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李之琏与温济泽，都是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近一年之后，于1958年秋天被“反右补课”补为“右派”的。 在这之前，李之琏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党的“八大”代表，同时为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温济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李之琏与周扬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 看待“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1955年夏季，全国大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肃反”运动。当年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约70人参加的党组扩大会，对丁玲陈企霞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斗争。会议结束后，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写成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 。9月30日，由部长陆定一主持的中宣部部务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上报党中央。 当时，李之琏也参加了这个部务会议。他作为中宣部秘书长，又是分管作协党组织生活的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早就听到了作协一些党员对批判斗争丁、陈问题的一些反映。同时他个人也考虑到：“肃反”与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范畴，作协党组为什么不去搞“肃反”，而把重点放在对丁、陈的批判上？一年前，周扬还赞誉丁玲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描写农民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成就中的优秀作品” ， 转眼间却又由他主持批判丁玲的“反党活动”，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这些做法确实令人费解，李之琏在参加这次部务会议时，对作协党组的那份报告看得特别入神，从而发现这报告矛盾百出： 首先，这报告的题目和内容就分道扬镳：题目是《反党小集团活动》，内容却是抽象的思想作风、工作态度之类的表现，还说了丁玲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过的问题，等等，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 其次，报告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被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托派嫌疑”，从而“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然而“嫌疑”毕竟不等于事实，何况这二人正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中，还未作出审查结论，为何要急于开除他们的党籍？ 再次，既然决定把“反党小集团”成员陈企霞和一个非成员李又然的党籍都开除了，为什么对“反党小集团”的首领丁玲的处理，反而“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再考虑”？ 再说，按照党章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对党员任何处分，必须经过其所在其层党组织讨论，并允许本人申诉；现在避着正被“隔离审查”的当事人及其所在的党支部，作协党组就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不觉得这违反党章吗？…… 面对如许矛盾，李之琏觉得自己有责任开诚布公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他说作协党组报告中的“决定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二字，应该改为“建议”才合适；因为对所揭发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核实，同时也避免向中央反映的情况有不确之嫌。 可惜，他的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主持部务会议的部长陆定一的重视，作协党组的报告以及代中央起草的对报告的“批语”，就被草率地通过并上报中央了。 随后，作协党总支才写了《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送中宣部机关党委审批。李之琏与机关党委的几位副书记认为，在“肃反”高潮中，对于政治上还没搞清楚的党员就这样开除党籍，肯定不利于运动的正常开展；虽然部务会议已通过了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多方听取意见为好。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同意这个提议，决定机关党委与机关“肃反”五人小组共同审议作协党总支的这个决定。 审议的结果认定：因不能肯定的“托派嫌疑”而开除陈、李的党籍是不妥的；如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党籍，而“反党小集团”为首者丁玲却尚未处理，这也不合适。另外，“反党小集团”除丁玲、陈企霞外，还有一个第三者；这位第三者只因为对丁玲、陈企霞“反戈一击”，就立刻变成了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而得以豁免，这就充分证明“反党”与否，完全由主管者个人意志所决定，显得很不严肃。联席会议最后确定：作协党总支的这个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事实根据不充分，应拿回去研究重写。 1955年12月15日，作协党总支改写的决定还没写出来，中央书记处批发了原先中宣部部务会议通过的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开除陈企霞、李又然二人党籍”已随着整个报告之被批准而成了既定事实。随后立即召开中央各部门的骨干大会，传达了这个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报告。 可是，待到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终于被作协“肃反”五人小组与公安机关所否定。5月22日，他们二人就恢复了自由。张际春立即决定：不能向他们宣布他们的党籍已被开除，而只能说这与整个“小集团”的问题仍在处理过程中。 恢复了自由而又被蒙在鼓里的陈企霞、李又然，都立即要求与机关党委谈话，说作协党组对他们的批判斗争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陈企霞在申诉中，还把他与周扬之间在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相互关系中的问题做了全面陈述。他认为作协党组向中央的那个报告是捏造事实，是对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木本地叙述了他与周扬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陈企霞还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机关党委。 这样，对陈、李二人的党籍问题如何处理，就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 以及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不得不举行部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的结果是：同意陈企霞、李又然继续参加党的生活。关于他们的问题，由张际春主持，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和党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查清事实并听取各方意见，然后再提出处理意见。 这个结果得到了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首肯后，中宣部机关党委就组织郭小川、阮章兢、严文井、康濯、葛洛等人，对陈企霞的问题一一作了检查；然后由张际春主持，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李之琏等人参加，提出了处理意见；最后再由作协党组起草成《关于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 这个结论认为。陈企霞在主持《文艺报》期间，工作还比较积极并获得了一些成绩；但由此而骄傲自满，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 对于陈企霞与丁玲的关系，结论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损害了党的团结。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不应作“反党小集团”论。 这样的结论经陆定一审阅同意，陈企霞却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彻底平反”。 关于丁玲，中宣部组成了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涟和作协党总支的一位同志为组员的专门小组，审查丁玲当年被国民党逮捕的历史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早于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就作出过审查结论，肯定“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副部长李富春都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 因此对于这一次的重新审查，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特别作了这样的指示： 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 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 张际春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在专门小组与丁玲谈话时，都没让也是小组成员的周扬参加。 专门小组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以及其他方面作了大量调查，都没有发现丁玲在1933年5月被敌人逮捕或绑架后， 有变节自首或叛党投敌的证据。她只是向敌人表示以后回家奉养老母，不再从事社会活动，从而拒绝为敌人服务。在敌人认为她态度消沉，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时，她就利用多种线索找党，最后终于在冯雪峰等人的秘密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送到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保安。 专门小组起草这些历史的结论时，李之琏加了这两行字：“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最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了党的怀抱。”但这两行字因周扬的极力反对而被取消。结论一共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改到第七稿。最后按照周扬的意见，写成了丁玲被捕后犯有变节性错误。 这样的结论同丁玲见面时，丁玲一方面对否定了“自首”的说法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对“有变节性错误”表示不能接受。同时她表示，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说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接着她就写了个声明。 李之琏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和审查结论一起报送党中央审批。中宣部随之又组成一个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问题。李之琏将这些调查材料以及丁玲、陈企霞等人历次所写的声明、申诉材料和丁玲给李之涟送交材料时附加的一封信，全都印发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作参考。 周扬对李之琏的这种作法大为恼火。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李之琏只好放进文件柜，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 但是不论周扬个人如何恼火，于1956年冬季才结束的对丁玲等人“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活动，在中国作协内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人们又全都看到，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然，都被无条件释放了；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也由张际春做组长而不再以周扬为领导了。所有这类“反常”的现象促使人们纷纷发问：周扬在作协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还能站得住？ 于是有些在1955年积极揭发批判丁玲的人，纷纷声明过去都是某某叫他们那么说的， 都要求准许更正。再加上大量的调查核实，证明作协党组1955年9月给中央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绝大部分都属于虚乌有。比如： 原说中国文联党组决定丁玲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与萧殷为副主编，丁玲竟违反党的决定，把陈、萧也列为主编；事实是丁玲与周扬商量后，周扬同意才这样做的； 原说丁玲1953年在文学讲习所招待德国作家时，居然把她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高挂；事实是这个会场并非丁玲所布置，当她闻讯时立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谁也打不倒；事实是丁玲有一次与青年作家们谈话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写出书来；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还算什么作家呢？…… 1956年12月，陆定一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听取了这些落实情况的汇报，感到十分尴尬，当场埋怨周扬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是这样的！”至于今后如何处理，他也同意专门小组的意见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此刻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出于他的建议，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说了丁玲的不少好话。 李之琏对于周扬的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并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结束批判后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写那样不负责任的报告？现在又说在毛主席面前讲过丁玲的不少好话，这又出于什么目的？ 归纳起这一切，不能不使李之琏和机关党委的同志感到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 这次部务会议结束后， 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作的漏洞。1957年1月，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及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人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修改了若干次，将“反党小集团”改为丁玲、陈企霞“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稿， 还没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部务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的整风鸣放开始了。在中国作协，大家鸣放得最集中的，就是如何对待“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陆定一认为既然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有这么多不同意见，那就应该把这一问题再交回作协党组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根据陆定一的这个指示，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经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人还表示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等等。 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强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周扬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天再也没开下去。正好，6月8日这一天，党中央吹响了“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角，《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如何处理，如不再提交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而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了。 一天，李之琏也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会议。在别的议题结束后，陆定一汇报丁、陈问题的处理经过时，他没有概述两年来的全面情况，而只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按照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一种是张际春、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中央批准的结论，而完全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当初给中央的报告与实际调查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陆定一自己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等等的重要事实。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周扬对他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后“有变节性”的结论，又要将其改为“叛变”。陆定一立即要李之琏将原来的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部务会再讨论。讨论时，陆定一提出，将这一段经历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 周扬对陆定一的这种支持，感到很满意。他顺势进一步说，丁玲等人在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为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表示不满，则是替丁玲等人翻案；而所有这些翻案活动，都是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等人问题时鼓动起来的，等等。至于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人是“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等等，却只字不提，似乎那都是别人干的事。 这当儿，李之琏实在没法再忍下去，当场问周扬：“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顿即回答说：“那是你们逼的！” 张际春立即站了起来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新根据！……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中宣部的人都知道，张际春的这等气愤是少见的。周扬也就不再吭气。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全面展开。7月25日，中断一个半月的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复会。 周扬的讲话与6月6日的讲话完全翻了个180度。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成绩是主要的，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 他这样定了新调调，这个继续的整风扩大会就变成了“反击”的斗争会。而且会议的范围也越开越大，成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把丁玲等人在鸣放期间追问1955年对他们发动批判的原因，说成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接着就把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一道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 这个“反击”大会，从7月25日到9月17日持续了50多天。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周扬又到会讲了话。他说他一生忠于党，一贯坚持与反党分子作斗争；他指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多位著名的新老作家，给他们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帽子，其中突出地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对党不忠的人”。 会后，这个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样大起大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成了文艺界正确领导与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等人则开始了为期21年的流放，尝遍人间的苦辛…… 党“八大”代表李之琏，边参加“八大” 二次会议边接受批判，也踏上了苦难路 1958年2月， 李之琏跟着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等人，去山西、河南了解群众宣传工作。临离开北京时，周扬对李之琏说：“要早些回来啊！有些问题还要谈谈。”李之琏不知他是何用意，所以也没往心里去。 过了两个月， 李之琏一行接到通知， 要他们尽快回来参加将在5月初召开的“八大”第二次会议。李之琏等人遂与洛阳市委书记李立一起回到了北京。一回来，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的张骸吠神情紧张地对李之琏说：“周扬已决定要谈谈我们几个人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中的‘错误’，不知周扬的目的是什么？” “谈就谈吧，无非是要我们作检查！”李之琏觉得无所谓。 接着，副部长张子意也对李之琏说，过两天谈谈关于处理丁玲问题中的一些问题。 张子意是1957年初，张际春被调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周扬成了常务副部长之后，才到中宣部担任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副部长的。他在工作中总是竭力维护陆定一和周扬这两位领导人。听张子意这一说，李之琏才意识到这个“谈谈问题”，似乎是早已安排好的一个步骤。 正在李之琏也开始感到“形势有点紧张”的时候，中宣部开了个部长办公会。在这个会上，周扬说，有些同志对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的问题时有些意见，“打算找个机会组织几个人，谈那么一两次就行了。”说得很轻松。但李之琏不相信他这种说法是真的：“有些同志有意见”，究竟是些谁？ 1958年5月3日，在“八大”二次会议即将开幕前，在周扬的主持下，“谈谈”李之琏等人问题的会议开始了。参加会议的，还有副部长张子意，中宣部的几位处长和作协党组的个别成员。张际春也被请回来参加这个会。首先由李之琏和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童大林等人作检查；已调往湖北的副书记兼作协党总支书黎辛，也被调回来一道检查，然后让“有些意见”的人“谈谈”他们的看法。在所有的检查发言中，除×××一人外，李之英等人都遵照周扬的“只准检查自己，不要牵扯别人”的规定，着重“检查”自己认识上的不够之处，避而不提周扬——既不提他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错误，也不说他有何正确处。唯有×××，作了使周扬十分赞赏的检查。 他说他的错误归结于一点，就是对周扬的态度不端正，并列举了对周扬的哪些看法是错误的。他然后说：“过去认为，周扬对丁玲的态度是宗派主义的；现在认识到，这种看法完全错了，而周扬同志是完全正确的！” ×××的“检查”刚说完，周扬就站起来叫好。他认为×××这样的检查“干脆”、“痛快”，“我就喜欢这样的态度”，要李之琏等人都学习×××。 从此，周扬就把×××当作揭批李之琏等人的积极分子。×××从党委会议记录中，找出谁个在丁、陈问题上说过这样那样的话，都分别当作李之琏等人的“错误”证据。尽管李之琏他们连续作了几次检查，只因谁也不肯像×××那样说“周扬是完全正确的”，就一直下不了台，而且还被说成相互包庇，毫不揭发，形成了“负隅顽抗的小集团”。 于是在陆定一的支持下，批判会逐步扩大，从十几人到几十人几百人。“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后，就与“八大”二次会议穿插着开——“八大”二次开会，李之琏等几个代表就去参加“八大”二次会；“八大”休会，周扬就又主持开会批判李之琏等人；“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中宣部的这种批判会则继续开。大小会议持续了三个多月， 直到8月中旬，召开了所有宣传文教部门上千名党员骨干参加的宣布处理结果的大会。 在批判揭发中，中宣部的一位“八大”代表说，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会议酝酿中央委员人选时，他曾问过李之琏：在全国文艺界，还有谁参加中央委员会比周扬更合适？李之琏遂和他谈了对周扬的一些“很不好的看法”。 这种揭发，立即引起周扬的全神关注，也引起与会群众的兴趣，一个劲地要李之琏交代对周扬到底是怎么个看法。 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同志也是“八大”代表，这时就向周扬检举李之琏在河南会议上，就丁玲等人问题的处理，提过对周扬的意见，说李之琏在“八大”为丁玲翻案。 这等于给追究李之琏与周扬之间关系的浪潮加刮了台风，随之李之琏听到了不同口音的质问—— “你对周扬同志的看法，是不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你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论护短》的文章中所批评的那种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人，是否影射周扬？”…… 周扬也起来指责李之琏：“你这是把我们看成了‘娄阿鼠’啊！” 在这连珠炮似的质问声中，李之琏心想：索性把我对周扬的看法和盘托出，作为我的“思想检查”，又能把我怎么样？于是他说：“我要求给我一些时间作准备。”群众的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追究才停息下来。 但是，在专门让李之琏“检查”对周扬看法的大会上，李之琏刚刚开了一个头，只见周扬与形式上的会议主持人张子意悄声嘀咕了一阵，他就被赶下台来，不让他讲下去，转而追问丁玲给他写过几次“反党”信件和材料。 李之琏记得丁玲写的信和材料都印发给所有领导同志和有关同志了，不记得多少次。周扬随即派人找丁玲作了核对，发现有一封信并没有被印发，又立即派人以“清理文件”为名，搜查了李之琏的办公室，从文件柜中搜出了丁玲写给机关党委而没有被印发的有关周扬的那封信。 周扬如获至宝，说这是丁玲写给李之琏的“反党密信”，是李之琏与丁玲“合谋翻案的罪证”，是“私藏变天账”。 李之琏申辩说，在印发过丁玲等人的信和材料之后，周扬曾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他为什么“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所以对丁玲后来写的这封信才没有印发；但他作为机关党委书记，对任何一个党员交给组织上的材料，又不能弃之如废纸，谈不上什么“私藏变天账”。 周扬越听越火冒三丈。他怀疑李之琏之所以了解他的许多情况，《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张松如），可能是这些情况的来源之一。因为他知道，公木与李之琏在延安时，曾共同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过。在这之前，李之琏在1932年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委员时，公木作为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曾与李之琏共同参加过党所领导的文化活动。1932年冬，鲁迅在师范大学操场上演讲和1933年4月25日追悼李大钊的游行， 他们二人又都是参加者。后来都到了延安，他俩又在一起学习，准备党的“七大”召开后一同奔赴敌后的…… 周扬遂决定把正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访问的公木急电催调回来进行批判，追查他与李之琏的“交往”和向李之琏反映过哪些“问题” 房其实，公木在作协党组讨论丁、陈问题的座谈会上，也讲过一些周扬不中听的正确意见，周扬就对他也怀恨在心，非要把他整倒不可。所以当公木从国外归来虽然什么也没交代，也被划为“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的同伙。 关于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处理，周扬给李之琏扣上了“美化叛徒”的帽子。张际春对这种故意违背事实的随意乱说，非常反感。他在大会上发言说：“专门小组给丁玲作的历史结论，是集体讨论，多次修改，逐字逐句通过的正式文件；即使有所谓的‘错误’，也不能由李之琏个人负责！” 个别群众对张际春的这一实事求是的说明，当作是为李之琏“开脱”。周扬看到了会议《简报》有关这个情节的描述极为赞赏，说“这个意见是提得好的。”张际春就此再不参加批判李之琏等人的大小会议。 但是，周扬觉得，只在丁玲等人问题上拼凑李之琏们的“反党”材料还远远不够。他又打电话，又登门拜访，想方设法去找过去同李之琏共同工作过的人，向他提供李之琏的“反党”线索：“肃反”运动后期，李之琏曾作为文教部门的代表代替张际春，参加过中央“肃反”五人小组的工作，为此，周扬就去拜访罗瑞卿；大军渡江后直到1954年初大区撤销，李之琏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先后担任过组织部秘书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委副书记和党校副校长，为此周扬又去找了当时也在中南局担任纪委书记的钱瑛和统战部长的张枫一。结果他不是一无所获，就是遭到被访者的拒绝。可当他回转身来，却在大会上大放空炮，以壮声威。他对李之琏说：“你不要以为过去你熟悉的人都对你有好印象，现在他们对你的看法也改变了！” 对李之琏和中宣部机关党委其他几位副书记的批判会，从开始发动到最后处理，都是周扬一手操纵的。但是最后，却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一个关于李之琏等人的错误的报告，完全剥夺了被批判者申诉的权利。 1958年8月14日， 在景山公园西边的三座门军委礼堂，召开中央各宣传文教部门的党员骨干大会，并吸收党和国家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由张子意报告东拼西凑的李之琏等人的“错误”，并宣布已被中央批准的“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的处理结论：李之琏被定为“极右分子”，黎辛被定为“右派分子”，都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被定为“反党分子”，都留党察看两年；四个人都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李之琏从行政七级降为十三级，其他人也都从原来的级别下降四级或五级。处理结论一宣布完，李之琏和黎辛就被喝令退出会场，然后再由陆定一向到会的党员们发表讲话。 李之琏本想，在大会上当众喊冤，但又觉得那是白费力，因为中央已经有了处理结论。转而一想，又觉得这像是一出神使鬼差的滑稽剧——导演与演员们本没有共同的意志，却能完全合拍在一起。他不知道对这出滑稽剧应该如何去评价：“难道开除一个党员就好像捻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吗？” 当他走出礼堂的时候，扑面阳光普照，他立刻抑制了这种忧愤的情感。他回想1929年自己16岁就加入了党所领导的反敌大同盟的反帝反蒋地下活动，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后不久，又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被叛徒告密而遭国民党逮捕，被叛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狱中秘密党支部担任了支部委员， 领导政治犯们同敌人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37年5月刑满出狱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在党的指示下回到自己的故土——河北省蠡县发动群众武装抗战，后历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兼军区直属部队政治处主任和党支部书记；1940年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因“七大”延期而先后进入八路军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参加了“七大”后，日寇投降，跟随林枫等人去了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秘书兼干部科长、东北局党校教务处长，后又去了中南局和中央宣传部……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多少年来没有做过不利于党的事，现在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是非分明的。 他回到沙滩的宿舍，挥毫写下四行诗： 酷刑可以摧残生命， 不能泯灭人的魂灵； 念党光荣伟大， 真理定会再生！ 他每天照样去中宣部继续上班。没有工作，他就看书看报，参加支援古巴的大会……直到被周扬一眼瞅见，才被正式通知“不要再到办公室来了”，他才停止上班。 不久，他宿舍的电话机也被撤了，汽车也被收回了，秘书被调走。熟人变成陌生客，朋友不再往来…… 一天，他被通知去机关党委看对他的处分决定。这个1958年8月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之琏党籍的决定》是这样写的—— 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李之 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立即撤销李之 琏现任机关党委委员和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决定》有一个附件，叫做《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列举李之琏的“主要反动言行”一共有四条：一、鼓动丁玲并同她合谋翻案；二、反对“肃反”运动；三、写反党作品诬蔑转业军人；四、1934年被捕后叛变党。给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顶：“阶级异己分子”，“极右分子”、“叛党分子”，“反党集团首恶分子”，另有“野心家”、“阴谋家”等头衔。为了节省篇幅，现仅将这《结论》的第一条全文转述如下： 反对党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阴谋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 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陈反党集团向 党进攻，他首先以“根据不充分”、“手续不完备”为借口，保持了陈企 霞、李又然的党籍。他掩盖丁玲的叛党历史，把她美化成一个革命战士。 在他提出的审查结论的初稿中，不写丁玲是自首变节，而写成是“属于在 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行为”。强调丁玲在被捕期间曾进行“对敌斗 争”，坚持要把丁玲在南京变节后三年多的历史计算党龄。帮助丁玲向党 提出有关她历史结论的三点保留，以欺骗和愚弄组织。鼓励和帮助丁玲、 陈企霞翻案，唆使他们写“申诉书”，并广为印发陈企霞向党进攻的“陈 述书”。完全按照丁玲的意思对丁、陈问题进行所谓重新查对，力图为丁 玲、陈企霞开脱。丁玲直接寄给他的一封为自己辩护、诬蔑周扬同志和作 协党组的信，要求不要给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负责同志传阅，他完全照办。 他还散布“1955年斗争丁、陈反党集团搞错了”、“丁、陈反党集团案完 全能否掉”等谎言，并在“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会上说：“丁、 陈问题搞错了”，企图在“八大”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为丁、陈反党集 团翻案。陈企霞给他的信中公然诬蔑党对自己的斗争是政治迫害，李之琏 予以默认；丁玲给他的密信中竟说：“翻身有日、有重见天日的可能了。” 1957年5月， 他亲自在《宣教动态》上一条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消息中加按 语说：“丁、陈问题自1955年作协党组的报告通报全国后，起码到现在还 未做出结论。”企图在全党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央搞错了的 空气，以配合右派的进攻，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看了这一条，就可以想见其他三条“罪名”是如何罗织的了。李之琏不信这是党对他的最后处理。他要求回到农村去：是黑是白，日久自可分明。 这要求，得到了机关的批准。 1958年12月，他到了河北省承德地区青龙县的农村…… 温济泽之被补“右”就简单多了： 只因转达了有关周扬的一个说法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补为“右派”。早就在新闻界、科普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了。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念、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念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 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 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 参与编纂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同时写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等文。 1943年1月， 他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担任秘书、编辑和主编。在三年多的时间结合编辑工作，陆续写出了一百多篇适应报纸读者需要的科学小品和历史人物、历史知识等文，诸如《学习科学》、《黄花岗的故事》、《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孙中山晚年对和平统一的主张》等等。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温济泽被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尽管战争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广播工作上，他仍然挤时间写了《蒋介石罪恶史三章》的小册子；1948年《中国青年》复刊，又应约写些科学小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编写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斗争》等小册子和《关于原子弹问答》等科学小品。 1949年3月进北京后， 他已检查出肺病复发，但仍坚持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工作更加紧张劳碌，使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在一年半的医治疗养中，他又坚持读书，读了二十卷的《鲁迅全集》（包括译文集），在病床上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后来写了一本《鲁迅和他教导青年的话》，成为许多青年爱读的一本书。 1957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 分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六，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温济泽这样说，是因为延安“抢救运动”和批斗王实味的教训，使他牢记难忘—— 1942年，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主要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不够端正，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因为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 我愿意检查； 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又在晋绥区批准将他处决！ 1943年1月， 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文艺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解放日报》学委会负责人说：“人家能逼出来，我们为什么逼不出来？”也是学委会委员的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 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好这“抢救运动”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 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经结束了好几年，现在又接连起了“肃反”和“反右”，而且又强行规定了比例数大抓“敌对分子”，温济泽的耳际不禁又响起了王实味的哭泣声，他当然要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对外广播部门的“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 这时，对外广播部门的业务，归中共中央联络部管。有一次，在中联部的国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温济泽对周扬在一个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了他自己的一点看法。周扬在这个讲话中说；在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 温济泽说，周扬的这种说法不能适用于对国外的广播。因为“毒草”在报刊上登了出来，还可以批驳更正；而如果广播出去了，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即便批驳更正也不一定听到了，怎么个“锄”法呢？ 当时主持会议的熊复说，周扬的这个说法，已受到了中央的批评。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必向下面传达。 但是温济泽认为，对外广播部门还有四位主持发稿的编委和部门负责人，也应该让他们从严掌握分寸，万万马虎不得，就把这些意见转告了他们。 万万没料到，有人把温济泽的这一举动，汇报到了周扬跟前。 当时周扬正在明里跟“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算账，暗里在盘算着如何整治帮助丁、陈说话的李之琏们，突然又听说温济泽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非常生气。他立即给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打了电话。梅益遂把温济泽找去谈话：“你怎么说周扬有错误的呢？” 温济泽早忘了这档子事。但梅益是个有心人，他接到了周扬的电话就下功夫调查过了，见温济泽一时想不起来，就把别的编委的笔记拿给温济泽看。温济泽这才恍然想起，连忙向梅益道明了原委。梅益说：“你自己去向周扬说吧！” 过了不久，周扬在中宣部做报告，温济泽也是听众之一。待周扬报告完，温济泽连忙上前不无检讨地汇报了当时的实情。但已经没法挽回了，因为中宣部和梅益要温济泽作没完没了的检查。 1958年10月，广播事业局党组“关于反对反党小集团的斗争”的总结又把温济泽向“右派”一边推了一把。 终于，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11个月之后，温济泽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补成了“右派”，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1958年10月的一个夜晚，已快半夜了，胡乔木听说温济泽也被打成了“右派”，十分震惊，连忙给廖承志打了电话，又匆匆跑到廖承志家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了‘右派’吗？” 廖承志也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两位都认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看人，绝不该这样乱打一气。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到了中宣部。得到的答复是：是广播事业局党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了， 已报到中央书记处了， 没法改了……胡乔木当即长叹一声——“又毁了一个好同志！”廖承志也不禁叹了一口气。 胡乔木与廖承志所以如此痛心，是因为温济泽的的确确是一位好同志。 他们都很了解，1929年，温济泽刚读江苏省立淮阴中学一年级，就加入了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文学团体“稚鸿社”。在召开成立会时，温济泽和十几个同学被捕，罪名是“共党嫌疑犯”。其实这时温济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经过半年审讯，他以“年龄不足16岁，不负刑事责任”而被交保释放。 从此温济泽反而决心寻找共产党，结果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学校将他开除，他改名考进了全国有名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一面读书，一面想方设法恢复了不久前被破坏的秘密共青团支部， 并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可是只过了3个月，淮阴和扬州两地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公安局，就联合派出军警来搜捕温济泽。在一位老师的保护下，他化装跑到上海，辗转进入复旦大学附中，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又被指定为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选为附中学生救国会的执行委员；第二年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他担任了附中在内的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淞沪抗战被出卖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并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联合会（简称“民联”），他被选为这个联合会的青年部长，接着又兼任江苏省民联和全国民联筹备处的青年部长。 1932年7月17日，在参加江苏省民联代表大会时温济泽和很多同志被捕，被关进苏州国民党陆军军人监狱，这时他才18岁。 在监狱中，他被狱中极秘密的共产党支部吸收入党，积极投入狱中的对敌斗争，同时刻苦学习。他按照恩格斯的科学分类，系统地阅读了大量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 以及大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教科书。经5年苦读，他对从星云到太阳系、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猿到人、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将来必会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有了粗略但明确的认识。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他与很多同志被无条件释放。第二年他到了延安，虽然只有24岁，而且又刚刚坐了五年监狱，但由于不断苦学磨砺，一到延安就能大显身手。 1946年，廖承志当了新华社社长，两年后，胡乔木边当毛泽东秘书边做新华社总编辑，温济泽又直接在他们的领导下担任口播部主任和全社管理委员会委员。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坚持广播，又长途转战到太行山的涉县西戍材，又转到阜平县的西柏坡，后来又进了北京城，温济泽多才多智、谦诚谨慎、工作兢兢业业、无畏艰险牺牲的人品，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而深切的记忆。这样的好同志，居然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党的敌人”，他们不能不百般痛惜！ 本来，早在建国之初，廖承志改任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就曾经与梅益和温济泽等人语重心长地谈过话。他说他有一个希望，就是同志间相处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加强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革命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没想到时隔数载，温济泽竟被自己人推到了“右派”一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何年何月才能把这样的同志再拉回来，只能等待着，等待着！ 李、温二位各自走了漫长的坎坷路 河北省承德地区的青龙县，是长城外的一个穷县。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本想把李之琏留在地委文教部门干点儿事，以示对这位不幸落难的老同志的照顾；但李之琏执意要到艰苦的农村去，重温战争岁月与农民打成一片的鱼水情。王克东觉得对这种高要求也不便泼冷水，只得随其意。 李之琏出了长城才知道，这不但是个穷县，而且还是个党政不分的县：县委和县政府共管一个农业部。由于他好赖还是个13级干部，比县长、县委书记的级别还高，就被分到这个农业部下面还没配备科长的农业技术推广科，当了个副科长。连他在内，一共只有九个人，其他人都是农业大学或农业专科学校的毕业生。 他决心从头学起：向这些农业技术员学，向农民学，也向老伴从北京寄来的农业院校教科书学。 1960年春天，他跟随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副县长下放到一个公社，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候县里的干部下乡都不带行李，都由当地生产队干部向社员家庭借用。李之琏为不给社员们添麻烦，不论走到哪儿，都自己背着行李卷，像战争年代腿动人搬家一样。“三同”期满快回县上时，社员们说什么也要把他评为“五好社员”，有几位老农还流着泪盼望他们日后再来，说是打走了日本鬼子打败了老蒋以后这些年来，“像这样的老八路难得见着哩！” 就凭这，加上日常在推广科的团结同志、刻苦钻研和出色的领导工作，他又被评为“五好干部”。为此，推广科的党小组长挨了上面一顿克：“屁股坐到哪儿去啦？‘右派分子’与‘五好干部’能混为一谈吗？！” 1960年秋天，又决定为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经过青龙县农业部的评议，青龙县委建议摘去李之琏的“右派”帽子。“建议”报到地委、省委再转到中宣部，中宣部“卡”地亮了红灯：不准摘！ 不久，青龙县农业部被撤销，县政府成立了农业局，李之琏被调到新建的农业局下面的农科所做副所长。可是这个农科所名为农业科研机构，却一无土地，二元房屋，只能在县城以外十里地的农村，向两家农民各借一间房，再请公社划出几亩地作试验田。全所老少还是总共四张嘴，都在农村“共产主义大食堂”吃饭，每天两顿粥，每顿二两粮，只饿得李之琏全身浮肿，大小便失禁。县委有人说，“这样拖下去很危险”，遂让他回北京治病。 恰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确到北京办事，听说李之琏正在家养病，急于想见到他。 他们是老战友。“七·七”事变时，李之琏与一批地下党员奉党的指示，回河北老家发动乡亲武装抗战。这时，与北平地下组织失掉了联系的张仲瀚正担任河北民军第三支队司令，李之琏和另一名党员齐健秋奉蠡县县委指派，到张仲瀚支队去做政治工作。时间很短，李之琏调上级政治部工作，当张仲瀚要求解决失掉的组织关系，他俩就帮助并介绍张仲瀚暂且重新入了党，以利于他领导部队指挥作战。后来李之琏去了延安，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张仲瀚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李之琏却被打成了“右派”，这亦可谓“沧伞忿变”！ 此时李之琏的家已不在沙滩中宣部宿舍，而被赶到了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的西齐，六口人只住两小间房，哪能接待阔别多年的远方来客！李之琏急忙跑到北京饭店去拜访张仲瀚。 两个老战友见了面，张仲瀚见李之琏语音低沉，面似灰土，非常感慨。他问：“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听了李之琏的诉说，张仲瀚说：“这样吧，你到我们兵团去，至少还能吃饱肚子。保住性命要紧啊！” 他介绍了兵团农业机械化的现状，又说：“我现在没法帮你改善政治状况，你如有志于农业，到我们那里去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李之琏当然很乐意。经过各方联系， 1961年9月，中宣部介绍李之琏去新疆。李之琏爱人陈处舒，中央卫生部的一位副处长，全家一共六口人全都跟了去。 也许是因为兵团政委张仲瀚的推荐，李之琏到达新疆不久，就被任命为生产建设兵团农林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而这个拥有40人左右的科研所，所长是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兵团司令员陶峙的堂弟兼任的，不能到所里管事；另一位副所长是兵团农学院农学系主任王彬生副教授，也是兼职，因此李之琏是全所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又不久，河北省委决定给他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也转发到了新疆。他工作更加努力，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兵团领导——特别是兼所长陶晋初后又升为兵团副司令，调人、批物、拨款，积极为科研创造条件。短短几年，科研所就由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从没有试验地发展到3000多亩的试验田；每年都有栽培育种、改良土壤等等，从事几十个试验课题的研究，并承担了国家内陆盐碱地农业科研的任务。成了一个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农林畜科研所，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 他要申那个被定为“右派” 的冤， 却难而又难。1962年1月中央召开7000人大会，“崇左”之纲似有下降时，他曾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写了一封信， 问她是否可以把他在中宣部被定成“右派” 的问题说清楚。钱瑛回信说：“是有机会说清楚的”；并告诉他：7000人大会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问题，然后才能处理1957、1958年的“右派”问题。 李之琏见到这封回信，觉得有了希望。但是这年秋天，北戴河会议又提出“打退单干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李之琏又感到自己的前途陷入了一片黑暗。 1965年夏天，李之琏与兵团科委办公室主任程人英到北京参加农业科技会议，他顺便去中央组织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说，目前暂且采取重新入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当中组部把这样的信件发往新疆区党委组织部，区党委组织部又转至兵团党委组织部，兵团负责人在北京医院治病巧遇同时住院的陆定一，向陆定一表示了这个意向时，陆定一予以断然否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兵团政委张仲瀚被打倒，几乎被折磨致死。李之琏不但是“摘帽右派”，而且成了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从而被交给群众实行专政。他的爱人陈处舒先在石河子兵团医专任副校长，“文革”中被批斗、毒打得头破血流，受到严重摧残……后在兵团领导中的一位现役将军的支持下，调去乌鲁木齐的兵团第一医院担任第二院长。大儿子高中毕业又经过农场劳动，报名参军也遭到拒绝。后来经过李之琏的一再委婉申诉，科研所的一些人也对他的历史作了全面调查，才知道他不但被补为“右派”是冤枉的，就是1934年被捕之后也清清白白，根本不存在什么“叛党”问题。 在得到了科研所革命群众的谅解、大儿子又经深明事理的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政委刘仲明下令办了参军手续，但到兵团后，又被个别领导人拒收。李之琏就开始了又一轮的申诉。但是通过兵团党委向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组织部转去的一封又一封申诉材料都被原封退回。 1975年，兵团党委出面，建议中组部对李之琏的问题进行复查，中组部也不受理。 这年夏天，经过指挥部政委刘仲明的批准，李之琏回河北老家探望三十多年没见面已年过九旬的老父，顺便去北京中组部当面申诉自己的冤屈。得到一位熟人的介绍，中组部信访组的一位同志接待得很热情。李之琏给了这位同志一封申诉材料和给中央领导人的信，这位同志表示研究后再答复。 但过了几天，李之琏再去时，已换了一个生面孔。这位生面孔对李之琏冷冷地说：“领导已研究过了，右派问题过去分工由统战部管；‘文革’后中央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新的指示，你仍应该去统战部。” 李之琏说：“问题已经过去了15年，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统战部现在有人负责吗？” “不太了解。你去统战部问问吧！” “为什么党员的申诉要交给统战部去管？如果组织部不给开个介绍信或打个电话，那边不接待怎么办？”“组织部与统战部是平行关系，不好开信或打电话。你自个儿去找找看吧！” 李之琏觉得这简直就不像一个共产党领导部门的答复。他忍着气，要求先给找个住处，然后再去找统战部。得到的答复是三个字——“不可能”。这下李之琏再也忍不住了。他说，他作为党的一条牛，给党拉了几十年的车，现在即使回北京办点私事，也该帮忙给安排个睡觉的地方吧，何况他是来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申诉自己的冤屈的？ “再请问：这是谁决定的？”李之琏问。 “请示了领导。”这位生面孔答道，接着把李之琏的申诉材料退还给李之琏。李之琏没法，只得不顾头昏眼花，向府右街走去。 到了统战部，传达室的值班人员倒还很客气，说：“现在大家都去‘学习’了，部里没人办公，不接待外来的人。” “既然机构还存在，总该有人在机关负责吧？” “那好，你可以写一封信留下。” “我写好了。” “那你就放下吧。” “什么时候再来问结果？” “不用再来了。有什么结果会通知你的；如不通知，你就不必久等了。” 那结果，当然是“不必久等了”！ 当兵团新政委来到农科所的时候，李之琏又向他要求兵团党委直接向党中央转报自己的申诉。这位政委是老政委被打倒后整个生产建设兵团的“文革”第一把手；把李之琏当作张仲瀚“招降纳叛来的牛鬼蛇神”、“篡夺了农科所的领导权”而进行批斗并专政的，正是这位“第一把手”。如果把李之琏这个“牛鬼蛇神”解放了，那也等于给张仲瀚减少了一个罪名，那还行？于是他对李之琏的要求回答得很奇特：“兵团党委不能转，你可以从邮局寄嘛！” 李之琏对这种答复感到很刺耳，反唇相讥道：“政委，1958年开除我的党籍时，可不是经过邮局通知我的。这些年我多次申诉无人答复。现在我作为兵团党委领导下的一个干部，我认为兵团党委有责任帮助我实现这种向党申诉的权利。” 这位政委无言以对。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党委转一下也可以，但不能表态。” 后来据说是转了，但照例无人答复。 这时李之琏的爱人陈处舒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而恢复工作之后，又因派性排斥而很难工作下去，不得不通过建国之初在武汉的一位老领导的联系，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暂且移居武汉。这样，一家六口人就分居三处，新疆只剩下李之琏孤身一人。 不久，李之琏趁去武汉探望陈处舒之便，又拐到北京上访中组部。接待的是一男一妇。听了李之琏的申诉，女的表示同情，男的打官腔。打官腔的这位说：“中央对右派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新政策”，“能不能再入党，也还没有这样的事例”。李之琏要求给找个住处。这位“官腔”表示中组部招待所只剩下一个，让李之琏自个儿想办法。 李之琏说：“我已为党工作了40多年，……如果没有饭吃，党不是也该给我一条活路吗？” 这时“官腔”才似乎有些同情和抱歉，但也希望李之琏能够谅解。到头来什么实际困难也没解决。 李之琏苦无栖息处，只得又去看看熊复。熊复说：“你可以给小平同志写一信，我替你转去，试试看。” 过了些日子，李之琏将写好的一封长信交给熊复时，熊复说：“不好了！最近局势又变，有人要‘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信不能再转小平了！” 随后不久，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打倒，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们似乎为所欲为，李之琏深感未来更加渺茫，不知这尽冬丛生的人生终将走到何年何月…… ※ ※ ※ ※ ※ 温济泽的荆棘路没有这么复杂，但也是够揪心的。当他被补为“右派”时，他也是对党忠贞不二，认为党总是对的。至于广播事业局党组说自己“右”，只能先承认下来，以后再慢慢去“认识”吧。如有“罪名”与事实不符、处理过分的地方，日后有机会总能说清楚的——延安“抢救运动”不就是很快甄别了吗？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想总该这样想，头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是每日扑面而来的生活景象，总不是那么令人舒心畅气的。首先，家里的电话被撤掉了，有事想拨个电话、节省时间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过的书都成了禁书，就是摆在新华书店书架上的，也都全被撤下来扔进准备化作纸浆的废纸堆里。在北京图书馆陈列架上的也被严禁借阅。发表文章的权利自然也被剥夺。就是他出于崇敬而苦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与史料，他也感到继续放在自己家里不安全，而交给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大姐了。 尽管他一直身躯瘦弱又有肺痨病，还是被发配到渤海之滨的一个农场去劳动。劳动了一年多之后，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因为头上还戴着“右”帽，他只能搞点资料；1960年10月摘了帽子之后，才开始讲些课，并得以在不公开的《广播业务》上发表点文章。 在广播学院教书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开始，他再次遭受劫难。他所写的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都被烧毁，罪名是“四旧”，是“修正主义”；甚至连建国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和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讲授新闻广播学的讲义，以及刚刚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即笼罩在恐怖气氛中。他也在广播学院接受“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汽车去医院看病，车到站门一打开，一眼瞅见胡乔木上车，他十分欣喜，连忙点头致意，并起身让座。但胡乔木只无言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只好都相互陌生人似地，都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偶尔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话都不说。最后胡乔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温济泽用注目礼送他，这时才注意到一个跟他上车的人也紧跟着下了车。“噢，原来有‘尾巴’！” “文革”开始不久，温济泽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胡乔木的消息，就非常惦念他。没想到这次车上意外相遇，却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们的国家究竞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1972年，温济泽听说廖承志得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疗后回到家里休养，他急于想去探望。‘因为自从他被定为“右派”之后，已整整十四年没见过廖公了。他说去就去，到廖公家里一看，廖公虽然消瘦一点，但仍然保持着乐观、热情、豪爽、幽默。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去看他。 从谈话中得知，“文革”开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他，让他住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与外界隔绝的那些年，他学会了做饭做菜。看书绘画之余也写诗。他向温济泽背诵过一首自己写的诗，那后几句是：“自悟残生日渐促，尚拼余力渡江潮；梦中忘却‘靠边站’，还向旌旗笑手招。”这表明他在孤寂苦恼中，仍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说：“乌云终不会长久遮蔽着天空，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 温济泽告诉他，十几年来，他是一直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也按月积存着。廖公听了表示很欣慰，要温济泽如实写个报告，他打算找周总理去说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的问题。 不日，温济泽把写好的报告送给廖公，过了一段时间，廖公对温济泽说，总理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不能再给总理增添烦恼了，只能等一等再说。不久总理逝世，他们都万分悲痛。温济泽说：“我们党，我们国家，断了一根顶梁柱！”廖承志说：“还有邓小平还有很多好同志，我们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是的，还是有希望的。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