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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回信给我带来了淡淡的怅惘。自从“五·一九”运动以来，这是第二次可有趣的“生活之插曲”。在你的回信里，对于我们这些毫无悔改之意的少数“顽固右派分子”表示了极端的轻蔑，在现在这样做是容易的，可是你愿意再进一步想一想吗？ 过去我们写大字报、开辩论会、印小册子还到过天津演说，那时我们可说是一帆风顺，与此相反我们现在受到一些人身侮辱，特务跟踪，开斗争会还有那别有风趣的孤立，现实的皆是合理的，这些原来没有什么奇怪，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清这一切。 有谁愿意为我们的人想一想吗？我们不是厌世者，相反的，一般地说，我们是具有强烈的求生欲望，有人生乐趣的人，我们不是玩世者，相反的，对一切我们都严肃地加以探讨，曾经痛苦地思考过为了在生命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为了选择终生的道路，还有一点，人们似乎忘了我们也是自尊自重的青年，血气方刚，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把我们抓去质问任何问题，可以用任何骂人的词句用在我们的任何一个人身上。能够设想忍受这一切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毅力吗？自然有人会问：我们，为了什么？ 前些日子，朱彬在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他们为了什么？”说我们是为了恢复解放前的剥削生活，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拙劣地为我们编造了一套历史，比方说我应该在解放前入团，并且不早不晚，应该在入团那一年学会赌博，还有出身小地主什么的，我没有兴趣去驳斥这些古怪的历史的捏造者，这多么乏味，真的，解放前的生活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至少是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 有人说我们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是夸大狂，是野心家，难道这些说法能安慰你那社会主义的良心吗？如果否认我们有表现自己的欲望，这是没有分寸的，我们是够狂妄的，可是能够设想光是这一点支配着我们吗？仅仅由自尊心作为生活动力的人即使能够在顺利的条件下工作得十分出色，也不会经受得起像我们这样的考验的（总算是一种考验吧），在我们人当中，有些罗曼罗兰式的个人主义者，也有高尔基式的集体主义者（仅仅是比方，我们不想和这些人比较），而小市民式的个人主义是我们极端蔑视的，高尔基曾说：“如果一个小市民牙痛而他又没有勇气来拔掉这颗牙时，整个宇宙对于他就是一座监狱。”想想吧！我们要是个人主义是小市民的话，那么，什么是我们要争取的个人呢？团籍吗？学籍吗？我们只会失去而不会得到，名声、威信、权势、金钱、地位吗？这一切都见鬼去吧，如果一个人不想自欺欺人，那么他就会发现这些与我们是不相干的，没有一个势力眼光的小家伙会用我们这种方式往上爬，至少，这是不着边际的冒险行为，至于说到“野心家”这个术语用在我们十几岁的年轻人身上是不近情理的，关于这一点，我想你也不会不知道，我不想多说，我还没忘记，在我前面站着的是什么样的对。 那么，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管对也好，不对也好，我们的要求主要是属于精神生活方面的，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为了我们向往的人类社会，只有朝这个方面考虑才可以找到唯一的解决问题的出路。当然，对于那只想随便找一个理由来骗一骗自己的人，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那是他们的事，去他们的吧！在这里，我愿意和你谈一谈。 我想还是谈一谈大家所熟悉的问题吧。前些日子“中国青年”讨论“徐进问题”。人们说徐进的思想斗争主要是他的个人主义。这当然是那种“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这一著名理论指导下，创造性的应用。在我看来这种说明，无异于用商品的效能来说明它的价值。用人的生理结构来说明他的品质，或者，再通俗一点，用物体本身的物理属性（例如硬度、色彩等）来说明它会从高处往下掉一样。这种思想方法，我无条件的仇恨。正是这种思想方法，使人们对于民生各式各样思想的生活环境不理采，而对由这种环境下养成的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却施于暴力，似乎这样能解决问题似的。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有人对于在艰苦岗位工作的人们，提出无穷无尽不合人情的要求，而对某些旧人员却无穷无尽的让步。有人在批评有缺点的好同志时，像猛虎一样勇敢，而遇到了真正的坏人坏事却像生了病的耗子一样害怕。有人对上级的一切指示都视为圣经；而对比方说：农业化高潮前低级干部表现出来的右倾思想却大谈而特谈。似乎他们比那些农村干部一定会高明似的，最令人难过的事，谁如果坦率地暴露自己的思想，谁就会受到各式各样廉价的谴责。在《学习》杂志上也讨论过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公路勘测人员说：“要说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可以，可是说到已经结合起来，我思想搞不通。我们成天开天辟地，把公路引向荒无人迹的地方。当人们坐着汽车旅行时，我们却走向他方了。当然这种工作是本份的，可是我们的待遇比谁都差，有钱买不到东西，我们的年龄一年一年的增长，可是婚姻问题根本无法解决”。诸如此类，不能不认为这个人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可是那些坐办公室，游公园的大首长、大学者们，大概要喝了过多的烧酒，于是写了文章证明：这算是什么呢，不会是你个人主义作祟吧了，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思想：“我们——大首长们、大学者们应该发号施令，为所欲为。你们——天生的贱种，应该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那么你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就结合了。”这样人们不愿意真正地暴露思想，反正没有人和他说真心话。于是社会上盛行着一种虚假、伪善与欺骗的作风，这种风尚，这种传说，这种习惯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可是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 要是我们也相信“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这反马克思主义反历史主义的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命题，那么我们一天也活不了。上面那些思想方法我是切齿痛恨的，可是难道我们可以痛恨那些为这种思想方法掌握的群众吗？你记得吗？在天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基本群众，那么我们的一切工作就失去了道义上的基础。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仅仅是因为缺乏思考的习惯，全部问题就在于让他们思想活跃起来，不要过多地责难他们，与此相应我非常不同意你对天津师院数四同学关于他们学生会不民主的演说。在我看来，这正是使我们脱离基本群众的作法。还有我为了我们在师院时那种高高在上被人们视如贵宾的处境十分忧虑，我们当时过分自负了。这种错误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惩罚，你记得那天下午的场面吗？那是我们活该。我记起了肖洛霍夫笔下的达维多夫，他对鞭打他的群众说：“一切都为了你们，你们却这样打我”。但他也知道那是拉古尔洛夫的不好，难道我们可以设想他对群众进行报复吗？他是这样说的：“有人想要我求饶，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布尔什维克屈服。我不会报复你们的，布尔什维克不会这样对待自己人。但是要使你们觉悟”。这就是我所向往的英雄，为什么当时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痛恨“卫道者”们呢？这就是原因。 我们反对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一种习惯的机械势力。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全部困难；这也是我们的光荣。 再举一个例子吧！我想引一段咱们都熟悉的一段话：“每天我在墙上划一横，每五天就凑成一个‘正’字。每天我都盼望出狱，可是每天都叫我失望。秋天了，透过铁窗可以看见白云在飞，我真难说出那时候的心情，那时的滋味，我只是忧郁地望着那一小片青天和飞翔着的白云，我想起了‘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决定自杀，决定深夜撕下被单上吊。后来我想到一个姓聂的朋友，我就改变了主张，他是个老干部、共产党员、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了。曾在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工作过，后来调到江南分局任南桥派出所长。我和他接触了几年，知道他是一个热情公正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领导干部以审查他的名义，在1954年把他关在狱里，他不服气，整天吵着要自由。这批家伙就给他戴上了镣铐，他受了刺激以后，精神错乱，终于上吊自杀。等到发觉后被送到医院里，几个局长、副局长吓得轮流到医院里去探望，还告知医院，只要救活他，花多少钱都可以。结果人还是死了，这批人就在党内下一个含糊的通报，说他畏罪自杀，草草了事。（我不知道详细情况，但我顺便为我们的朋友控诉，要求重新审查案子，追究责任）我之不再自杀就是这个原因。否则，落下一个畏罪自杀的名义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不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民主、自由的坚定信念。民主、自由是真理，今天它虽被这批家伙玷污了，终有一天，会重放光芒。我一定要活下去，要做一名民主自由的勇猛战士。这批家伙们现在这样胡作非为，但终有一天要受到正义的裁判。就是这样我耐心地等待着，忍受着那狱卒的吃喝，忍受这惨无人道的折磨。” 你能不为这样的申诉感动吗？难道无产阶级的立场排斥正义和真理吗？难道马克思主义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吗？（这是那些理穷词尽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歪曲和污辱）这些就是我们要反对的现象。 咱们在一起谈过了多少知心话，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党的错误我们感到痛心；而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 现在我们是在困难中，受到各式各样的人的反对。但是为了摧毁那种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之上的威信，为了那些无辜的被损害者，为了曾昭伦、钱伟长的自尊心，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理性和人权，我们愿意殊死地搏斗。江隆基这家伙试图用什么“岗位”之类的废话来吓我们，老实告诉他，就是付出生命，我们也是愉快的，我不会忘记保尔的话，为了爱人活着这是卑鄙，为了家庭活着这是自私，而为了个人这简直是无耻，我们可不是那种人。 至于你对我的某些无理，现在我不再计较了，我对你的不满是你凌辱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五·一九”运动，我们纯洁无私的心灵。这方面按照生活的意志，我不能原谅你。 （1957）6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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