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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秋，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西北。几经波折，1959年春才到L县报到。 L县地处黄土高原，是全国驰名的贫困县之一。县城东西长、南北狭，极像一只大火柴盒，面积不过0．5平方公里。四面灰色土垒城墙雉堞全部坍塌，已失去当年巍峨风采。城内居民约四千。有一条十字街。街道两旁房铺古老而低矮，唯一高层建筑乃是新盖的桦木棚板的两层县府大楼。 当时全国“大跃进” 已开始退潮，但在偏僻的L县依然热气腾腾。城内中心鼓楼附近的白色墙壁上，顶头横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大字标语。左下方画了一朵雨伞般大的棉花（L县不产棉花） 、几枝颗粒如桔子般的麦穗和一头比大公牛还壮的肥猪。右下方公布本县各地大放“卫星”光荣榜： ××公社×大队小麦亩产8100斤 ××公社×大队玉米亩产12600斤 ××公社×大队洋芋亩产100000斤 据说最后一条新闻上了省报，不知怎的传到外国，使一些洋专家大吃一惊，自愧弗如。因为据他们计算，十万斤马铃薯的体积堆在一亩地里，即如铺“席梦思”一样，密密层层，足足可铺一尺多厚，创造了了不起的高产奇迹，应当编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手册。因此他们写信到我国有关部门，要求来L县实地参观学习哩！ 我最后被分到L县中学。 校领导最先分配我下乡找铁矿，后来在校办砖瓦厂学做砖瓦。1960年初春，派我看守校办农场。还特地在路边临时给我盖了一间四堵土墙的低矮小屋。 面积不到3平方米，用两根木椽和柳枝搭架，用烂泥巴和着剁成一寸多长的麦秸糊屋顶。没有益瓦。屋内“盘”了一个小土炕。朝南开了一个没有窗根的小窗户。房门朝西，面对农场。地里已点了甜菜籽、萝卜籽，但没有发芽。农场一片荒芜。 这年春天阴冷而漫长。时而寒风呼啸，唱着一支凄厉的歌；时而雨雪霏霏，流着冰冷的泪。我的心好像弥漫天空的云雾阴郁，而沉重。根据规定，我的口粮由每月27斤减到20斤。一天两顿。每顿我领到手巴掌大的一块玉米面“花糕”，或一只小瓷碗般的“黄团长”——黄玉米面做的馍馍；另加一碗被叫作“玻璃汤”的玉米面汤。没有油，没有菜。县城内外没有任何食品出售，路上行人稀少。我有意减少各种活动，尽量避免能量消耗，大部分时间躺在土炕上，不读书、不看报，眼巴巴地盼望开饭时间到来。睡觉也做吃馍馍的美梦，醒来时还咽着口水。学生们同样挨饿。一位语文教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志愿》。一个高中生极其认真地写道：我的最大志愿就是当一名炊事员，因为可以吃饱……我的脚和小腿还是慢慢肿起来了。此时，即发生了一件使我极为痛苦和不安的事： 一个暮霭苍茫的黄昏，我怅惘地站在房门口。四周一片寂静。只有纺织娘在草丛中令人心寒地开始悲鸣。突然，路边一个幽灵似的影子向我悄然飘来。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个约莫四十多岁的农民，穿着破绽百出的老羊皮统子，拄着一根木棍，满脸污垢，颧骨高耸，左眼闭着，右眼微睁，混浊的眼珠凝视着我，张着嘴，却没声音，抖抖索索地向我伸出一只干瘪的手。 “老乡，”我的嗓音变了样，“我确实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请你原谅。” 他木然立着，仿佛变成了一块石头，我却着急了：“快走吧！天快黑了，不然你就摸不着啦！” 过了一会，他喉咙里响起一种奇怪的响声。头微微摇了一下，举起木棍，步履蹒跚地挣扎着往前走去，慢慢消失在正在浓重起来的夜色中。我以为，他一定可以走到那不远的村庄。可是，第二天早晨，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农民就倒毙在离我住的小屋不到二百米的路上，口中塞了一把生草，手中捏着一把生草…… 当时当地农村死了不少人。幸亏政府解散了公共食堂，从外地调来了豆渣、番薯干，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我也由于一个永不能忘记的上海同学及时寄来了她节约下来的几十斤粮票，才渡过了难关——水肿病好了。但仍饥肠辘辘，日子难熬，口腹之欲令人难以忍受。我每日都到新绿的田野里寻找苜蓿、苦莱、红背儿等野菜。然而吃了这些野菜，肚里仿佛被猫爪抓着似的难受。一天，晴空如洗，我走到一大片碧绿的玉米地，蓦地发现密匝匝的玉米苗已经高过了我的头，修长的叶子在灿烂阳光下闪闪发光，好像抹了一层绿油。不少株植顶端散开了淡紫的雄花，土黄色花粉撒落在周围叶片上。有的株植叶隙中间，结了一个、两个，甚至三个玉米棒子。棒子尖上抽出一绺紫红色雌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芳香，突然间，像被一股不可拒的魔力所驱使，我不能自禁地走到它们跟前，伸手摸在玉米棒子绿色柔软苞皮上，可以感触到一颗颗玉米籽粒，我环顾四周，阒无一人，便一头钻入玉米丛中。我被包裹在绿色世界里，视线被密密麻麻的“青纱帐”完全挡住。我的心仿佛快要蹦了出来。但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所有玉米地都是有人看守的。我敛息凝神谛听：周围悄无声息，只有阵阵微风吹过时，叶片轻轻摇拂的沙沙声。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伸手抓住一个玉米棒子。但这个玉米虽然很嫩，却长得既韧又牢。我使了很大劲，也不能把它摘下来。于是我发狠往下一掰，“咔嚓”一声，玉米滚落地上，而响声却把自己吓了一跳。“笨蛋！”我暗暗咒骂自己。我不敢拾玉米，急忙转身四面了望，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四周寂静如常，听不到任何可疑声音。于是，我放心解开中山服棉上衣。拾起玉米别在腰间皮带上。接着，我掰了第二个。我打算再摘一个就回去。正当我的右手抓住另一个玉米棒尖时，忽然响起霹雷一声： “站住！偷玉米的站住！” 这突如其来的吆喝声，仿佛使我遭到致命一击，顿时脑袋嗡地一震，眼前乌黑，几乎晕倒下去。两个神出鬼没般看守玉米的人已威风凛凛站在我面前：一个是四十多岁的胖子，高个儿，大光头，手中提了一根棍棒；另一个矮黑瘦子，三十多岁，手提着红缨枪。 “你是谁？”胖子举起棍棒厉声喝问。 “我……”我胸口像塞满棉花。 “你……是不是学校看农场的老师？”瘦子声音又尖又细。 “……是，”我喉咙哽咽着。 “你即是老师，就不应该……”胖子放下棍子。 “是，是，我知错，我认错……”我惊魂甫定，嗫嚅着说。 瘦子把红缨枪插在地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斜着眼睛问：“听说你是北京派来的大学生，是吗？” “是的，是的，我是去年分到L中学的。但我是……右派。”我觉得问题严重，无可回避。 “哈哈哈，”胖子忽然爆发了笑声，接着表情严肃地说，“咱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咱只管看守玉米。你……以后可不要再偷了！” “是！是！我是第一次……我保证以后不……”我真诚地忏悔说，从棉衣下掏出两个玉米棒子交还他们。 瘦子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态度温和起来：“看你模样，听你说话口音，你是南方人吧？” “是，我老家在广东。” “哎呀呀！”胖子大嗓门说，“听说广东是个好地方。几千里路远呐！你无亲无故，昨来咱们这穷山沟里活受罪！” “不，不……我要好好改造，”我低下头喃喃说。 “你在那边守菜园，咱们在这边看玉米。相隔不远，咱们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哟！””瘦子对胖子使了一个眼色，“摘几个玉米送给老师吧？老师吃不饱，生活很困难哩。” 胖子两只大手一拍：“摘去！摘去！” 瘦子动手摘玉米。 “谢谢你们，谢谢……”我眼泪双流，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向他们深深鞠了一躬。但我谢绝了他们的盛情好意。 当晚，吹灭了小煤油灯后，我钻进冰冷的被窝里，心里两个声音在争吵：一个怒声斥骂自己堕落，怨恨自己缺乏自制能力，嘲笑从前伪君子式的自命“清高”……另一个却用“三天饿成一个贼娃子”的当地俗语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古训为自己辩解……继而，又回想起令自己最伤心的1957年：假如没有那场运动，假如我不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假如我不上大学或不在那所著名大学上学，假如……也许自己就不会啜饮人生的苦酒。 突然，我又想到：倘若守玉米的人说了出去，可能给我再戴上一顶“坏分子”帽子，加上“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我的脑袋膨胀起来，心里像一锅沸腾的开水……我无限伤心、悔恨，痛苦地往自己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 正当我胡思乱想、辗转难熬的时刻，突然，黑夜深处隐隐约约传来脚步声，并且似乎向我小屋方向走来。我屏住呼吸，侧耳细听：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有人走到我土屋跟前了。忽然，“扑通！扑通”几响，不知什么东西掉进屋里。俄顷，脚步声重新响起，离开土屋，由近而远，不久就消失在神秘的夜里，一切又归于寂静。 我松了一口气，从枕头边摸到火柴，点燃了小煤油灯，顺着微弱的灯光，啊！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发现炕脚下横竖相错地躺着六个烤过的玉米棒子！我惊喜交集，拾起还有点温热的玉米，剥开烧焦的苞皮，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没有尝过此食物的人，也许永远无法体验到：这用柴火直接烤熟的新鲜玉米，何等香气诱人、松软爽口，真是鲜、嫩、香、甜、滑俱全。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饱、最美的一顿夜餐。 三十年一晃而逝。不知胖子和瘦子今天是否还健在？倘使他们还活着，我这半生漂泊、命运坎坷现已回到家乡的远方人，衷心遥祝他们健康长寿，生活愉快。他们善良的形象，令我永远难忘，他们那颗淳朴、宽容、厚道、富有同情之心，至今仍温暖着我的心田。 1990年2月于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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