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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说·代管记趣·猪场记情·相亲记憾 题 说 清人沈三白，著有《浮生六记》一书，自述一生乐事，其思致之清雅，文笔之隽妙，令人读来爱不释手；今人有杨绛女士者，著有《干校六记》一书，其文笔之清秀，情愫之幽远，更是令人读后三月而不知肉味。不才如老朽，年在花甲，一事无成，又忽发奇想，以笨拙之笔，无华之文字，也想能写出一篇《六记》之类的文章来，也算是东施效颦，遂了我狗尾续貂的心愿。如是，每日苦思冥想，历时三载，勉为其难，最后才写出了这一些破烂章节，说来也真是让人感到自愧弗如了。 其实以吾人之经历，莫说是只写六记，就是写六十记、六百记，那也是可以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的；只是大凡本人亲历之事，皆在“不要多写”劝告范围之内，故几次也想捉笔，但一想到保持一致，便立即又文思枯竟了。只是近来忽觉老之将至，再不将种种亲历事件一一记下，只怕日后，那就要连一记也记不下来了；鼓足勇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如是，就有了《“少写”六记》的这一篇无趣文章了。 身为作家，谁也是愿意写提倡多写的好文章的，只是遗憾，不是老朽不愿意写提倡多写的文章，只是老朽大凡提倡多写的事，都几乎很少有过参加的机会。老朽生于1935年，轮到老朽知事的时候，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年代早已结束了。18岁参加工作，也算是赶上过50年代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但只可惜这时间太短，还没轮到我走进火热的年代，那火热的年代就开始以那比火还热的烈焰烧灸我了；待到火势稍弱之后，我就被送到如今被劝告不要多写的地方去了。如是，我就除了不要多写的地方之外，提倡多写的地方我连见也没有见过，直到1980年平反之后，我才有机会遍访祖国大好河山，也才有机会和工农兵坐在了一条板凳之上，以体会种种光荣享受。 但我终究还知自重，大凡不要多写的地方，我一定不会多写，只写六则，也就是一点芝麻盐儿罢了，再不写就有悖于“不要多写”的劝告了。五则、六则都不写，那不就成了不许去写了吗？而谁人又说过“不许写”的呢？可以查一查么，真是无稽之谈。 如是，我就要开始写我的《“少写”六记》了，当然也是以不伤害他人为要紧，尽管人家当年伤害过咱，那是因为要紧跟么，何况人家至今还表示决不忏悔，老朽就更要顾全人家的面子了。 代管记趣 说起来那时候人们是傻，只要领导说句话，那就连一声“为什么？”也不问，便老老实实地遵照执行了。1955年把我定为“胡风分子”，根本就没给我看任何结论文件，作家协会的一位秘书长在一天晚上对我说：“你的问题定下来了，准备准备到下边去吧。”这样，我就知道我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了，而且对于秘书长所说的那个“下边儿”我也知道是什么地方。于是连夜我就做好了准备，第二天就跟着来人到“下边儿”去了。这若是在现在，或者是换了王朔呀什么的，他一定要问一问我们的这位秘书长，“凭什么让我到‘下边儿’去？”再不行，他把他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说出来给这位秘书长听一听，说不定，这位秘书长也就不那么厉害了。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问，就这样“低头认罪”了，那时候也不懂上诉呀什么的，也不懂找个地方去讨个说法，就这样傻兮兮地由着人家说什么，咱就认下什么，也就这样由着人家把咱送到什么地方去，咱就跟着到什么地方去了。 最先把我送去的地方是一家工厂，接待我的是人事科的一位科长，这位科长倒不太凶，因为那时候他还闹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反正上边说，有一个人要送到你们这里来，他也就坚决执行了。见到我之后，他就像是看外星人一样地把我好一番审视，大概是要看一看我这个人到底有多大的危险性，放在工厂里可靠不可靠。看了好半天，也许他没看出什么毛病来，譬如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吧，于是就开始和我说话了：“你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他们为什么只把你送到我们这里来呢？你应该到另外的地方去呀！”当时我没有去想这另外的地方是什么地方，直到第二年，1957年，我又被定为是右派分子时，我才知道了我到底应该被送到什么地方去才合适。 说到1957年的被定为是右派，那也是一种绝对服从上级决定的表现。其实我什么会议也没参加过，更没有向党提过什么意见之类，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和我毫不相干，但到最后，我还是被划到右派里面去了。当工厂的那位人事科长后来我我谈话的时候，他也是对我说：“你的问题定下来了。”我也没有问给我定下来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便也就承认下来了。那时我只是想既然我前面有问题，如今到了最后再说我有问题，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定下来就定下来吧，不全是领导的决定吗？不相信领导，岂不更要错上加错了吗？ 这次，我就真到了我应该去的地方了。 什么地方？ 劳改农场。 因为我的问题定案得最早，所以把我送到农场来的时候，农场里还没有像我这样的“学员”。这里，没有进过农场的人就不知道了，农场里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叫“政府”，如今听起来好笑，但那时候听着极自然；另一种人就是“学员”，大家以同学相称，绝对不许相互叫同志。学员对“政府”也不许叫同志，也不许叫领导，开会时农场领导讲话时，学员们要说是“政府”讲话，而且对于“政府”的话，那是只能服从，而不许违抗的。 我是在1958年的春天被送到农场来的，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车子停在农场外面，进农场的一段路全是泥泞，只走了几步，两只鞋子就陷在泥里了，要用好大的力气才能拔出来。不到一里地的路程，竟然走了一个钟头，到了看见农场房屋的时候，我早就累得一步也走不动了。 在农场场长的办公室门外，我从鞋底上跺掉了两团儿大泥巴，一下子一双腿轻松下来了，就像是能飞了一样。不懂规矩，我竟然向里面问了一声：“可以进来吗？”等了好久，里面没有人应声，我又敲了敲门，好像是里面有人说话，只是没有人答理我，我又问了一声：“可以进来吗？”还是没有人应声。 大约在外面站了半个小时，我的全身都已经被雨淋透了，再想问一声，我已经没有勇气了；我想这一定是我没有叫对“芝麻开门”之类的暗语，所以里面的人才不答理我，就这样等着吧，也许迟早里面会出来人的。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了足有50分钟的时间吧，里面终于有人出来了。立即，我忙走上前去，才要向这位出来的人问一句话，不料那人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便恶凶凶地对我说道：“喊报告政府。”哦，我明白了，身分变了，我已经是一个面对政府的人了。 果然这句暗语叫开了门，我在门外“报告政府”的喊声才落，里面就有人应声喊了一句：“进来！”于是战战兢兢的我就走进了办公室，头也不敢抬，只乖乖地等着听发落。 “叫什么名字？”一位矮个子的人向我问着。 我报上去了自己的名字。 “什么问题？” 最初我还以为是问我有什么要求，但立即意识到不会如此轻松，这一定是在问我是因为什么问题才被送到这里来的：马上冷静下来，我站得规范一些，做出一副知罪的神态，向这位“政府”说道：“右派。” “还有呢？”显然这位“政府”对于我只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向他报到，还大不以为然，好像我还应该再多一点什么才对。幸亏我还有点小聪明，当即就又给自己加上了一个头衔：“胡风分子。” “这就说全了。”这位“政府”看来对我的情况极是熟悉，直到我把身份说全了，他才和我说话。这时，这位“政府”就向我交代着说道：“今后没有事情不许到这里来，叫你来的时候，先要立在门外报告全自己的身份，然后再说‘报告政府’。记住了吗？” “记住了。”我立即答应着说。 听“政府”作过种种的交代之后，我以为报到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于是我就等着分配住处，还等编队编组呀什么的。可是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这位“政府”突然沉下脸来，他向我看了一眼，然后又咳了一声，似是显示他的威风。待到我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已经立在我面前，要向我发训斥了。 “你的问题极端严重，本来应该判刑坐牢，现在政府对你实行宽大，让你到这里来好好改造，从今之后，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地方，你只有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彻底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听明白了吗？去吧，你的住处是二栋三号，找一个叫什么什么的班长，他会给你安排地方的。” 就这样，我就算是到了我应该到的地方了。 关于在农场里的种种遭遇，我写过一篇题目叫作《十劫须臾录》的长文，曾经发表在几家报刊上，时代出版社还把这篇文章收在了一册书名叫作《回首人生》的专集中；胡风先生的女公子晓风编辑出版过一册《我与胡风》的书，在读书界很有一些反响，这本书里就收录了我这篇文章的部分章节。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这些书找来读一读，从中也许会得到一点什么启示，由此也就不难得出这类事件何以就应该“少写”的原因了。 本来呢，在农场里的日子也就算过得平平静静，凡是被送到这里来的，谁也就不再希望出去了，也不盼着会出现什么奇迹。生活的内容只有两条，一是低头认罪，二是脱胎换骨，全都是没头儿的事，天知道什么时候才算是认够了罪，天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算是脱过了胎又换过了骨。当然没有希望的日子也是好过的，就是一个活呗，活着就是一切，其中既包括低头认罪，也包括脱胎换骨，用句当代的词汇说，那就是“全活”。 在农场里过了大约三年的时光吧，眼看着就到了1962年，这一年上边有了什么指示，要农场对收留的人员进行一下清理，清理来清理去，就清理到我的头上了。一天，还是那位身子矮矮的“政府”，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只是这次他不那么凶了。他先是冲着我看了看，然后脸上又露出一丝笑容，最后他才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呀，也真是太老实了，人家把你送到这里来，你就来了，好歹你也要问一声凭什么要送我到这个地方来吧？” 一听这话，我猜出事情可能出现变化了，但我没敢细问，深怕有企图翻案之嫌，只是老老实实地坐着，等这位“政府”往下面说。 果然不等我提出问题，这位“政府”就开始对我说明真相了：“你呀，一不是逮捕，二不是劳教。三不是判刑，直到现在，花名册上在你的名字前面也没有红圈儿。明白吗，凡是判了刑的人员，一辈子无论到了哪里，户口册上，还有工作单位的花名册上，都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划上一个红圈圈儿。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要管，现在是说你的问题，你是怎样被送到这里来的呢？我们收下你的时候，说下的条件是‘代管’，明白吗，你本来不应该由专政部门来收管，可是单位把你送来了，我们也不能再把你推出去，于是就把你代管进来了。” 恍然大悟，在农场里过了三年暗无天日的日子，我才知道我原来是不应该被送到这里来的。说起来这就怪我了，当初人家送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怎么就不问一个“为什么”呢？早知道这是“代管”，我何必一定要让这里代管呢？这里面代管的日子可是不好过呀，我干么不找个日子好过一点的地方求人家把我代管起来呢？譬如SOS村呀什么的，不是也可以代管一两个人的吗？ 只是不幸，我被专政部门代管了整整三年，我的日子不好过，人家还嫌麻烦，你说说这真是何必呢？谢天谢地，三年的时间过去，人家也总算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了，倘若人家至今不说，那我是‘辈子也不会知道我的代管身分的。好了，知道我是代管就好说了，那以后，我就不那么卖命地干活了，因为既然你对我是代管，那么我对你也是“代干”，全是多此一举的事，大家就马马虎虎地在一起凑合吧。 就是在我一点也不因得知代管真相而忘乎所以的时候，这位场长却对我说了起来：“过去的事，也就没有办法说清楚了，今天只要我们改过来也就是了。你呢，我们把你送回去，谁把你送来的，我们就把你再给谁送回去。” 一听说农场要把我送回去， 当即我就慌了手脚， 马上我就对这位场长说道：“你若是认为我在这里的表现不好呢，今后我努力干活就是了，你可千万不要把我送回去，我就在里面呆着吧。” “怎么你不愿意回去？”这位场长大吃一惊地向我问着，“那些劳改分子们，一个看不严，他们就要逃跑，怎么你居然会不想出去？真是不可思议了。” “在这儿好，无论是什么代管主管的吧，在这里，大家都一样，比起来我还比那些劳教分子好些，他们见了“政府”只许老老实实地站着，我和“政府”说话还能东张西望。可是到了外边，我就是反面教员了，上千人看着我一个，那可不是什么好滋味呀。”当即我就对这位场长解释着说。 “你还是要相信群众么。”场长拉着长声地对我说着，“送你来的时候，你什么话也不问地就来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好表现；可是如今要送你回去，你也要什么话也不问地就老老实实回去，这更是一种好表现。” “不行，你今天把我送回去了，明天他们还会再把我送回来的。”死皮赖脸地，我就是不肯走，想出了种种理由，我是赖在这里了。 “上面已经下达指示了，从今后，专政部门再也不收代管人员了。”场长极为严肃地对我说着，“今天我们把你送回去，日后如果谁若是还想把你送进来，我们就连他一起留下；反正一个也是代管，两个也是一起代管，多代管几个也无所谓，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呀？” 没有商量，我还是被代管部门送回来了，果然政府说的话管用，从此之后，也没有人再要给我找个代管部门了，这个代管的笑话就算是结束了。 猪场记情 思想改造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灵魂深处建立劳动人民的感情；而对于我们每一个犯错误的人来说，自己最大的痛苦就是思想感情没有发生彻底的变化，于是才在大风大浪之中迷失方向，也才在阶级立场的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 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根本的变化呢？说得空灵一些，是要脱胎换骨，说得具体一些，就是把屁股坐到工农兵的板凳上来。可是工农兵的板凳到底到哪儿呢？看不见，摸不着，谁都说自己是工农兵的代表，可是谁又知道谁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这思想改造才是一个最痛苦的过程，也才是一个最复杂的过程。 不过呢，世间无论什么事，只要有人出了题目，就一定有人能作出回答。这就和平时所说的那样，有人划道，就一定有人会走，无论你划的是多么弯弯绕的道儿，也一定有人能走得上来，而且还能走出花儿来，这就叫能耐。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们一样，全都想当模范，从冲锋陷阵到捕灭老鼠，举国上下，全都要有个好表现。 到了农场，这些人是要在思想改造上争上游，而且这些争上游的人们还都是改造对象，人人都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就拿我说吧，第一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第二我对不起领导的期待和教育，第三呢，我对不起我自己的青春年华，还有第四、第五；反正我对不起大家的地方是太多了，无论我如何改造，那也不是二年两载能够改造好的。但是，正因为我的改造任务比别人重，我才更要比别人多做出一些努力，自暴自弃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死马且当活马治吧，万一能改造好呢？世界上不是什么出其不意的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吗？ 就这样，我也和大家一起，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开始在思想改造上使牛劲了。 最初，我以为加强思想改造，也就是拼命干活罢了；后来一看，大凡因被政府信任而荣任班长的先进人士，其于干活上倒未必多么出力，有时候还真有些吊儿浪当的呢。可是政府就是认为人家于思想改造上的进步，如我这样傻卖力气的学员，就是不如。 为了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我开始用心计了。 本来呢，我们常说要老老实实地进行思想改造，可是世间无论什么事太老实了也不行，满农场的人谁不老实？大家全老实，于是老实就不值钱了。 不过呢，让我太不老实，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大不过也就是耍一点小聪明罢了。于是，从此我就时时观察那些于改造上有进步的人，时时效仿着他们的一行一动，“傻子过年看邻居”，人家做什么咱就跟着做什么的道理，我还是知道一些的。 果然，世间无论什么事都最怕“认真”二字，经过我的一番认真，我还真就看出一些门道来了。 在农场里，劳动组织是按班设置的，每几十个人定为是一个班，领导学员们劳动和学习的人，由政府任命，上上下下一律称这种人为班长。当班长是一件极光荣的事，这说明这个人和政府靠得近，思想改造有“表现”，很可能有机会得到宽大呀什么的，所以大家都愿意向班长学习，班长做什么，大家就一起跟着做什么，那就有希望进步了。 用心地观察班长的表现，我忽然发现，有许多晚上班长在屋里就是坐不定，也不知是为什么，时不时地，班长就要出去一会儿，也不到什么地方去，就是立在门外，不多时就进屋来了；再看他的表情，有时高兴，也有时忧心仲仲，还有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着急。那么，这位班长到底到门外做什么去了呢？于是在我们班长走到门外的时候，我就跟在他后面一起走出来，这时我才发现班长只是把手伸出来，远远地伸一会儿，然后就或是高兴，或是着急地回屋来了。学着他的样子，我也把手伸出去寻找一下感觉；哦，明白了，我们的班长是在观察是不是在下雨。农场么，天时是最重要的事，该下雨的时候下雨，我们班长就高兴，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改造上有长进的人们就着急。有道理，这就叫是感情上和工农兵靠到一起了，这就叫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看的就是你是和什么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了。 有了这样的发现，那咱也就知道该如何办了。于是，一天黄昏收工时，看了看天空，正好天上有一片云彩，回到住处，不对任何人说，只一个人暗自用心；等到天黑之后，还没等班长出去观察，我就早早地跑到门外伸手去了，伸了一会儿手，没有任何感觉。于是我摇了摇头，又深深地叹息了一声，然后才心事沉重地走进屋来。我们的班长当然猜出我是为了什么事而犯愁，暗暗地记在心间。过了几天，开会时，班长就表扬了我：“你们看看人家林希，最近就有进步，知道地里旱了，晚上就出来观察气象，而你们这些人呢？就知道睡懒觉。你们这是努力改造自己的表现吗？说得学员们一个个低头无语，说得我却好不得意。 只是，光得到班长的表扬，我还不肯就此罢休，我还想得到政府的表扬；因为，晚上观察气象的事，班长肯定不会向政府报告的，要得到政府的表扬，那就必须做出点出类拔萃的事来。可是什么事才算是出类拔萃呢？想来想去，想不出个结果来。当然我也知道，这类事，那是只可即而不可求的。 天公有灵，知我心诚，就在一天的夜里，哗哗地就下起了大雨。人们被大雨声吵醒，一个个全都为旱情的缓解而欢欣鼓舞，果然是全体学员一起关心农业生产的大好局面。再往大炕上一看，我们的班长没在，想一想，这几天正是他的假期，好了，表现的时机来到了。当即，抱起我唯一的一条被子，我就从屋里跑了出来。跑到院里，我想，在这样的大雨之中，什么地方最需要人们的关心？养猪场，猪圈里的小猪娃们现在一定正在冷得发抖呢，把自己唯一的一条被子送到猪场里给小猪挂们盖在上面，明天一定要受到政府的表扬。好了，就是这个主意，抱着被子我就往猪场里跑，也是雨下得太大，我连头也拾不起来，又担心小猪娃们因为没有得到我的爱护而正在挨冻，我也就跑得更加快了。谁料，正在我向猪场跑去的时候，猛然间，就觉得背后有一只手用力地抓住了我：“什么人？”一声大声的喝斥，我只能停住脚步，老老实实地站在了雨中。 “下这么大的雨，不老老实实地在屋里呆着，你跑出来想做什么呀？”一听这严厉的声音，我就知道坏事了，算我倒霉，被查夜的警士们碰上了。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大风夜，有人到饭堂去偷窝头，被查夜的捉住，一口咬定说是下工时发现饭堂的窗子坏了，夜里睡不着觉，才跑来修理。“不可能，来修理窗子，为什么口袋里揣着窝头？”一句话戳穿了阴谋，再从口袋里掏出窝头来，铁证如山，就乖乖地跟着警士们走了。走到哪里去了呢？你想想，农场里还会有好地方吗？ 赶紧说明原由，万一被对方先说出我是出来搞破坏，那就有口难辩了：“我是给猪场送被子的。”立即，我忙着向对方解释。 “谁让你来了？”人家的警惕性当然很高，不会轻易相信我一个人的话，把一只手电正正地照着我的脸，极其严厉地向我问着。 “是我自己自愿来的，我怕小猪娃们挨冻？……”我还想往下说，但是对方一挥手，打断了我的话： “赶紧回去，不知道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吗？下雨天，老老实实地在屋里呆着才是好表现，谁让你出来乱跑的？若不是看你留着分头，我一定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的。”这里面诸位看官就不明白了，在这个农场里，劳教的，要剃光头，内部处理的，才有资格留分头呢。 谢天谢地，我总算没有惹出大祸，乖乖地抱着我的湿被子，老老实实地，我只有往回走了。 唉，我只是想着这样小猪娃们呀，得不到我的温暖，它们该是多可怜呀！ 相亲记憾 生为男子，于得意之时，被人选为婿君，实在是一件极开心的事；倘选婿的一方再有点来头，譬如什么书香门第，或者是什么权贵者辈，那就更令人为之自豪了。 而我的被人赶来相女婿，则实在是一桩大笑话，至今想起来，还每每要自己暗笑，说来还真有点黑色幽默。 那一年，我正是21岁，被送进农场已经是第三年了，忽然说是有了一个文件，说是诸如我们这一类人，可以离开农场，但是不许回城，只要有一个公社肯收留你，农场就给你办手续；从此，你就算是那个公社的人了，虽说还不能算是社员，但却可以以一个农业劳动力的身份参加劳动，并且享受和社员同等的待遇。你说，这对于诸如我这类的人说来，岂不是求之不得的美事了吗？ 然而，人家公社为什么要收留你呢？农村劳动力本来就富余，而且又是在城市郊区，无论哪个公社也是不肯收留人的；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娶进门来的媳妇和迎进村来的倒插门女婿。 而农场也早就对这些人感到头痛了，当初送进来的时候，说好是三年，谁料矛盾激化，城市再也不让这些人回去了；总在农场里放着，人家农场也照顾不过来。倒不是在生活上谁有什么要求，是人家农场没有人看着这么多的“分子”，还要组织学习，连农场的人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又让他如何给你脱胎换骨？快找个地方把这些人弄走吧，人家乐不得图个安静。 也不知是怎么一个途径，这消息就传到了附近的村子里，就说是有一批文化人，都是好年岁，还干过几年庄稼活，男的可以选来做女婿，女的可以迎进门来做媳妇，而且无论是男是女，一律不要彩礼；唉呀，就等于是白捡了一个便宜人儿呀！ 于是，没多少时间，就只见许多陌生人跑到农场来了。头一个被相的是一个40来岁的“分子”，来人是一对老夫妻，当然是两位老贫下；进得门来就和我们这位老“分子”拉嗑。哪里人士？多大年纪？家里还有什么人？离婚的妻子还有没有什么联系？似乎是一切都没什么可挑剔的，最后才向我们这位“分子”问道：“女方带一个孩子，你同意不？”当即，我们这位“分子”就糊涂了，幸好我们这类人的智商都还不低，不假思索，我们这位“分子”就对这二位老贫下说道：“我是老病号，肺都快烂没了。”这一下还真管用，二话没说，那两位老贫下就走了。这可能是他们知道肺病是一种传染病，那是绝不能往家里招的。 而到了有人来相我的时候，那可就出了笑话了。我倒是没注意老贫下们是什么时候暗中就先相下了我，有关的情况，据说他们全都掌握到手了，我是单身一人，母亲早逝，父亲另娶，没有任何家庭牵连，真是再好不过的条件了；而且据他们估计，只要是他们愿意，我是一定求之不得的，离开农场了么，自由了，这些人不是信不自由勿宁死的吗？世上还有比自由更可贵的东西吗？没问题，这就看咱们姑娘愿意不愿意了。 很可能，人家姑娘也同意了，我也不知道那位可爱的姑娘姓什名谁，更无缘一瞻芳容，反正人家是先没有意见了。至于我这边呢？那就只差说一声，事情就算办成了。 大概也是村里的姑娘们过于高兴了，有一天晚上，正好是我们下工之后，我们几个小青年，一起到农场后面的小河旁边，蹲在河边上洗身子；洗着洗着就觉着有点不对劲，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就在岸边上围过来了一群姑娘，一面看着我们洗身子，一面还指指点点。后来我想，这大概是他们互相在猜哪个是自己选下的人儿？当时，我们是蒙在鼓里的，只以为是碰巧河边上来了几个姑娘，看我们洗身子怪好玩，自然就谁也不在意。 谁料，那几个姑娘也是过于自信了，她们居然向我们凑了过来，一定要把我们看个仔细。这一下我们有点警觉了，倒不是我们要来个什么男女不亲，只因为我们实在是太怕再给自己惹事了：下工之后和村里的姑娘在一条河里洗身子，扣你个居心不良，跳到黄河里也是洗不清的。 情况不好，赶紧逃跑。我们几个小“分子”们当即就匆匆站起身来，想往农场跑，只是为时太晚，我们已经被这十几位姑娘包围了。这十几位姑娘倒也胆大，她们中间的一位冲着我就问：“你是姓林的那个吧？” 我当然不会回答，因为已经有了那位老“分子”的事端在先。我知道这是被人家相上了，不能激怒好心人的感情，还是自己早早跑开的好。 谁料，就在我要跑开的时候，又有一位更小的女孩向我靠了过来，冷不防，这个小女孩子就在我身上掐了一下：“哟！真白！”她还喊了一声，随后，她们就一起大声地笑了。 后来呢？后来就没有消息了，说是又下来了一个文件，说绝不能把这些人放到农村去做农民，要把他们永远留在农场里；这些人是七八年就要闹一次的，放到农村里，真到了闹的时候，你就抓不到他了。于是，从此之后，相亲的人，一律不让进农场了，我呢，也就永远地失去了做倒插门女婿的机遇。直到今天，每每想起这件事来，我还为之扼腕，真是太可惜了呀！ 嗟夫！ （选自《散文与人》第六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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