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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的北大荒，到了收割麦豆的季节。一个高而瘦的老头手持镰刀割麦，连队指导员掏出怀表测试其速——老头每分钟只割十刀，而其他右派分子每分钟平均可割八十刀！指导员仔细观察，发现老头每次把握的麦秆甚微，于是手把手教他“握大把”和“砍滚刀”的要领，老头还算机敏，经过数次演习，“握大把”勉强可以对付，遗憾的是镰刀每砍下去，只能断麦二三茎矣！指导员叹息地说：“我找个小娃儿来，一根儿一根儿地拔，也要比你快哟！”老头直起腰来，“嚓”地一声点着蹩脚香烟：“干农活有两怕，一怕劲头小，二怕个子高。都让我占全了！” 56岁的聂绀弩，曾经是作家、诗人和古典文学研究者，如今怎么落到这般田地？ “龙江打水虎林樵” 从1958年春天开始，首都文化界的右派们，就一批批集合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掌权的副社长王任叔（巴人）说：“绀弩岁数大了，不必去了。”但绀弩明白：继续留在北京，日子不会好过。北大荒虽居漠北，但右派成堆，管制兴许松弛。空暇时可以看点书，甚至写点东西。于是在申请获准之后，便带着两大箱书（大字本“毛选”一部、马列著作若干、文学书籍寥寥），也带着他的苦恼、幻想和热诚，只身北上了。 他走进黑龙江，走过密山、走过虎林，在一个邻近铁道的八五○农场二队落了脚。等待他的是一个既让人兴奋、更让人悲哀的世界：来劳动的人以右派居多，但也不乏因其他“问题”来到这里接受改造的人。最使绀弩动心的，是看到有几位家属万里同行！她们和来劳动的人，都一律住在新盖的简陋大窝棚中。入夜，在每张能睡九十人的大统铺的两头，各睡一位妻子，紧贴她俩的是各自的丈夫，其余男性便一条条地“紧码”其间。由于她们的在场，每个男人都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更应像个男人。平素流行在男人中的那些“荤笑话”，被扫荡得无影无踪。这场景使聂绀弩感到圣洁，他写道：“共织荒原的锦绣，独憎人世有夫妻！”男人获罪，何须妻子同行？做为男人原单位的领导，又忍见这些女人随夫远行？！绀弩的眼睛潮润了。他想起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一部叙事诗，题目仿佛叫《俄罗斯女人》，是写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都是公爵夫人），不顾社会的非议而离开彼得堡，去西伯利亚寻找自己充军的丈夫。聂绀弩感到眼前这几位中华民族女人，比俄罗斯女人更值得尊敬——她们远没有“公爵夫人”那样的地位，却在夫君获罪的那一刹，便决定永不分离，便决定共同承担未来不可知的命运！ 感动之余，他心头一阵窃喜——能看一眼此情此景，自己这几千里地跌跌撞撞就算没有白来！蓦然，他漾起了诗情。“黑龙江，虎林，呵，‘龙江打水虎林憔’！有龙，又有虎，啊，‘龙虎风云一担挑’！……”他不仅要用诗歌颂劳动和劳动者，而且要用全副身心去流汗，甚至是流血。他不满足总干“拾粪”、“烧水”一类轻活儿，当他看到全队职工在割麦豆大会战中，在地边站成一道长龙，手持镰刀、拉开架式、占足田垄，一闻号令便风驰电掣般席卷过去时，心中充满了艳羡！经三哀五求，指导员才递过镰刀要自己一试，谁期又是这般结果…… “真放午时日已斜” 既然割麦不成，就又被派做另一项轻活儿——当一个小伙子的助手，合放一百头牛。他从实践获得真知：牛一点也不蠢。它总是用眼角“扫瞄”牧放自己的人，尤其还喜欢戏耍像聂绀弩这样不称职的牧者！始见小伙赶来，它自知逃不掉，便在原地甘听吆喝；如见聂朝前追赶，便在他距自己只两三步时陡然跑开，气得聂气急败坏、顿足兴叹：“生来便是放牛娃，真放牛时日已斜……” 聂绀弩羡慕地发觉，周围的人很快就适应了艰苦的劳动。在把脱过粒的麦草堆成大垛时，许多人能儿戏般轻松地叉草码垛。中国京剧院的右派武生周英鹏，这时把私带到北大荒的金箍棒（以往他惯演孙悟空）也“亮”了出来。他利用工间休息为大家表演——持棍从丈多高的麦垛上一个“筋斗”翻到地面，然后把棍耍得八面生风……看着看着。聂又忍不住悲从中来——如此善良、纯真的人们，却在从事何等低效的劳动！由于没有铁订，在盖房中为把椽子固定在梁上，就得经过割草、晒草、浸草、锤草直至搓成草绳的漫长过程，再用草绳一遭遭地将椽子绑紧。盖房还需要木头，队里又派人到百里以外的完达山中伐木。三人一组手工锯树，据说工效比电锯干的还高，常有这样的情形——一组三人早晨离开营地钻进密林，随便拣一个地方不紧不慢干起来，晚间回营地时随便报个高额数字就算了事。干部们也不去实地验看，林子太密，钻进太深容易回不来。尽管右派们干活的情绪不是太高，但因天气酷寒，干活干慢了人就受不了，所以伐木数量还是颇为可观。运输问题在当时没解决好，许多伐倒的大树就永远躺在那里，直到烂掉。 聂绀弩不敢继续深思，知道那样下去对己、对人都将无益，为了麻木心灵，他便努力参加力所能力的工作，因为“日已斜”，“放牛娃”是当不成了。他就去烧开水，从发愁工地无水到懂得去附近寻觅残雪，从学习在地上挖坑安锅到懂得二次用时要先行扒去冷灰……还有一次他为别人送饭，途中遇到一条具有“哮天势”和“搏虎威”的黄色野狗，自己一面保卫着怀中的饭盒，一面挥杖吓退了它。此时恰遇人来，才知这不是狗而是狼…… “到新天地作环游” 聂绀弩到达北大荒一年之后，一件“纵火案”恶化了他的处境。那是一所为干部家属新盖的三间草房，一明两暗，聂和另一位来改造的老头奉命前来烧炕——新垒的炕必须烧过才结实。整个房子还未最后完工，草帘子做成的夹壁墙尚未糊泥，院子里堆满盖房剩下的茅草。活儿不重，但须小心火烛，平时烟不离嘴的聂也只得暂时戒烟。然而正在他俩分别埋头烧炕时，聂绀弩这半边的夹壁墙，不知怎地起了火！聂脱下棉袄上前扑打，火苗早窜上房梁，一切抢救全都无济于事……事后，指导员勘察了现场，对他俩说：“着火时四处无人，既然火从老聂这半边起来，就该你负责。”另一位老头连忙解释：“今天风倒灌，说不定是风把烟中的火星吹回到屋里来……”就在老伙伴絮絮叨叨代为开脱的空当，聂一直凝望着指导员，脑海中闪现出春季点豆子时的一个场面——大家横向站好排，每人分包三垄。一声“开始”，大伙蜂拥前去，只甩下自己遥遥“断后”。弯腰点着点着，奇事忽然发生——三垄变成两垄，不会儿又变成一垄！怎么回事儿？直腰向前看去，正与连长、指导员从前头“递”回来的目光相逢！原来是他俩，每人在前面代点了一垄……聂绀弩打断老伙伴：“别说了，我已经五十七，没什么遗憾或留恋的事儿了。我认下就是。”而平常以坚强著称的指导员，却忽地扭过脸，仿佛是哭了。事后老伙伴问聂为何如此表态，聂没正面回答，却反问道：“还记得我那首‘推磨’吗？”老伙伴一楞，随即胸中流泻出那一首七律：“百事输人我老头，惟余转磨稍风流。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老伙伴被诗“辣”得老泪纵横。 “纵火案”过去多日，连队中竟毫无动静。那名老伙伴跑来偷偷相告：连领导几次开会研究，意见没能统一。不料过了两天，连里开了聂的斗争会。指导员默不做声。另几名干部却来得个凶——命令聂手脚不许动，嘴不许张，连眼珠也不许转！他们一边昨乎着，一边偷窥指导员的反应。聂此刻出奇地坦然，对几名汹汹然不可一世的干部讲，“这会不必开了，你们向上报吧，需要招什么我就招什么！”此事过后，一连几个月再无人提起，可到了下大雪的一天，县公安局来人把聂领到总场，当众宣布为“纵火犯”，然后给聂戴上手铐押进虎林监狱，事后很久连队的人才知道，是北京新近下来人，才促使县公安局以此行动表示“紧跟”。 “乾坤几个有心人” 超身物外的聂绀弩来到监狱，首先利用漫漫长夜对连队生活进行回忆——干活要天不亮就出发，头顶月亮才返回，没月亮的晚上，还要点燃草堆照明来延长劳动时间。在这种无止无休的疲劳战中，自己破例受到照顾——和大伙混在一块干活儿，从来是不计工效；安排到马号帮忙，老马倌叫自己躲在草垛里睡觉；分配到伙房帮厨，掌勺的师傅一听到外边有脚步声，便连声大呼自己搬柴禾，或是悄悄叫自己把手伸进水盆，装做洗碗的样子……眼下的监狱生活，显然要“自由”得多——天不亮不让起床，天没黑就必须回房，对于像自己这样的老迈之身，除扫雪外从不派他事，晚间还允许下象棋，拉胡琴。不如意事只有一件：不参加劳动（扫雪不算劳动）者没干的吃，只许不定量地喝玉米面粥。聂于是每餐都放足量连喝七碗，然而鼓胀的肚儿只要小便两次，就破气球般干瘪下去。记得有个原是汽车司机的犯人，他膀大腰圆干重活儿，所以每餐不但有窝头吃，而且还有菜——腌咸萝卜，他常常在火边把窝窝头的外皮烤焦，再悄悄揣回来拿给聂。当聂用满嘴假牙去啃去嚼时，真使这位去过南洋和苏联、饱啖过中西大菜的老人，产生味美压倒平生的感觉！ 聂绀弩还有更大的遗憾——监狱不许向外写信。自己入狱一事，妻子周颖至今还蒙在鼓里。那时虎林监狱关着不少企图越境或越了境又被送回来的人。这种犯人大多暂关一时，很快就押回原籍，如果本人历史“清白”，大抵挨一通训便发回原单位监督劳动。聂从越境者中看中一名年少的“志诚君子”，他明日即将被遣返。聂问他可能为自己带一封信？答曰“可”。聂又问他可能代垫一张八分邮票？犹答曰“可”。然而次日他怀揣聂写给妻子的信准备登上囚车之时，狱警例行公事般问了一句“有无夹带”，志诚君子显然志诚，响亮地报告说“绝无夹带，仅为老聂捎了一封平安家书！……” 聂挨了一顿狠克，仍不死心。恰巧那名汽车司机指日刑满，私下一说，满口答应。司机顺利地为聂带出家信，内容只比上封多了一句——要周颖“速寄50元以备零用” 。然而周颖接到这封信时，“50元”却变成“5千元”，收款处是一个陌生的地址（司机可不陌生，那就是他久违的家）。周颖接信一时情急，四处告贷准备汇款。最后友人提醒了她，侦破由“五十元”改为“五千元”的秘密。周颖气得破口大骂：“一块儿在那个地方共事，还这么为人！世界上简直没好人了！”这几句直抒胸臆的话，后来经聂氏成了诗：“史汉多篇无赖传，乾坤几个有心人。千诗举火羊头硬，六月飞霜狗脸皴。……” “老了十年为探牢” 周颖决定北上寻夫， 可看到机关给自己开出的介绍信， 顿时傻了眼。上写：“今介绍右派分子周颖去东北虎林监狱探视其夫、犯人兼右派分子聂绀弩！”周颖急怒之中生出智慧，拿着这封信就去找张执一（当时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由于张的“干预”，介绍信重新写过——周颖姓名前的冠词换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周颖在除夕——聂绀弩的58岁生日之际，到达虎林。当即找到虎林农垦局长兼虎林县长的王景坤同志，向他诉明原委并求一见老聂。这位在战争时期当过团长的大老粗，在细心听完周颖的倾述后表示：如早些知道详情，早就该放人了。王还感叹地说，现在我们党内有很多同志，并不赞成把那么多人都打成右派……周颖被安排住进县委招待所，聂当晚也从监中提到招待所，与老伴共度除夕。春节后，法院派人去八五○农场调查聂的平时表现，带着很好的结论返回。很快开庭宣判——系属“责任事故”，判一年缓期。聂与周辞别虎林，搭上小火车一同西去。在中途的一个小站，聂独自下了车，由其他旅客帮助着，把有着两个挎袋的小行李扛上双肩，然后借着一根木杖的撑持，才艰难地挺直那堂·吉诃德般的身躯。他想再望望车厢中的妻子，但一声汽笛，小火车继续西驶。他默默地转过身，沿着其他旅客匆匆在茅草中踩出来的小路，缓缓走进灰沉沉的天边暮霭。就在他拄杖一步一顿、数步一歇的“节奏”里，聂心头又涌出一首题为“周婆来探后回京”的七律：“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此去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 “怀古情多事又非” 周颖返回北京，将此行的“成果”及感受都报告给张执一。张执一又转托另一位领导同志为聂妥为照顾。不久，聂便从农场中抽调到虎林，参加了《北大荒文艺》的编辑工作。这是本铅印的文艺刊物，作者和读者都以在北大荒工作的复员军人为主。在五六名编辑中，只有聂绀弩和丁聪两名右派。丁聪很少作画。画了也不署真名。绀弩除了看稿之外，还得做抄稿之类杂事。他虽然脱离了难以胜任的体力劳动，却陷入了难以忍受的窘迫——因为无论是连队还是牢狱的那种“自由”气氛，在编辑部中都“享受”不到。他不习惯与那三四位趾高气扬的编辑交谈，更懒得看那些气薄云天却干燥无味的稿件。 聂绀弩一年后忽然得到返回北京的通知。在车站上与同行的右派朋友相遇，大伙一致谢他——说是沾了聂的光，聂连忙细问，才知不久前张执一曾向周总理请示说：“北大荒有不少右派上了年纪，可不可以让他们回来？”总理问都有谁，张执一仿佛早有准备地回答：“比如聂绀弩——”总理闻言，仿佛不经心地表示：“聂绀弩？这人吊儿郎当的！让他们回来吧！” “吊儿郎当”这一句贬词，把当日正时髦风行的政治罪名轻轻抽开——右派们沾了聂绀弩的光，聂绀弩又沾了谁的光呢？他心中明白，却嘴上不说。这答案尽管在右派之间早就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但人深沉些总没有坏处。聂绀弩力求这样做，但是他没能做得干净彻底，谁让他是诗人呢？归途中他又忍不住思绪联翩，终于做出这首足以概括那个历史阶段、并足以预见后来“文革”某些征兆的七言律诗：“东北北东得得归，归程何处未依依。犁锄既已交朋友，风雪何能损帽衣。击壤三年翁失马，沿途两耳招呼稀。贝加湖想邻青冢，怀古情多事又非。” 凭这一结句，聂便足以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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