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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鸣大放开始的时候，我是广东省委讲师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没有任何头衔的负责人。 为了在干部中开展对马列主义课程的学习，需要为地方培养一批教员。1955年初，我被粤西区党委宣传部送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完毕后，省里把我们这批人一个不剩地截留下来，组成了省委讲师团。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妥当。首先，大家都是由各区党委、地委宣传部推荐来而且说好学习结束后仍回本单位的，把人都留在省委，显然不讲信用。也许有的单位早就料到这一招，故意派一些其实根本不适合搞理论工作的人来应付应付。这一来，水平参差不齐，差距很大，工作就很不好做。我的职责之一是排课，按例应当机会均等，每个人都有差不多数量的讲课。可是，听过几次课后、各讲区开始用各种不同的手法，取消那些不受欢迎的讲师的课， 硬拉别的人来讲课。 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宣传处长卓炯（就是那位后来同孙冶方一样被批个没完没了的经济学家卓炯）负责安排市属各区、校的课程，总是设法把我安排的时间表弄得面目全非。那结果，是几位受到冷落，而我的课程则排得很满。这当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愉快。加上那时还讲究“物质鼓励”，规定“超额有奖”，我月底大都能拿到十来块钱的津贴，更成了矛盾的焦点。出版社让我们给初级组的学员编课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有的人自己都没有读懂政治经济学，文字表达能力又差，编辑很不客气地退了回来。有的我自己义务重写，搞不完，只好让别的人另写。于是稿费也就畸轻畸重。大鸣大放一来，这些意见一哄而上，连管资料室的、搞行政事务的都向我进攻，认为我所得的报酬应当有他们一份。省委宣传部和讲师团的领导私下给我打招呼说，所提的这些意见不对，要我不必介意，他们将在适当的机会把问题讲清楚；卓炯一次见到我也说了一些同情我的话。但是，我心里仍然感到很窝囊。那时我已经重新开始写文章，心想，不去讲那么多课，不当这个鸟负责人代你们重写那些稿子，我可以做学问、多写几篇文章，如今反而落得个里外不是人。 这天，我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在家里读书。林鹏登门来了。 林鹏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从中学分手后，我考入中山大学读中文系，他却入了广西大学医学院。七搞八搞，我们又在讲师团会师。林鹏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不时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但是，独立见解同孤立又往往是一回事。加上他比我更不善于处事，在省委党校呆不住，被调到我们这里来了。由于有一段旧关系，他又没有什么不平衡感，我们的感情不错。他劝我别被那些闲言碎语干扰，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然后转入正题说：“我要给陶铸贴一张大字报。” 要是我知道他这一生得为这张大字报付出劳改20多年的沉重代价，当然会劝阻他。可是，我哪能未卜先知呢？ “什么问题的大字报？” “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 接着，他把在西江（如今属肇庆市）地区土改时地方干部如何被“砍瓜切菜”（林鹏习惯用语）地弄得七零八落，有哪些冤假错案等等，给我讲了个大概。“这样的干部路线对头吗？” 对他的话，我马上产生了共鸣，不知天高地厚地连连点头称是。 用检讨时的话来说，“这是有深厚的思想根源的”。说来话长，简单交代一下。 在游击队里，我仍然同学校的李绍中等好友保持通讯联系。1948年秋天，绍中兄几次来信说，我原先那位女朋友从汕头来了，三番五次地打听我的下落，焦急得很，似乎非有个交代不可，要我赶紧想个办法。这位女朋友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柳，在汕头一家私立大学读新闻系。原先我们曾在信里约定暑假在广州碰头。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逃到香港。离开香港进游击区时，我曾经将情况告诉我尊敬的同学吴大姐，征求她的意见。吴大姐问了我对方的政治情况，我担心这位阔小姐（从穷光蛋如我的眼中看，其实也未必很阔）不大可能敢去打游击。她赠我一句略有改动的鲁迅《伤逝》中的话：如果不能携手同行，就只好奋身孤往。于是，我没有给她写信就“奋身孤往”了。暑假开始，柳回到广州，发现我意外地失踪。大约与“钓不到的鱼最大条”的心态有关吧，她不回汕头读书，死缠活缠地要绍中兄告诉她，我是不是给关进班房或是跑到什么地方了。绍中兄怕她闹得学校的人都知道了，因此十分为难。我向领导汇报后，肥佬关说，你可以写一封信给她，如果她不怕吃苦，欢迎她来。于是柳果然来了。脱掉碍眼的时装（她居然带了一皮箱花旗袍来），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于是爱得要死要活，难舍难分。虽然不在同一个地区，仍不时地找机会三个人（加上胡九仔）离开群体聚一聚，成了战友们非常羡慕的一对。 解放了。我们一个被分在新会，一个在鹤山。支前清匪，工作忙得见面反而比以前少，更谈不到考虑结婚。就在这时，从我这里分到鹤山县的战友老吴特地跑来告诉我，柳在那边宣布同我“锭煲”即分手，另有所恋了。我不信，抽时间去了一趟沙坪。在那里当县委书记的肥佬关很抱歉地证实了老吴没瞎说，还说：“早知这样，真应该把你和她分在一处。”失恋的滋味很不好受；但我还是挺过来了。最后见她一次时，她已调到报社当记者，她那众位男朋友也陆续“吹”了。她送我上长途汽车，答应我痴情的要求：“重新考虑一下你的选择。” 谁知这却是我们一别几十年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我得知，她以“特嫌”的身份被拘留了；同时，我也被列入了冠以“清理中内层”的名目、以地方干部（被称为旧基层）为对象的类似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这件事如今看起来很滑稽：柳之所以“特嫌”，在于她用情不专，因此可能是“美人计”；而我呢？竟把一位“特嫌”带进革命队伍，当然也形迹可疑。但是，在那时，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包括我们的司令吴有恒等，则被扣上“地方主义”的帽子。而我呢，却麻木到根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审查对象。为此，县委组织部长把我痛斥了一通，说我装蒜，这才把我喝醒。不久，我被从县里调到地委，说是工作需要。其时我倒是明白，这只是为了更便于审查——用一句俏皮话来说，是离公安处看守所更近了。也就是因此，说不上是不是因祸得福，我被从土改前线抽回来，给机关干部的理论学习做些打杂的事。三年之后，我被通知到组织部去看审查结论。从中得知， 柳的“特嫌” 查无实据，遣送回家；而我介绍这样的人到游击队则是一个“错误”云云。 祸不单行。当我因柳的“特嫌”而被审查的同时，还有一件更让我后怕的事件在发生着。解放前夕，我同李德华分别率领两个武工队向江门挺进；于是，解放后，我和李德华就在靠近江门的棠下三区一起工作。当年李德华分管的那半个区有个楼山乡，乡长是因为参加过菲律宾共产党抗日游击队而被驱逐出境的前武工队员楼山人李波。土改时，楼山是区党委领导人蹲的点，负责在那里做具体工作的廖原竟挖出了一伙“反共救国军”，李波被查明是其中的为首分子并“自杀”而死于狱中，同时还枪毙了三个楼山人（其中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战友）。这样一来，李德华当然也是问题人物，被送到丹灶的党校去“学习”，其实是变相软禁。廖原到处做典型报告，由一个土改队员很快就升为县委常委。楼山工作完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打游击时活动最多的桐井乡。照此办理，那里肯定又会挖出一个“反共救国军”来。我既然已经是“特嫌”的男朋友，‘只要我再同“反共救国军”沾上点边，那就不是去丹灶“学习” 而是到公安处同柳“会师” 了。天可怜见！据说是老司令（当时是区党委秘书长）吴有恒发现其中有诈，冒着“逆龙鳞”的危险，向那位蹲点的区党委书记指出廖原搞了鬼，造了冤案。经过调查，证明真正的特务是廖原而不是李波他们！这就是震惊全省、远播全国的“楼山事件”。你看，我不是“险过老张剃头”吗？ 林鹏的诉说引起我对这两件有切身感受的冤案的记忆。此外，有名的松仔岭事件我也知道得比较多。我同意他的看法，并且补充了这些材料。我说，不管有什么毛病， 柳总还是革命队伍里的思想意识问题，怎能把人关了3年，然后把她遣散回家，让人背一辈子包袱呢？既然柳不是特务，让她参加游击队又是肥佬关批准的，又何来错误？而李波的死，更是使我伤感不已！多么好的一位老（他比我们大十几岁，儿子都参军了，在当时看来，当然属“老”字辈）同志啊！ 林鹏的大字报一贴，反右派开始，马上招来重炮猛轰。整个省委大楼一楼的大厅都贴满了反击林鹏的大字报，《南方日报》以大字标题揭露“极右分子林鹏”的种种“罪行”。这一下我懵了。一边参加对“极右分子”林鹏的“辩论”（其实是批斗）会，一边觉得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那时的《参考消息》是内部发行而且限于一定级别的，比现在编得精采多了。平时，我总是几乎一字不漏地把它看完。这时候我发现，面对着《参考消息》，我已经看了后面就忘了前面，不知所云，更休想去啃那些马列经典著作。以前我的睡眠非常好，想睡就睡，醒后龙精虎猛，如今很难入睡，而且常做恶梦，开始靠安眠药过日子了。我只好一个人躲在房里用扑克牌“算命”。其实，哪里还用得着算什么命，同情而且支持极右分子，给他提供炮弹，扣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还不是“十六两翘翘”的吗？ 林鹏是很够朋友的。他把大字报的罪过全部承担下来了。说全是他的认识，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却不敢不认罪、深挖自己对土改整队、对反地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考虑到我这个人平时口无遮拦再加上当这个鸟负责人引起的“民愤”’我添油加醋地往自己头上浇粪水！度日如年地心里打鼓，为那位还在娘肚子里的孩子痛惜他（结果是她）生不逢时，天真地希望能发配到原先打游击的地方去劳动改造以便得到老乡亲的某些照顾。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 原先有说有笑的领导板着面孔找我谈话， 通知我，“明天开你的辩论会”。该来的终于来了。我甚至想：早来比晚来好，我的神经已经紧绷得就要断弦了。 意想不到的是，从省委宣传部派来讲师团主持辩论会的领导，给我未来的孩子带来一包他家孩子用剩的尿片，而且在开场白宣布：林某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于是，我漏网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老领导王匡救我一命。“这个人有点才华，既然已经够额，就不打他算了。”10年后，王匡是“文革”中被揪出来“祭旗”的第一名“大右派”。罪状之一，就是“包庇右派”，当然包括包庇在下。这是批斗我（这时已是“三反分子” ） 时，一位女将调查回来后宣布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清楚地记得反“右派”结束后王匡笑着对我谈他在延安整风时如何挨整得呜呼哀哉，给我加油鼓劲。又过了10年之后，我被发配回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王匡，感谢他救命之恩。他笑了笑说，其实也不完全由他说了算。然后同我交流木匠活的工艺，很得意地告诉我，他比我的水平高。已经可以做桶。 王匡讲的是实在话。当年省委宣传部一位很起作用的科长王干，前天还为王匡写批判“右派分子”的稿子，后来就被揪出来成了“右派分子”——王匡保他；但上头不同意。 由此看来，命运这玩意儿还是有的？！ （选自《漏网》，河南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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