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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协现代文学馆为聂绀弩诞辰90周年召开座谈会的请柬，对绀弩的思念始终萦绕我的心头，久久不散，而且越来越强烈。特别在座谈会上听了丁聪、吴祖光二位谈及老聂的往事，心情更是不能平静。 他们二位自称是五七届“北大（荒）同学”，而且以热烈的口吻回忆同老聂在一起的日子，但在这些思往言辞的背面，我却感到那些日子的苦涩和凄惨。在祖国的大地上正照着一片明亮阳光，而在这一冰天雪地的荒原里，只是一垛生死关心的门坎。多少有为的人在这里落入死神的魔掌，幸而逃生的人也都是梦残魂断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坚强的，特别是那些堕入噩梦的人，他们舐干了身上的斑斑血渍，重又站起身来，迎接祖国母亲的召唤。老聂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吴祖光说老聂是传奇人物。他是弃文习武投奔革命的书生，是文坛继鲁迅茅盾之后的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师。他写的杂文可以媲美鲁迅，他的旧体诗开创了以时代精神贯入诗意的前路，他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独辟蹊径，树一家之言。总之，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他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无期徒刑在山西的班房里， 将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读了4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可惜这些笔记已成为“反动言论”而不知所终，如果留至今日，则他必为后学者，开启了读《资本论》的门径。 我和老聂相识是在抗战后期的重庆，但是我知道他却远在抗战初期。我读了他在《野草》杂志上写的文章，深为他的犀利与深邃的笔锋所倾倒。他大我10岁，我虽然叫他老聂，衷心则以师事之。 1962年到“文革”前期，他住在京西半壁街，我是他家的常客，有时他和周婆（周颖大姊）也来前纱络胡同我的寓所小坐。第一次他到我家，看见我居室的湫隘，不禁摇头叹息，称我是公子落难。 他是很用功的人，于各家对《红楼梦》的观点，十分注意。有次他借到一本吴世昌先生在英国出版的《红楼梦考》 ，便让我逐句翻译给他听，一共花了4天，他边听边记下了书中的要点，而且特别注意吴对高鹗续四十回的意见。我对他说，你有自己对《红楼梦》的看法，为什么还要记下别人的观点，他说正因为他有自己的观点，他才研究别人的观点来对证自己的观点。那时他买了不少古人的碑帖，每天练字，其时我也以写字代气功治疗我的高血压症，他深为称许，但看了我的毛笔字，又大摇其头，说我练字不得法，不能入门。这正是他的直率处，我就喜欢他这一点。他劝我学写旧体诗，我说戴望舒说我没有诗才，所以我只顾欣赏而不愿自作。他宽厚地笑了，说我弱不经风，受不了打击。 他是个饿怕了的人，但他的饭量并不大，只喜欢和少数几个友人在饭店里，小饮几杯，吃几盘好菜，于是纵谈上下古今，自得其乐。我和他最后一次一块吃饭，是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小饭馆里，他喝了几杯，便大谈林彪、江青，说江青是个妖物，今后一定会把中国弄成翻山倒海了，林彪则是个鸦片鬼。这时街上叫卖晚报，我们买了一份，上面是第一次看见打倒彭、罗、陆、杨的消息。他看了之后，对同座的黄苗子和我说，以后不要去找他，少出门，言谈小心，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的。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事实上，他即使“言谈小心”也终于入狱，他是否有预兆，我从未问过他。1972年底，我从沙洋干校劳改回来，就从友人处听到老聂被判入狱的信息，以后常在李健生大姊处遇到周婆。他们二人一见面就谈如何搭救老聂和健生小女早日出狱回京的途径。我眼生生看见她们的头发由黑变灰，又由灰变白，但我无能为力，只能空言使她们一时宽心。 老聂以国民党师团级俘虏而被释放，得到重生，因为他原来判的是无期徒刑。有人觉得滑稽，其实这是周颖大姊各处奔走呼号的结果。想到真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坐四人帮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监狱，真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成为国民党战俘得到特赦，也就并不滑稽了。有一次他给我看写狱中生活的诗，诗的反讽使我笑得连眼泪也出来了；这句话有语病，因为我的眼泪不是笑出来的，而是为胸头的痛苦抑压出来了。他说在监狱里比我们日子过得好得多，至少用不着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奇人而有奇事，他当然能甘于他所得的不公平待遇。 我50岁时，他曾经在我庆寿的册页里题过一首诗，写完了笑着说“涂鸦！涂鸦！”这首诗并没有在他诗集里出现， 也许写得匆匆他自己不满意。 可惜这本册页已被“文革”革掉了，我痴想或许有一天会在故书堆里突然出现，这是我不释于怀的企念。周颖大姊生前曾要我为老聂写文章纪念，但牵延至今，始终认为是一笔人情债。以老聂的身体和他的乐观天性，他原是可以活到90岁的，如今只留得友人们对他的思念了，能不痛哉！ 1993年1月8日雪朝于听风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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