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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个月，当音乐方面正在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戏剧方面正在讨论《琵琶记》和《如兄如弟》的时候，有人便发问：为什么电影这样沉寂？难道电影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11月间，电影的锣鼓就响了。 电影的锣鼓先从上海方面敲起来，是有道理的。这里是我国电影的发祥之地和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们的汇集之区。经过七年的岁月，使他们足以辨明，电影——这一群众性最广泛的艺术，究竟该怎样才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无疑应该丢掉一些东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东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这场锣鼓，也正是从电影与观众这个点子上敲起来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上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另据北京《光明日报》 的报道：从1953年到今年6月，国产片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10％。纪录片《幸福的儿童》竟连广告费也没收回！ 这就找到了检验问题的标准。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被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所谓“工农兵电影”！ 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工农兵电影”，至今还是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事情，而其含义又是十分暖昧。它可以解释做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也可以解释做电影只能描写工农兵。但按其实践效果检验，它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其所以是教条主义的，便在于它把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指示僵化了，并且作了错误的解释；其所以是宗派主义的，便在于它企图以此去分别中国过去的电影，把那些电影，统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电影”。把那些影片，统称为“消极片”！ 这种只要现在不要过去的作法， 无异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演员孙景联喊出：“最重要的是关心人！”上官云珠认为：“这些年来，在我们厂里有些演员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还有一种很不好的气氛，认为有些来资旧社会的演员，今天还没有能力创造出新的人物形象。”舒适说：“1955年未拍《南岛风云》之前，上官也是被积压的一员，在偶然的机会下主演了《南岛风云》。片成后她扮演护士符若华很成功。于是上官开始忙起来了。……像上官这样有能力的演员，过去独当一面的演员，大大小小有才能的演员，我们剧团里多的是，潜力非常雄厚，不过是没有被发掘罢了。”而导演孙瑜，则提出了“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而所谓“传统”问题，在这里实际表现成为对人的看法。对“电影圈”内如此，对“电影圈”外也如此，老舍的《救救电影》，便说明了这些年来关起门来搞电影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上海《文汇报》在11月份发表的二十四篇文章，就问题的性质看，可分作两类：一是属于电影的组织领导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的方式领导生产；一是属于电影的思想领导的，这便是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题材偏狭问题，与所谓“导演中心”等问题。 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而作计划最简便的方式又无过于规定题材比例：工业，10个，工农，15个，以及如此等等。解决创作思想问题，则是“决定”最有效，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至今有人觉得电影界的学习空气不浓厚，但这种一年一度的传道方法，如何能使大家懂得持久的、日积月累的学习的必要呢？ 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都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却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 电影事业管理局，顾名思义，是代理国家管理全国电影事业的行政机构。但这些年来，这里除了讨论剧本等等之外，一个剧本该发多少稿费，一个电影导演在拍完影片之后该给多少酬金，纸带录音机可否改做磁性录音机，也通通要呈请批准。但往往又是影片要开拍了，剧本没有批准，影片都拍完上映过了，酬金发不下来，纸带录音机只需稍加改动，便可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是为了要等待电影局统一全国的技术规格，这样的改变便成为不可能。 但是问题还在于：为什么会有关于“狗”，关于“黑框眼镜”。关于“敲门”和关于“道谢”的干涉？为什么会有“人物统一规格”？为什么“审稿制度繁复”？（以上均见《文汇报》的讨论）这在于我们有许多领导人对列宁所说的：“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理解的不很正确。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这并不是说列宁的说法是不对的，也不是说不需要关心、不能有任何干涉。而是说，电影既是最重要的，既然它和群众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对它的领导须注意符合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规律。 违背了这种规律， 即不尊重列宁在另一地方所说的：“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空间……”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事实证明，当1951年文化部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 国家也需要对电影事业作通盘的筹划与管理，但管理得太具体，太严，过分地强调统一规格，统一调度，则都是不适宜于电影制作的。 关于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甚至有人表示怀疑，有人则十分肯定。此二者，我们以为是值得继续讨论的。但退一步说，中国电影便是没有传统，那么，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从“明星”到“联华”，到“电通”，到“昆仑”、“长城”，是否也还有些比较好的经验呢？在制片，在组织创作，在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发行等方面，是否也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有某些具有宗派主义情绪的人，才是急于要把这些一脚踢开！而且希望踢得愈远愈好，不然就似乎要妨碍什么！ 说过去的一古脑儿都对，不会妨碍什么，这也不见得。但它首先要妨碍的，岂不正是这种宗派主义的情绪和作法么？孙景璐在上海厂工作了六七年，居然连领导者也不知道她还演过《日出》里的翠喜和小东西，而且演得很好，这样不了解人，如何谈得到尊重！而最重要的，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 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 而不是“磨平”它。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制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样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须由行政决定，要导演干什么？“导演中心”自然还有组织影片创作，团结电影艺术家们在一起工作并逐渐形成创作核心形成流派的意义。但它绝不是说，电影文学的基础对导演不具有约束的意义。影片的风格就其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是由电影文学剧本所提供，而由导演所完成的。 目前，我国电影生产体制正在进行改组工作，其方向，就是为了使得它更加适合于电影制作的规律。但其中，电影演员的培养和使用，是特别值得加以注意的。它牵涉到，电影制片厂应不应该有自己的演员？如果应该有，对他们怎样使用和培养？如果不应该有，对他们怎样安排？ 在当前的锣鼓声中，以改善电影演员工作的锣鼓为最响。这是因为他们在电影艺术干部中人数最多，问题积累的也多。但目前有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即电影制片厂是否应有上百的职业电影演员？没有，制片厂将会感到成天向文化部打报告之苦，向剧院借演员之苦；而能否借到，尚是问题。但为了省掉这些麻烦，便使人数众多的电影演员们终年甚至数年“失业”，终年甚至数年过着惶惶不安的生活。既不能工作，又不能学习，白白地浪费掉自己的青春！即便是说，演员们终年都在摄制组，演技是否就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也还是个问题。很早便有人说过：电影绝不培养演员。因为演员在镜头前面的活动时间总是很短的。能够真正培养演员、锻炼演员的场合还是在舞台上。 我们不以为问题的结论便是如此，但这却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需要提请文化主管部门来认真考虑的。 电影的锣鼓敲起来了，许多电影工作者对我国当前电影工作的弊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这是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的最好的收益，也是我国电影新的繁荣的征兆。文化主管部门亦准备对此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但组织措施不能同时解决许多创作理论上的问题，也不能够说当制片生产体制一经改革之后，所有电影工作者的电影文化水平便能够立刻大大提高。因之我们很希望这讨论还能继续深入下去，真正为我国电影事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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