重情重义的知己。1976年，山西文学界的段杏绵大姐以及胡正、李国涛等同志，把我从劳改队中要了出来；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文联主席郑怀礼，出于爱才之心，把我安置在地区文联工作。绍棠来信为我高兴，他在信中说：维熙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最底层生活，文学成果将会回报你承受的苦难。你要做好文学井喷前的准备，我坚信这一天对你会提前到来。 应该说，绍棠是一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1979年初，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在该年《收获》 的第二期问世。 虽然现在看起来，它已是过眼烟云，但在当时的“两个凡是”的阴影覆盖着全国大地之时，小说内核的反神力量，还是如文苑的一声春雷，一时间，《收获》洛阳纸贵。回到北京，绍棠为我举杯，庆祝我们九曲回肠之路已走到尽头，更为历史的新时期而畅饮到一醉方休。应该说，在我最为困顿的年代，绍棠是给我生存支撑力量最多的朋友。尽管1957年之后天各一方，但是灵犀之心河，始终浪波相连。 分而聚，聚而分——竟成诀别 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以后，我和绍棠以及从西北和东北归来的王蒙、邓友梅——1957年被喻为的四只黑天鹅，重返北京，相聚于北京文联。当时各自都争分夺秒地开掘着属于自己的那座生活矿山， 绍棠于1980年3月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蒲柳人家》。可以想象，告别文学二十年的他，是调动了他的全部激情，投入到这部亮相不久之后的新作——在这部作品中，绍棠再次显示了他无可争议的文学天赋，一派昔日的田园风光以及运河乡土人物，在他的书页中，散满了童真的诗情。我不能说绍棠的所有作品都能跨越时间的磨砺，但是一曲醉人心扉的《蒲柳人家》，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之为绍棠全部作品中杰出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没有脂粉气息，只有四溢而出的泥土芳香。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绍棠的身体是不错的。最初发现他的身体出现病兆，是在一次会后，与他一起去他家的半路上。走着走着，他突发了一阵晕眩，身子靠在路旁树上，双目闭合了很久，苍白的脸上才渐渐恢复了血色——那是我第一次察觉到绍棠有病，而且是潜藏在他体内的一种疾病。他说他的晕眩，是夜间写作、白天睡觉生物钟混乱所致。我劝他改变这种写作习惯，但是绍棠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他的生活轨迹外力是无法改变的。萧军在世时，曾有过如下的名言：人都是性格悲剧。绍棠的英年早逝，与他自幼年形成的偏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我自从进入中国作协，几乎每隔上一段时间，准会去看望绍棠一次。尽管我初到作协党组，主持作家出版社工作很忙，但我深知绍棠这位挚友的心。我们在青年时代已是至交，患难时期我们曾相濡以沫，人的良知良能，使我把看望绍棠，当作一桩必须履行的使命。果不其然，1988年8月5日的夜晚，北京作协副秘书长郑云鹭给我打来电话，她在电话中通知我，绍棠中风于当天下午住进了北大医院。我当即给绍棠家中挂了电话，在电话中绍棠的儿子松萝告诉我，病情比较严重，现正在监护室进行监护观察。对我来说，那是我离开劳改队后，第一次彻夜失眠。第二天早上，我洗了洗干涩的双眼，匆匆赶到北大医院，彩美告诉绍棠我来了，眼泪立刻顺着他的双腮流了下来。 我紧紧地握住了绍棠的一只手，俯在他的耳边说：“绍棠，你一定能好！你一定能好！”绍棠摇摇头，嘴角翕动一会儿，但是没有能说出话来。泪水立刻从我的眼中泉涌而出，连喊：“绍棠——绍棠——你要挺住！你要挺住！” 这时，医生要家属推绍棠进CT室去检查病源，我就是握着绍棠的这只手，一直送他到CT室门边的。他的手比我的手大，一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放，眼泪也一直不停地流——直到医生在检查室门口，限制我再往前走时，他才把我的手松开。这说明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的头脑还处于半清醒状态，只是因为血栓的原因，一时丧失了言语功能罢了。好在绍棠的病，经过北医的治疗，很快结束了半昏迷状态。待他回家以后，我又去看望了绍棠，他用半幽默半认真的口吻，对我说道：“我去了一趟阎王殿，人家没收下我，算我命大。” 我说：“你无论如何，也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了。人过中年日过午，精力大不如前，这是人的生命科学，你我都要有自知之明。” 绍棠虽然点头称是，但是并没有认真吸取这次中风的教训。一个文学界的编辑告诉我，绍棠并没有停饮。在一次会议上，他已然喝了不少，但在饭局结束时，他看见桌子上还残留着一些酒，便说：“这是农民的心血酿制成的，不能浪费掉。”说着，一抬手，把杯中残酒一饮而尽。我很欣赏绍棠的爽直和童真，但是此时的他，已是坐着轮椅车半瘫痪的人了。奈何？谁能重塑绍棠的个性？此外，他在病中还在惜时如金地玩命地写作，一部接一部的作品出版；虽然他的门外挂上一块木牌，写着“病体在身，恕不接待”的告示，连他个人都难遵守，又何以警示来者！后来他搬到阜城门外的一座楼内居住，虽然那张告示照贴不误，但他还是按老皇历办事——来者不拒，来者必应。这当然可以看成是绍棠一贯所具有的美德，可是它的负面价值，就是不停止地自我消耗。 到了1989年春天，我去他家时，他的话比过去任何一次见面时都多，我看他情绪很好，提议叫彩美为我俩拍一张合影，不曾想到这张照片，就是我和绍棠的最后一张合影照……几天之后，胡耀邦同志逝世了，全民皆悲，友人刘厚明为参加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在奔往人民大会堂的半途中，心脏病突然发作猝死，灵魂随耀邦而去。绍棠因行动不便，不能去参加厚明的追悼会，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请我为他代送花圈，那几行字，也成了绍棠留给我的最后绝笔手迹。 1990年，我请辞了一切职务，以静心写作。出于我的认识，我当真觉得绍棠的一些表态与少年才子时期的文学主张有所悖离。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出现了没有必要出现的激烈，怎么到了晚年，会出现这般的文学？人到了生命之秋，把一些行政官员的名字，写到文章中去，与文学自身究竟有多大的关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认知，而是一些昔日的许多友人的窃语，我为此而感到非常难过。 大概是1996年夏天，我偶然在《北京晚报》上，读到了绍棠一篇题为《死刑缓判》的文章，文章虽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但我还是按按不住焦急关切之情，在一天晚上突然闯进了他家。当时正好有安徽友人送来的新茶，我给他带了去；我妻子是个副主任医师，也陪同我一起去看望他。至今，难以忘怀那次的见面：绍棠见到我之后，最初略有惊异之色，但很快露出了微笑，那一瞬间，我顿时眼窝发酸——因几年过去之后，绍棠面容不仅消瘦了一圈儿，气色中也没了昔日的阳刚。 “我肚子里的腹水，已经有几千毫升。”绍棠依然笑着。我无法强作欢笑，因为我的这位莫逆知己，实非几年前的身体了。彩美给他端来一小碗面条，我见他一只手用筷子往嘴里挑送的时候，手臂有些哆嗦。此时此刻，我的心也不禁哆嗦起来，老天何以如此虐待绍棠，昔日的一个天之骄子，竟然被病魔折磨到这种地步。他不吸烟了，让彩美把一条万宝路交给我，我坐在他的对面，把窗子打开一条缝儿，在沉默无言吸烟的同时，两只眼睛不敢盯视我的这位挚友，因为每看一眼，我都要心颤一次。 我的妻子向彩美讲了一些有关绍棠的病必须注意的事情，并告诉绍棠，对医治此病要全力以赴，千万不要劳累过度，否则后果会很糟的。绍棠只是微笑地点头，答应照办。待我们下楼时，彩美送我们到楼下，把我和绍棠拍摄于1989年春天——我与绍棠见面时的像片交给了我，我同时比较委婉地向彩美转达了一些文学界的友人，对绍棠的希望和对绍棠健康的祝愿。 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在作协五大会议上，我只参加了开幕式，就离会而归，因而我去绍棠家的那次会面，就是我与绍棠的永别——他于1997年3月12日夜，过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里程。13日晨，接建功的电话后，我一天之内，像是一个丧失了思维的木偶一般，感叹人生苦短之余，含泪翻读了往昔绍棠写给我的全部信件。之后，我上街去购置鲜花，当天下午，与唐达成兄一起携带挽联，赶往绍棠的家庭灵堂。挽联是达成的手书，上写： 运河不泣泣哭少年才子竟远去 蒲柳雨凄凄哀一代文星竟不归 别了！我的挚友绍棠！当我在绍棠遗像前潸然泪下的时候，从少年到青年时代一幕幕的往事，一起涌进我的心扉。我简直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感情煎熬，不禁咽声而泣…… 值此绍棠逝世一周年之际，借昔日培育我们走上创作之路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这块园地，写此周年祭文。一祭少年、青年岁月手足之情，二祭绍棠文学英灵，飞入天穹文曲星座。才子已去，风韵长存！愿绍棠在九泉之下，能微笑于春天的百花丛中…… （摘自3月12日《天津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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