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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开始在全国掀起的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毫无例外地在军队系统展开了。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全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学美术创编室）是首当其冲，展开最早的一个军内单位。从1957年初鸣放开始，接着展开反右派斗争，进而开展整风第四阶段至最后的组织处理，全部运动进行了整整一年，直至决定创作室撤销。我当时是创作室的创作员，经历了全过程。这是一段值得引以为训的、沉痛的历史。我想，将它写出，也是有益的。 昙花一现的总政创作室 总政创作室建立于1956年，它是以文化部原有的临时创作组人员、从各大军区调来部分文学、美术方面的创作人员及部分参加莲花池“肃反”后留下来的少数创作人员组成的。有文学、美术创作人员及两位秘书。创作室主任是虞棘（兼电影处长，创作室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魏巍、文学创作员蔺柳杞、丁毅、胡可、杜烽、徐光耀、西虹、周洁夫、史超、寒风、郭光、韩希梁、张佳、沈默君、黄宗江、陆柱国、白桦、公刘、黎白，秘书柳琪祥、夏信荣，美术创作员艾炎（组长）、关夫生、高虹、彭彬、刘×、何孔德、黄胄、张祖武。其中，胡可是党支部宣传委员、黎白是党支部组织委员。创作室组成后，由于创作需要，由创作室借调代管的各军区创作人员有徐孔、林予、樊斌、郭良信、孙景瑞。 在鸣放、反右时期，创作员郭光因病未能参加运动。丁毅调总政文工团，西虹调《解放军报》，实际上都没有在创作室参加反右运动。张桂是反右初期从解放军文艺社调来后参加运动的。所以，创作室在编人员只有27人参加了运动，非在编人员6人中有5人参加运动。实际参加创作室反有的总计3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8人，受中右、 党内处分或遣回单位继续批判的计有7人。也就是说，受处分的人数为15人，占整个创作室人员的近一半。 可以说，创作室从1956年成立至1958年结束，主要是经历了一场反右派运动，是绝无美妙可言的昙花一现。 “四人文章”和“灯下漫笔” 1956年文艺界受中央“八大” 精神的鼓舞，及在这之前的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和5月2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告会上，宣传部长陆定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的讲话所鼓舞，或者更早一些的1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许多重要精神，很自然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的著名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活跃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许多报刊上相当大量地出现了一批“百家争鸣”的言论和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大大不同于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的一贯观点，也就引起了一部分主管文艺的及相关的人士看不下去。 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在《学习》 杂志上发表了《灯下漫笔》，总政文化部四个处长级的领导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即后来通称的“四人文章”。应当说，这两篇发表在党刊、党报上的文章也是各抒己见，是一家之鸣。但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文艺界相当一部分人受到震动，认为这是反击或反击的先兆，不是“放”而是“收”的先兆。因为多少年来，人们没有百家争鸣的习惯，一些人被整怕了，产生这些疑虑和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任何人也想不到的是：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1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在这前后，中央批评了《人民日报》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在毛泽东参加的颐年堂会议上，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挨了批评，指责他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阻碍鸣放，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4月10日， 挨了中央严厉批评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写着：“党内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又指出，在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并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又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它鼓舞了许许多多人，也使陈沂和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这几位部队文化文艺工作领导人震惊得无所适从。陈沂是直接受到毛泽东批评为阻碍鸣放的、当时党内军内的高级领导人，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决定紧跟中央的步伐，亲自到军内几座院校鼓励鸣放。他在发言中曾说：我从1927年入党，一直是跟着党走的，没有党就没有我，没有党，我就会是“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我的文章阻碍了鸣放，与中央的精神相抵触，犯了错误，我改正，希望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陈沂讲话的大意）。更没想到的是陈沂这个讲话中的“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十六个字，成为他不久被划为右派的“猖狂向党进攻”的主要罪状。其他四位处长在鸣放及反右中也大都是一付等待挨批的模样，有的人也确实在挨批。 这是鸣放前及后来反右中，总政治部文化部及所属文化单位形成混乱的一个重大原因。恰当地说，总政文化部及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很难讲是由总政文化部领导的。 没有形成热潮的鸣放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点名批评了“四人文章”，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中央召开了一系列各民主党派和科学、文化、文艺院校领导、知名人士的座谈会，鸣放掀起了高潮。 总政创作室也召开了为数不多的鸣放座谈会。据我亲身经历，创作室单独召开的座谈会并不多，我在鸣放初期到烟台去创作未曾奉调返京参加；还有一些创作员或深入生活， 或进行创作，也未奉命返京参加鸣放。我是5月份返京后参加了一次创作室部分人员的座谈会及一次由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社组织召开的，有部分创作室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当时，有不少同志发表了意见，也有过不同看法的发言，但并没有形成激烈的争论，都是比较心平气和，和风细雨的。我记得在座谈会上，公刘提出“莲花池”肃反搞得过火了，伤害了感情。他的发言也得到一些同志的同意。我却在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公刘的意见。公刘没有反驳我，与会的其他同志也没有反驳公刘和我。会后，我受到了支部书记虞棘的批评，说我身为支部组织委员却阻碍鸣放。他讲了陈沂及“四人文章：受批评的情况，而我在这之前不在北京，是不清楚的。但，我对这个批评也不很心服，我向虞棘说：我发言是讲明当时肃反的事实并没有错呀。虞棘只说：“鸣放嘛，让人家讲就是了。陈部长是受了毛主席的当面批评呢。凡是对鸣放不利的话都不该说。”我当时有些糊里糊涂，我认为虞棘似乎也并不很清楚。 在解放军文艺社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大多与社会上的鸣放联起来了。徐光耀刚从他的生活基地回京，他发言是肯定双百方针的，形容为“海阔凭鱼跃。”我发言中也提到了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说：我认为费孝通同志的文章写得不错，可以借鉴，虽然我们部队并不如此复杂……会上，杜烽等同志还提到了全国戏剧家协会的鸣放和美术家协会的鸣放。后来，大部分发言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有的发言也就成为以后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罪状。回顾我参加的两次座谈会上的所有发言，我认为即使在当时也是以拥护整风、帮助整风为目的的。尽管报刊上已发表有激烈的言论，这两个座谈会上发言却是“低调”的。 与此同时，创作室部分同志介入了文艺界鸣放热潮之中。美术组艾炎等同志参加了美协的鸣放；杜烽力求联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同志一起到剧协参加鸣放。白桦单独去云南到昆明军区文艺单位和省文联支持并鼓励鸣放。创作室的作家、画家中的少数同志投入了鸣放热潮之中。鸣放的核心内容仍是在贯彻双百方针，力图纠正或改变一些单位确实存在的带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以及力求改变某些过左的粗暴领导作风。应该说，所有动机都是拥护中共中央决议的，即使发言内容和态度也并不是过激的。而创作室的相当多的创作员，基本上没有投入鸣放中间去，有的忙于创作，有的也许出于谨慎。个别创作人员甚至是完全没有参加鸣放座谈，更没有参加社会上的鸣放活动。与当时鸣放高潮的许多单位相比，创作室的鸣放实际上是相当冷清的。这是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从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到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了右派分子进攻，并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还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时，反右派的运动已经决定下来了。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下达。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运动就突然而迅速、猛烈地展开了。 所以， 中共中央发出整风指示，是鸣放开始的话，到毛泽东提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只有17天的鸣放时间，到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即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右派运动为止，鸣放的时间也只有40天。总政创作室实际上算不了全力投入鸣放，也是不足为奇的。 “战果”可观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6月以后， 反右派运动来势汹涌的巨浪冲激得总政文化部及创作室一片混乱，形成了失足失措的局面。文化部长陈沂已是作为重点在总政范围内接受批判的主要人物，陈其通担任总政文工团团长，忐忑不安地领导着文工团的反右运动。陈亚丁一度主持创作室的反右运动，每次开会，他作为主持人总是先表示自己有错误接受大家的批判，批判别人时也很少作为领导人发言，更很少参加创作室支部会议对运动开展的研究。鲁勤自己也在接受批判。创作室主任虞棘则被一些人认为是陈沂的山东帮重要谋士，尽管虞棘是创作室反右的主要主持人，看来也只是依当时的气候，查阅鸣放发言，尽可能打出个右派分子来。所以，创作室开始反右时，是乱了阵角的领导人在进行领导，支部也很少有过对室内人员排队研究或事先预定打出多少右派分子。我作为党支部组织委员，类似以上内容的支委会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几乎形成了谁有鸣放言论，甚至没有鸣放言论也要相互揭发的局面。最早“揪出来”的樊斌、吴占一等并不是创作室的编制内的成员。樊斌是昆明军区的成员，他从小在部队担任卫生员，他的新作《雪山英雄》在当时有很好的反应，因此参加了全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我是在这个会上才认识他的。以后留在创作室代管进行创作，我曾兼过创作室秘书，又是党支部组织委员，才与他有一些往来，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朴实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我记得樊斌参加过不多的几次会，其中也包括揭发和批判徐光耀和我的会议。他在创作室被打成右派，我没有参加过揭发和批判，但我知道只是由于他在鸣放会上讲过几句激烈的话，又被断章取义地加以发挥，颇为简单地就划为右派。吴占一被划为右派更加简单，他原是总政文化部的秘书，曾随总政副主任甘泗淇去参加苏联归还旅顺港的活动。听到过甘副主任讲了几句对驻旅顺、大连的苏联红军不满的话，回到北京向几个同志顺便讲过。就以反苏的罪名划为右派。他们两人定为右派，依我的记忆，创作室支部大会和支委会都没有研究确定上报或正式表决过。如何就被划为右派的，我至今一无所知。而且，他们也很快就离开创作室。 创作室反右时期进行揭发批判是分两个组进行的。文学组是在虞棘、魏巍主持下进行，而美术组是在另处进行的。 文学组的反右运动，我是全过程都参加了。 在揭发和批判徐光耀和我的同时，公刘被批判了几次，定他为右派的“罪状”并不复杂，一是他在鸣放中攻击肃反，他确在鸣放会上发言对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提出过批评。这个会我参加了，但绝对不是攻击全国的“肃反”运动。二是他发表过的几首古体诗，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祖国。这是无法理喻的。三是对他过去历史的某些已经作过组织结论的问题旧事重提，很简单地定为右派。再一位是沈默君，对他的揭发批判会议开了三四次。沈默君在鸣放会上没有发过言，找不到他有什么攻击言论。依他平时的作风及品质，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他应划为右派分子。只有我一个人不识趣地在会上发言表示这是反右派运动，他没有右派言论就不应该划为右派。依其作风划为坏分子也不能划为右派。当然，他最后还是被定为右派分子。另一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是白桦。他是被召回京在创作室参加反右的。他正在积极揭发批判别人，昆明军区党委来电给总政治部揭发他在昆明军区的“罪行”，并要求划他为右派，经过总政批准了。所以，白桦划定为右派并不是创作室揭发出来的。 反右派运动初期，作协党组从6月6日陆续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至8月6日结束。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道。与作协党组扩大会同时，被认为与丁陈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也在被揭发和批判。在创作室的创作员中，徐光耀和我都是原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文学系的学员，陈企霞是系主任。徐光耀在建国后又曾在丁玲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学习。所以，我们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在军内的骨干”而被揭发和批判。徐光耀的“罪状”主要是替丁玲翻案，经济上支持陈企霞。这个罪名是毫无道理的。关于替丁玲翻案，是指1956年作协党组曾写过一封公函，要求总政创作室党组织让徐光耀写一份丁玲在主持文学研究所时期被揭发的几个问题的看法和证明。我当时是组织委员，即将作协党组的信面交徐光耀，请他写一份材料。他当时表示没有必要写。我认为是作协党组的要求，又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来函，还是写的为宜。他查阅了他的日记后，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写了一份材料。这怎么能认为是徐光耀恶毒攻击作协党组，蓄意为丁玲“翻案”呢？而在经济上支援陈企霞，也和右派罪行丝毫不沾边。陈企霞在“肃反”中被隔离审查很久，1956年后或1957年初被解除隔离后，有同学来找到陈企霞，说陈企霞生活很困难需要帮助，这种帮助还不能被陈企霞知道，否则，陈不会接受。徐光耀相信了这位同学的话，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和情感，他又刚刚有些稿费，就支援给陈企霞几百元。这两条罪状就将徐光耀划为右派分子了。徐光耀1938年13岁时参加革命，长期在部队工作，为人朴实，自律很严，鸣放时，他正在农村深入生活，被调回京不久就被划为右派。以他的为人，品德和言行，划为右派，即使是创作室的几个少数处于整人位置的人也感到意外。 我与徐光耀属于“同案犯”。唯有一件事似应讲一下，即会上对我曾经“系统地恶毒攻击赫鲁晓夫”这一罪状，在被批判时，给我内心的震动超过了这个“罪状”的本身。创作室反右运动中后期，某作家批判我时说：我们对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也有意见，但是我们拥护苏联共产党，拥护赫鲁晓夫同志，你根本不同，你对苏共，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们党都有刻骨仇恨，你反党思想深入骨髓……尽管我和这位作家在调到创作室之前彼此并不认识，只知道他发表的一些作品，对他也有敬意。而他这个批判却使我按捺不住，当场和他抗争起来。以前，他对我毫无了解，依当时对干部的要求条件而论，我不是剥削家庭出身，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在部队一贯立功受奖，没有受过处分……说我对党刻骨仇恨、深入骨髓的根据何在？为什么在如此严酷的运动中如此恶毒地落井下石？若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我在鸣放中并没有反党言论，若是由于个人恩怨，我从来也没有得罪过他。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对赫鲁晓夫有意见是对苏共的拥护，我对赫鲁晓夫有意见就变成对苏共对党有刻骨仇恨？这种“理直气壮”的诡辩无非是他居于批判别人的位置，被批判的人只能低头认罪吧？当时我实在无法忍下去，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我至今以为写出这个细节并非插曲，并非个人恩怨。它反映出一些人在大风浪中的政治品德，骨梗在喉，不能不讲。 对我的定性有过反复。最初，创作室主持运动的几位同志并未都要把我划为右派，而是定为中右分子，给予留党查看两年的党内处分。但原总政文化部某副部长此前不久调到作协担任书记，他向总政治部谭政主任提出：黎白是丁陈反党集团在部队的重要骨干分子，必须划为右派分子。而担任总政纪委书记的联络部长张桢样同志坚持不改变原来决定的处分，所以，我仍按原处分处理，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老实说，我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一旦被划为右派分子，几乎永世不得翻身。历史证明，凡是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如果还能幸存下来，也是经历了20年的非人生活啊！我几经反复，最后没有被定为右派分子，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所以，至今我极为感谢我并不认识的张桢样同志。 到了1958年初，创作室反右运动告一段落时，在创作室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徐光耀、艾炎、公刘、何孔德、沈默君、白桦、樊斌、吴占一等八名。徐孔被调回原单位也被划为右派。被划为中右分子及受到处分的或处理的有寒风、黎白、林子、韩希梁、刘×、张祖武等六人。两类相加共19人，是创作室人员及代管人员的一半。另外19人中，丁毅、西虹、郭光或调出或因病未参加创作室的反右运动。胡可、蔺柳杞、史超等又受到反右不力的批评，虞棘属于被批判的对象，柳琪辉、夏信荣是秘书，只参加运动或是记录。郭良信、孙景瑞返回原单位。总政创作室的成员中，在反右派运动里没有挨整的就不多了。 反右派后期“整风第四阶段”的风波 1957年底，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初步告一段落，展开“整风”，要求每人写50张小字报，内容不限。有的同志“久经考验”，只写了一些“请不要在厕所乱扔手纸”，“请不要随地吐痰”之类的小字报。有的同志“不知深浅”，还是写了一些有关对领导同志的意见等内容。寒风等二同志在他们写的50张小字报中有一篇“打油诗”，其中有“老××没主见，跟着××屁股后头转”的词句。寒风尽管在反右运动中因为不够积极受过批评，却还没有什么可称得上右派罪行的言论，这首打油诗却使他在动难逃，终于被以算老账的方法，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于1958年下放到昆明军区所属部队。创作室主任虞棘早已未经改选就被剥夺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在整风中成为被连续揭发批判的重点。后因突然病变住进了医院，对他的批判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1958年5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及受了各种处分的创作员已先后离开了创作室，右派分子被正式开除军籍、党籍，分别送往劳改地点及管教单位，其他受不同处分的同志也都或下放或去农场或遣回原单位。几位主持运动的及没有受到处分的同志有的返回原单位，有的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个别人分配到军分区。至此，创作室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了。 不久，创作室被总政撤销。 反右后所想到的 反右派运动毫无疑义地是一场“左”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他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到了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结论就完全推翻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 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又是如何估计、判断并作出结论的呢？他在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编入毛选第五卷，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文中写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 这个结论是讲在1957年，也就是说建国后的第八年。毛泽东所指的是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他们全都是依附于那五张皮上，几乎把所有的知识分子爱国爱党之心和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通通否定了。所以，毛泽东所讲的通过鸣放，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就不难理解了。很多人积极响应中央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满腔赤诚地投入鸣放，转眼之间成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有的人和风细语，没有说过一句过激的话，有的人甚至一句话没说，也被划成右派，就是不足为怪了。即使没被划为右派分子，也统统要进行思想改造，要彻底改变立场。基于如此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判断，即使没有反右派运动，他们在国家中的位置也是明明白白的。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位置被排列在“地富反坏右……”之后，被称之为“臭老九”，比历代封建王朝时代认为的“下九流”还要低下，也就“事出有因”，不足为奇了。 这种“左”的错误，对国家的文化事业，对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事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经过几十年，大家都有了切身的感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了“两个凡是”和“左”的错误，平反了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得到改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有很深远的历史根源，清除它的影响，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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