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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网恢恢 反右派那时候，我是一个老“左”。 那年6月1日，我在成都，到一间小学校参加庆祝儿童节，顺便在邮局买了一份《人民日报》。这一天有一篇罗隆基写的短文，歌颂百家争鸣，说领袖是大乐队的指挥，他是队里的洋琴鬼。 时日不长，只一两个月，我回到北京，第二天上班时，就听说有人大嚷大叫，扬言这回要好好摸一摸打伞老和尚的头了。 真真岂有此理！他把我们伟大领袖比喻为“无法（发）无天”，但即使是老和尚，也岂能随便让你来摸。 我顺手拿过办公室内早已备好的大字报纸、笔，写了大字报。第二天，我又写了一张回击人事部门的大字报。那年代，人事部门几乎是清一色极“左”阵营，偏偏我们这个部门出了叛逆。 以后我又写了几张大字报，一时“左名”大振。人民大学一个叫林什么的姑娘又到我们的下属单位点火，我也想攻之，孟超说是再等一等。 运动迅猛发展，热火朝天，各单位纷纷报捷，不仅已完成了百分比的数目，有的更大大超额完成任务。可是我却看到形势古怪，“左”热渐渐冷下来了。 各部门每天都有一个反右碰头会，交换情况，汇报请示。 党委徐书记每天亲临参加，闭目聆听。 李书记汇报：本单位座谈“反右”战果，某人始终不发一言。“划！”徐书记轻声说了一个字。 “可是，他并没有右派言行。” “划！”这一次声音最少提高了三倍。 马书记汇报本单位反右办公室一个积极分子的思想，说他感谢党的挽救，否则这一次非跌入右派泥坑不可，因为他开始时颇为那些右派言论所迷惑。马书记认为这次反右非常及时，它一定挽救了大批像积极分子这样的人。 “划！”这次徐书记声音温和多了。 “徐书记，这样会使党失去威信的。” “划，错了我负责。” 全国形势大好，各个单位和部里的右派，都挖出来了，到处都在举行超额胜利完成任务的祝捷座谈会。 但是，右派的细菌据说仍在各个角落里腐蚀我们的党。有一些头面人物还未完全解决。譬如某部的头头的反党材料收集得还不够全面，仍在向末被划的人征集亲自听到的，转听来的，觉得可疑的。对已被划了的，要他们立功赎罪揭发检举。 部长太太和我是同事，我们每天中午都在东四一家小馆子吃饭，我叫她告诉部长要小心为好。她说：“根据经验，这已成定局，现在只是手续问题，他已经作了准备，但孩子的问题比较麻烦。”我说：“如有麻烦，可先安顿在我处。”果然，不到一个星期，报上就公开了。 各路右派大军早已纷纷流放到北大荒、甘、宁，有的甚至西出阳关。部长太太带着孩子随夫出发，我抱两岁的小女儿去送车，却被她带到哈尔滨去了。 次日中午，我又在东四碰到聂绀弩，他说：“你请我喝二两，给我饯行，我也要到北大荒，在这里，什么也别扭，不如去那边，大家还有共同语言。”但这不羁的诗人，把香烟屁股一丢呼呼大睡。不烧死已是大幸。“这是敌人的破坏，是阶级斗争。”当然就锒铛入狱。 在办公室，在家里，在心中。怎么那样静悄悄，连马路上也有异样。 是无公可办？做不做工作，似乎无所谓？你要做么，人呢，能工作的人呢？运动过去了，难道可以不抓工作？看到右派像垃圾一样，我要几个垃圾，总容易些吧。我打个报告给党组齐燕铭、钱俊瑞，请拨给几个右派。两三天后，有人偷偷告诉我：“你和马等一批人，十天内将下放遵化，安家落户。”马是党支部书记，曾与徐书记争辩，又曾说过地球如果失去地心吸力，海水倒光了，房子、人颠倒了，怎办。蛊惑人心！其他一些人，也是平时很不听话，总之，这一批人，应该算是漏网右派。 “左”网恢恢，宽大而不漏！ 我到医药商店买一些药品，遇到我的部下，一位19岁的姑娘。她正在买一包数量不少的避孕套。她平时是很大胆的，此刻却有点尴尬，笑笑说：“13岁参加革命，今年19岁，却成了反革命。我和丈夫都是少年反革命，如果生下一个小反革命，我们将是不可宽恕的罪人。” 对这双小才子、才女，我能说什么呢？ 在那热火朝天的年代，农村似乎是“欢迎”我们的，因为再过几天，翻天覆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大红旗就迎风飘扬了！ 剃刀边缘 有一种称呼，也很奇怪。 西藏军区文化部长带我去看军区的副司令员， 他在为我们介绍的时候， 叫他“03号”。出来后，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称呼，他说是为了保密，我说这样称呼不就告诉人家他的职务吗。他说，这是战争年代定下的规矩。 为了这第几号，有人曾对夏衍虎视眈眈。 解放后，许多老革命不知天高地厚，开口闭口怎样怎样，话说多了，文章写多了，就不免有差误。夏衍在《人民日报》写二三百字的小方块，有一篇谈到号码，说每个人都给一个号码。写信时只写：第1号省、2号市、3号区、4号街、5号门、6号楼、7号办公室、8号同志，或者×号大学，××号工厂等等（大意如此），有时也口头作谈笑资料，听者哈哈大笑，完了。到了反右运动，人们的记忆力特别强，特别敏感，这不讽刺党吗，这不是恶毒攻击党吗？那时，有人首先想保护自己，摆脱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危险；有人想立功，看别人倒下去，自己飞起来。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 但这次运动看来主要是清除党外知识分子，高级民主人士，对党内高级人士较松（陈沂的被划右派是××为消除长期以来不听话的分子）。那些有多年的政治经验的大人物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纷纷马失前蹄，真是世事难以预料。 （选自《二流堂纪事》，安微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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