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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外的判决 1958年初，我和陈明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没有客人来，没有酒，也没有花。孩子们都在莫斯科念书，他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7在他们受伤的心头，该紧贴着可怜的妈妈的相片吧。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人还在风雨中飘零。受惊了的、撕碎了的心魂日夜不宁；人该从梦中惊醒，但好像还在没完没了的噩梦之中。多福巷十六号小小的四合院冷落到只剩一个王姐（当年我们家雇佣的保姆）还伴着我们，现在这里离“福”太远太远，一切可以令人高兴的思绪都已远远离去。我和陈明在繁华热闹、鞭炮齐鸣的北京城里，在摇曳的灯光下，度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下。 春节刚过几天，文化部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突然来了通知，通知对陈明的判决：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到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三天后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候命出发。命令来得太突然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在那面红耳赤、唾沫四溅、辱骂横飞乱哄哄的日子里，原来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要到东北伊春林区去，或者到贵阳的深山去，我们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下火海、上刀山，我们都无所畏惧，我们都勇于担当，我们俩个都在一起。现在怎能把我们俩分开呢？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生离呢？我们一时都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沉默了许久，陈明才说：“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你，你不能没有我，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找作家协会，让他们知道。看他们如何安排。”但我却冷漠地答道：“不必了。我们不向人乞求怜悯。你尽管去黑龙江吧，对我你应该放心！我一定会咬紧牙关，忍受一切。” 在陈明准备出发的三天里，我们互相规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这真是“重新做人呀”！让新的生活早日开始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顶住，我们能顶住。我们将像青年时代投奔革命那样，蔑视这时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踩着为我们设置的尽冬、刀尖昂首前进。让他们弹冠相庆吧，我们相许我们将信守共产党员的信仰、道德，开辟自己的新路，同心协力，相扶相助，在祖国北疆凛冽的寒气下共同呼吸。相爱的人儿呵！我们不忍分离，却又坚决分离。我们盼望重聚，而且坚信一定重聚。但何时才能重聚呢？ 二月中旬，我们在多福巷十六号的大门口分手了，留下了无尽的思念与回忆。我还在恍惚之中，三八节那天，陈明在去黑龙江的前夕，忽然回家来看我了。王姐不在家，是我去开大门的，我几乎晕倒在门边。这奇迹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们在暖和的小院里携手踱着步子，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又紧紧偎坐在屋里的长沙发上，翻着新近合拍的一张相片，那是特为纪念这个平常的分离而拍的。我们原不缺少欢乐，可是在这张照片里我们却显得沉默、忧郁，事情对我们太严峻了啊！我们好像是久别重逢，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和藏在这些轻言细语后边的无限的担心。但我们都强压着内心的悲痛，谁也不去触着那入骨的伤痕。短暂的会晤之后，即刻就又要分离了，何年何时能够再聚呵？我们只希望我们的离情能把时间拉住。 天黑了。陈明要走了，同伴顺路来邀他同行，我用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个同伴，想着他美丽的情人。“有情人都成眷属”。但有情人却要无尽期的远远分离了。这分离使人断魂，断魂处只有心儿才知道啊。 2．寂居 3月过去了，4月来了。院子里的丁香海棠绽出了绿叶，绿叶中还含着一点深红深紫。春天来了，春风吹进了小院。天天盼望着陈明的来信，却是这样渺茫。他还是经过哈尔滨时从车站来过一封信。 现在，他到了什么地方呢？4月里的北大荒，该有一点春的气息吧？我有点想他，却更担心他。我想只要条件允许，他一定会来信的；现实真会残酷到不只是山河远隔，也还要鸿雁不通吗？我们的公务员夏更起离开我更早。他在1957年九十月间批判会开得热闹的时候就被调离回机关去了。他跟随我们已六七年，生活在一起比儿女更亲近。我记得风暴刚开始，那天我便对他说：“更起！我们都犯‘错误’了。你要相信党，一切要听党的，不要同情我们。生活应该自己注意，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他原是河北老解放区农村出来的小孩子，全国解放不久，他到作协机关，派到我这里。他很单纯、聪明，刻苦上进。在我这里工作，夜间进补习学校，离开我们时，他已具有高中的文化水平了。听到我们的话，他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哭泣，有两天眼睛都肿了。我们心里难受，却无法安慰他。 这年7月祖林从苏联回国度暑假，趁便去上海参观造船厂，正当《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批斗我们的惊人新闻，他们从南方回北京。我们不忍心他为我们承担痛苦，便替他买了飞机票，让他赶快离京飞回苏联学校。那时夏更起是多么地对他充满同情，陪他去飞机场，同他一道在机场等待起飞。这以后他每天小心陪伴着我们，悄声地亲切地说话。再过一阵，我明白，他可能有了监视我们的任务，他不得不向组织上报告我们的一些行动。我在大会上听到了一些对我生活上的挑剔和指责：如我因连日听会头痛、胸闷、喘不过气，陈明带我去游人较少的北海公园后门散了一次步。又如因我两天两夜没有阖眼，还要支撑着去参加批斗会，陈明叫更起给我买过一次一钱重的西洋参。我们明白了，我们并不怪他，他得接受这个任务。他怎能拒绝说不呢？但我还是很难受的，因为他正考取了北京化工学院，而不愿意去报到入学。我们问他的理由，他说怀疑自己有肺病，学化学不适宜。但我们却认为这可能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因为他去上大学是离职学习，便没有了收入。如按过去正常情况，我们在经济上可以帮助他，但现在不行了，他得同我们划清界线，他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了。我也就不能像早先那样能够接济他，向他提建议了。这不久，我便向机关提出，我不要公务员了。我并不是怕有人监视我，我们没有什么行为是见不得人的。我是替公务员着想，如果谁还跟着我这个“反党分子”，那是他的耻辱，他将因此在人前抬不起头，伸不直腰，甚至会洗不清自己的。我只能忍心看着他调回机关，看着他放弃已经考取了的大学专业，而且也模糊地预见他的前途。这孩子虽然日渐长大了，却是一个多么忠厚朴实的年轻人呵！ 现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只剩下王姐和我，显得十分空阔。没有来客，用不着有人听门。电话机如同虚设，等着机关派人来拆走。剩下几盆花，寂寂寞寞自个儿开着。太阳虽然仍旧照射，却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月亮更是冷冷清清。春天的白日原来就长，可是夜晚也不觉得短。用什么打发这漫长白昼的思绪万千的长夜呢？人可以烦闷，可以忧郁，可以愤怒，可以反抗，可以嘤嘤啜泣，可以长歌代哭，……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只病蛤蟆似地呱呱地叫着自己不愿意听的虚伪的声音。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说一个公主被妖法制住了，变成一个癞蛤蟆，整天呱呱地叫，只有到夜晚，才能恢复她原来真正的样子，一个美丽的公主。我不是美丽的公主，但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是一个认真的共产党人，我怎么能挂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呱呱地叫，说着不是我自己心里的话？我得承认我是“反党的”，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毛主席的”。天呵！我的确没有反过，从来也没有反过。但有人咬定这么说，我就得跟着说，心里不愿，但嘴上得承认。我心里想我可以死，就是死我也不承认，但我却不能“顽抗到底”。我到底害怕什么呢？我到底还能相信谁呢？我只有相信党，我想总有一天党会搞清楚的。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我应该活着耐心等到这一天，我虽然有过迷茫，但是我想来想去，许多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显现，许多亲切的声音在耳旁回响。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党中央，我们1200万党员中，亿万人民中，真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尊重事实，肯为丁玲说句公道话吗？我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组成的，我坚决不能相信，创造过空前业绩的千万个党员和人民群众竟是那样盲目轻信，一定要把一个自己的战友说成是反党分子。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作出证明，人民要做出裁决。我应该不必羞惭，我应该无所畏惧，只能相信群众，相信自己，扫清迷茫，坚定不移地活下去，承担苦难，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继续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为人民的一生。 3．悲伤 陈明走后，我整天埋头在一些异邦异域的文学作品中，日夜同一些非洲人、印地安人、开发美洲的白种人相处，让奇怪的故事，陌生的风俗，和难以理解的道德伦理观念，亢塞我这摇摇欲坠的灵魂。人要习惯在寂寞中，孤独中，耻辱中熬炼，熬炼出一副钢铁的意志，和一颗对自己也要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才行啊！ 清明节到了。 我去西郊万安公墓凭吊我的母亲。5年了，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们5年了。5年中我经常哀悼你去世得太早，后悔我对你的照顾不够。你奋斗的一生经常使我和熟悉的朋友们敬重。你经历的艰难困苦永远使我痛惜和怀念。你赐予我的母爱，是我的幸福。全国解放以来，我多么希望你能多活几年，享受你一生流离中很少得到的平静的温暖的晚年。可是现在，我站在你墓前的枯树下，低着头，含着眼泪，深深感到，妈妈，你死得正是时候呵：你是否预感到船将下沉，便弃我们而去？我常常想你临终时，我们不在你的身边，你已经说不出话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一定会想到：“冰之现在不在面前也好。”你总是为我着想，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一点点知觉的时候，总还是要想到我，并且一定还为我着想。现在我却怀疑了，你是否是在想：“我顾不得你们了。我死了也好。”妈妈呵，母亲，你真死得是时候，如果现在你还活着，你将怎样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你再伟大，你绝不能承认你的女儿是反党的。你再坚强，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分担我的痛苦，排解你的疑团。你的信赖被粉碎，你的感情被蹂躏。母亲呵，母亲，你看，现在我伫立在你的墓前，却想到你幸而早死。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这是多么刻骨入髓的苦痛呵！ 《在严寒的日子里》是我朝夕爱抚的宠儿。从1947年在阜平乡下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时，我就开始构思。1950年准备动笔。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界的许多工作，占据了我的时间，到了1953年，母亲不幸病故，中央文学研究所改组为文学讲习所，改由田间同志等负责；《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先后换人，我才落得无官一身轻。1953年冬天，我回到桑乾河，走访了好几个村庄。1954年我又去桑乾河，见到了许多熟人。这年夏天我躲在安徽黄山，写出了开头的五万字。到了六七月，便奉召回北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接着便是文艺界批评《红楼梦研究》问题，又由此引起了对《文艺报》的批判检查，山雨欲来风满楼，文艺界开了几次大会，牵连到《文艺报》初期的主编我。有人指责《文艺报》是独立王国，有人批判《文艺报》初期犯了路线错误等。那时我一心要写长篇小说，实在倦于这些过左的和在人事上杂有派性的争论， 最后我勉强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过关。1955年春天，我离开北京，躲到无锡，一心修改并继续写作，长篇才得八万字，这时又发生了胡风事件。我先到上海，不久又被召回北京，反胡之风刮到了作家协会。先是零敲碎打了几个同志之后，接着便是来势汹汹地展开了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的匿名信，稍事迂回，便牵扯到我。连续的大会、小会，有人点火，有人唱和。到了1955年底，煞有介事地便有了一个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于是《在严寒的日子里》8万字的手稿被封闭在抽屉里，至今两年多了。稿纸都焦黄了。我为这长篇所构思的人物档案、地形、村落、房舍、果园、山坡、河流等等的设计草图， 连同一些读者来信。对1956年发表的小说前八章（约4万字）的一些意见，都锁在一个小的铁皮箱里，我常把它取出来反复翻阅。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在我脑子里翱翔的人物，他们常常对我微笑，对我投来热烈的目光。“我们在等着咧，怎么你还不把我们介绍给读者？”这两年来，他们眼睛瞪着我，诧异我为什么不动笔。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呼唤是多么地缓解了我现在的愁怀。我要压制眼前的一切的烦恼，打扫心情，理出思路，用心地把他们塑造。呵！亲爱的朋友呵！我知道，人民需要你们。你们一定要在人民中经历风险，在战斗中成长。现在某些人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宣判我政治生命的死亡，但是我没有权力，也不忍心扼杀你们。我将怎样排除这挤压着我的千斤重担，全身心地拥抱你们，把你们捧献给人民呢？寂寞、愁苦、耻辱，使我的心灵都萎缩了，一点生机、激情都窒息了，枯干了，失去了颜色。我将从何处再得到滋润，得到一丝阳光，一缕清新空气呢？现在只有你，《在严寒的日子里》还可以治疗我心灵的创伤。可是，我将从哪里得到力量来征服我面临的灾难性的障碍呢？真是“眼泪睨天，雨来天半”，万里长空只有蒙蒙的迷雾一片。 4．火柴 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一个卖火柴的姑娘》。在大雪严寒的夜里，在雪白寂静的街头，人们都围聚在温暖如春的家里过圣诞节。这个小姑娘的火柴卖不出去，又冷又饿。她蹲在街头墙角，划一根火柴来温暖一下她的手。火柴给了她热，也给了她希望，她在火柴的微光中看见了她想望已久，美丽的世界。她得到了勇气，得到了安慰。…… 陈明来信告诉我，说王震同志到了他们那里，宝清县境的八五三农场，去他们那个队看望大家。他们那个队都是从北京去的，绝大部分是国务院一些直属单位的所谓“右派分子” ，大约有100多人，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干部，有的是党员，有的是民主人士。还有一些是跟着党走，在党的哺育下长大的青年。这些人的年龄大都在30至40岁左右，正在有为之年，如今却背着黑锅，来到边疆。在体力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思想，很多人都是强忍悲痛，抛妻别子，还要用种种设想，种种方法，说服自己，打通思想，接受这种处理，到北大荒“监督劳动”。他们大都撤销了原来的级别，停发工资，按农场新农工待遇，每月一律只拿28元。不过，人民政府有一条补充规定，有些人的家庭生活如果确有困难，原来靠其赡养的直系亲属，每月可以按人补足8元钱的生活费。 这些人的思想从表面看，自然不能没有区别，从内心来说，就更难知深浅了。大家临时凑在一起，谁对谁在短时期内还能作到彼此同情，互相鼓励；但是否真正能披心沥胆，以诚相见？在风暴之后，恐怕谁都会心有余悸，一切以少说为佳。但有一点，他们绝大部分都积极劳动，勤奋学习，遵守纪律，循规蹈矩，不乱说乱动，给农场负责人的最初印象是好的。陈明也许是其中比较最单纯的一个。他每封来信都以愉快的心情描述他怎样参加新的艰苦劳动和严格的纪律生活。他根本没有觉得什么不自由，他在冰天雪地里劳动感到无限的乐趣。我很了解，他这样并不是为了安慰我，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他还告诉我一件十分兴奋的事。他说王震同志冒着春寒去到他们那个队，他们还住在才搭起的马架子里。王震同志对他们大家说：“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共产党准许人犯错误，人总是会犯错误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了。”“一个人有时右了，有什么了不起呢？右了还能左的嘛。我替你们这个新建点取个名字，叫做‘向左村’，好不好？” 这一席话正是寒夜里的火柴，给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们以温暖，给人们以光明，令人从一点微微的温暖里感受到人世间的炽热的感情；从微弱的一线光亮中，看到了伟大的母亲，看到了党；从点滴的希望中，就能积蓄起坚定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王震同志，这火柴是你划亮的；你这一席话，便是你那一份多情。你自己也许说过就忘了，你没有在意。可是在那个时候，在那种处境中，你这几句话，有千斤重、万斤重啊，你是真正代表了党嘛，人们都为此整夜不能阖眼。一群踯躅在茫茫愁海中的脆弱的灵魂，就因为你这一席话，你点燃的一根火柴，而振奋起生命的双翅，在暴风雪中翱翔，冲破层层乌云，沐浴在自由的蓝天之上。呵！一根划亮了的火柴。 陈明用最激动的感情描述了这一次的会见。而且王震同志向他问起了我。陈明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讲了，并且企望得到他的支持。王震同志一口说：“好嘛。她来，我同意。”火柴！我已感到你的温热了，我一定要飞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5．何去何从 邵荃麟同志，当年作协的党组书记曾经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个人意见，我“也可仍旧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听了这些，我的确心动了。如果真像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心事总算可以了结，这正是我多年来一桩没有完成的心愿。可是，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权威人士的恩准吗？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同时，我想，我能不能在这热闹的城市，而又远离这里的一切，孤家寡人，独自一个人关在房子里，致力于一本书的写作呢？自然，为了写作，一个时期摆脱一些杂务，是需要的。但现在是什么处境？是在什么条件下写作？我是脸上刺得有字，头上戴有帽子，是走不出大门，见不得人的人。我同一切人、一切生活之间竖立了一堵高墙。我被描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任人指点，任人笑骂，千夫所指，众口一词，这种处境，我怎么生活下去？怎么有心情创作？！怎么能保持宁静的心情？！ 另外，我们原来曾有过一个想望。在我的书桌上摆着当年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和从报纸上剪辑下来的文字资料。这些可爱的风光，和可爱的生活记录，都来自我们曾醉心已久的那些原始森林。那里大树参天，丛林蔽日，在深邃的绿色世界里，这里，那里，透露出几缕耀眼的阳光。阳光下，小鹿跳跃，溪水低吟，听婉转鸟语，看松鼠跳跃，闻青草的芬芳，采艳丽的花朵，领略大自然的雄伟，萌发无穷的生命之力。这些全是有关东北小兴安岭、伊春林城的报导。我真愿奔赴那云烟深处，洗涤我内心的烦忧。我愿意竭力描写山林里伐木人的豪情，那与天地共存、和日月争辉的新的浪漫豪迈的生活。陈明走后，我曾经把我这些期望向作家协会党组反映，请求准许我离开这灰暗的环境去另辟一条道路，即使尽冬丛生，山石拦路，我决心要踩出一条小道，或者还会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应该站立在光天化日之下，应该有所作为！但答复是，我独自一个女人是不能去那个地方的。他们似乎十分关心照顾我，说以我的年龄，我的身体去那种地方不相宜；但是也说，将再考虑我的要求。 此外，新的一条路也摆在我面前。陈明已经顺利到达北大荒。他依然是那么乐观，他总是能发现生活中的美丽，他总是有无穷的力量，他把新的充满了生气的宇宙展现在我面前。他把那四月的飞雪描写成迷人的画图，把他们创建新生活的劳动，在冰天雪地里伐木、打井，化冰煮饭，平地盖房，写得如火如荼。北大荒的广阔的草原，起伏的山峦是如此诱人的。那些人，包括他自己，都在向地球开战，征服自然。一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是真正的战士，能上能下，能与人民共患难，同安乐。他把周围那些人都写得真正可爱，对生活，对人，都是情意深长。我仅仅读了他的一些描述，也不觉心怀开朗。他真正了解我，他说：“来吧，我以为你最好是来我这里。这里的很多人，都在关心你，他们都说要专为你营造一间小茅屋。我相信北大荒将在你的笔下留下永久的芬芳。来吧！我们将共同建立新的生活。你是勇敢的，你好像二十年前奔赴抗日前线那样坚毅果敢。你有力量对付一切暴雨严寒。这里可能也有某些阻碍，但我们一定能跨过去。这里比北京优越，在新的生活里，起码会比较容易忘却那一幕幕阴森恐怖的、意想不到的袭击。这里远离一些是非和勾心斗角。我在这里等着你。我们要在北大荒参加修建宏伟的殿堂。只有真正舍弃个人的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劳动的人才能理解真正的幸福……” 不必犹疑了，到北大荒去，到陈明那里去。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总比一个人的要强些。我相信去北大荒的困难会少些。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了。到暴风雨中去，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到建设的最前线去。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冲锋在前，把一切烦恼远远地抛在后边，把那些不值一顾的魔影全部清除扫光。 6．介绍信 我从作家协会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几行字，使我又一次堕入五里雾中。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那么，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说的，对我与冯雪峰的处理是一样的，降几级工资，可以留在北京工作，还在政协小组上讨论过的，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取消级别，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谁决定的？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决定，这样处理，为什么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和我谈谈呢？我在党内工作、生活了20多年，对人对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无情，这样草率从事的。看来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党的政策当作儿戏，或者是压根儿从没有把党的政策、组织原则、纪律规定放在眼里。对冯雪峰的处理是开除党籍，降三级工资，仍然恩准留在北京工作。江丰呢，这样一位老党员，被划做美术界的大右派，也降了级而被留在北京。我呢，我不想留在北京，我自己要求去北大荒创作，可是“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看来，我比所有的右派都更罪大恶极！试问掌握我的命运大权的那些先生们，照你们用中宣部名义写的这封介绍信，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够有条件从事创作，你们谁能批准哪个刊物发表我的作品？：又有谁胆敢触犯你们的权威，按照常例支付给我稿费呢？我明白了，总有那么几个人，不只要把我驱逐出党，赶出文艺界，而且还要趁此夺走我手中的笔，永远不让我再提笔写作。我去北大荒如从事创作，便不给工资，我只能靠陈明每月28元钱生活。党的一贯政策是战犯也给饭吃，关在牢里的死囚犯也给一碗饭吃嘛！这哪里是介绍我去北大荒体验生活，从事创作，而是要我去冰天雪地，靠体力劳动去挣饭吃。我已经54岁了，我从27岁开始写作，我是一名作家，我究竟有多大力气从事体力劳动呢？更重要的是我拿着这样一纸以中宣部名义出具的介绍信，基层单位的同志将如何看待我。我成了一个被据弃在人民之外， 不齿于人民的人！ 我心里为此很不安，很愤慨。我要问他们，党规定的“给出路”的政策，你们就是这样执行吗？我不相信这样的决定是通过了中央的。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以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难道敬爱的周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忍心让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风吗？我是绝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想置我于绝地。我在这个小院里，走来走去，压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吓坏了王姐，我一定要撞墙，要捶打自己来平息我的愤怒。 王姐把饭端在桌子上，我一眼不看。王姐只好悄悄地又端回厨房。陈明远在东北，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我折腾了一整天，到深夜才稍稍定下心来。我想只有两条路，一是去找邵荃麟问个究竟；二就是拿这张“通行证”硬着头皮到北大荒去。如果去问，不论去问谁，一定是问不出结果的。他们可以推；甚至可以说组织上的结论就是这样。那么，我仍只得低头回来兜着走。我能抗拒这种待遇吗？我抗拒得了吗？半年多来，我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同这伙人纠缠！他们是一帮一伙，他们打着红旗，什么违反政策的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我现在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那么，走第二条路吧。反正得离开北京，反正要到下面去。下边自然是按照上边的意思办事。但下边人多，群众中就没有一个头脑稍稍清醒的？何况我到下面去，不是去打官司，打官司的结果注定是要更坏的。下去就是过日子，日子总可以比在这里过得好些。至少有陈明在那里，他的微弱的力量，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支持。于是我下了决心的。什么都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间去，胼手胝足，卧薪尝胆，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来的，天下绝不会就由少数这几个人长此主宰摆弄。 7．轻装 我一定要把在北京背上的包袱甩在北京，我一定要轻装上路。不是说要我“重新做人”吗？是这样的，我决心真正的从头做起，把过去的一切都勾销，现在从零做起。不！不是从零做起，是从零下做起，是从负数做起。因为现在已经不把我算是人了，我没有资格从人做起，我只应该从负数做起。既然已经是这样，关在北京将长此这样。不能等待，天上不会落下奇迹。因此要鼓起勇气，走到人群里边去。个别人口头上不希望我去，他们很会装模作样，好像同情我，可怜我，实际更愿意看到我从此萎靡，一蹶不振，从文坛消失，以此来证明对我的判决和处理是完全正确、大公无私的，是他们的不朽功勋。我不能顺从他们的心愿，我要做出自己的证明。我只有到群众中去，找回真理。十多年革命战争的生涯教育了我，我深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自然境遇不可能一下就好起来，不会出现奇迹。我在下面仍然会遭受白眼，冷眼，我一定还会听到唾骂和更多的闲言碎语。但有什么了不起的呢？难道我还没有遇到过？难道那些诬陷，那些唾骂，那些诅咒，这三年来我听得还少吗？我就这样鼓励自己，要像战争时期那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有什么可怕的呢？在北大荒创业劳动的人民有什么可怕的呢？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群众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只要我凭着一颗共产党员的心，真正地、长期地为人民服务，我一定可以得到群众的理解，赢得群众的信任。我将在他们那里生活得愉快，我将重新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作为一个知名作家，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总是常常听到赞扬，受人捧场，因此自己得时时警惕。但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日子过得总是顺利舒服的。而成为一个犯罪分子，一个脸上烙下金印，头上戴着大帽子的人，现在却要承受一切诅咒、斥责、指点、痛骂，就像一个人赤身裸体被严密包裹在一个满是钢针编织的麻包里，随时随地，上下左右，都要碰上许多扎得令人心疼的钢针。大人先生们呵！你们幸运，可能是一辈子也不会体味到这种滋味的。你们只会说大话教训人：“要知罪，要坦白交代罪行，要深刻反省，要努力改造。改造你们的反动的灵魂！你们要重新做人！……”你们真是仰头望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呵。好像只有你们才是一贯正确，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我清楚地记得，在首都剧场千人参加的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总结会上，一位权威说的话，我是一辈子都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曾经说过：共产党员要受得起冤枉。我第一次读到这话时曾经认为，在共产党内，一个共产党员会有冤枉可挨吗？我以为党绝不会冤枉一个党员。现在看来，我的确太过于天真了！ 摔了跤，不管怎么摔的，总得自己爬起来，总得自己站住。党籍没有了；党籍并不一定能说明一个人的真正好坏。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青年近卫军》中就写过一段这样的故事。一个党的干部相信了一个有党证的党员，后来才知道这个党员是一个叛变过的坏蛋。他接受这次的教训，说道：怎么能凭着这一张小小证书来信任一个人呢？！现在，我的党籍任人开除了，但一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心却仍是属于我自己的，任何人也不能拿走的。我似乎明白了，有党籍的党员，也不一定全是好的。在党内不长的历史上，总会有少数那么几个想整人的人。但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谋求人类幸福进步的党，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很好的。在漫长、曲折、复杂的航道上，有时她可能会偏离大方向，有时甚至会被某些坏人操纵，但整个党和党所追求的理想、事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党不是哪几个人的，不是少数人能篡夺的。总有一天，理想终会要实现的，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斗争。现在我不是一个党员了，但我应该继续为党工作，要比一个党员工作得更好。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在逆境中也应该符合一个党员的要求。因为我不是糊里糊涂跑进党来的，我在党内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我应该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我是一个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也要明白告诉那些人，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丁玲绝不是一打就倒的虚弱的，纸扎的，泥糊的人。她会振作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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