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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批评：风平浪不静
作者：姚 楠
问题的另一面是，在当前文学批评中，政治批评实践却不断地出现，甚至还会激发起一阵又一阵的反响。这些处于自然、分散状态的政治批评，还未曾有人从政治批评的角度予以系统的总结和分析。所以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一、政治批评的理论依据
这里所论的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批评，我理解为，是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品类。从大的方面来说，它属于文学批评中社会批评的一个分支。社会批评，偏重于作品的社会性内容与社会功能。因其内部关注的重点不同，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政治批评与道德批评、文明批评等，都在同一个层次。
对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做政治批评，既有其理论依据，又有历史渊源，更有现实社会需要。文学作品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社会生活、想像世界的全方位的描写与展示。人是社会的人，必然存在或多或少、或显或隐的政治主张政治倾向，而人所描写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想像世界，也有可能涉及政治内容。这些，会成为政治批评自然的关注中心。有什么样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对于政治内容突出或政治倾向鲜明的作品，政治批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当然，这种“批评”，不是批评与表扬之批评，而是评判、衡定的批评，即文学批评的本来之意。
政治批评还体现为社会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如何认识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社会功能，如何判定作家的政治立场，如何分析评价作品的政治倾向？政治家会从政治斗争的目的、社会活动的需要等多方面出发，对文学作品、文学家、文学批评家提出政治要求和政治衡定。当然，这种政治要求，有时并非要由政治家直接出面，有的批评家（甚至读者）往往也习惯于以政治立场、政治思维、政治话语，来衡人论文，构成了政治批评的具体的丰富形态。
政治批评的历史，可能追溯得很早，直至文学批评史的有记载的开端。柏拉图在对“理想国”进行理论构筑时，曾把诗人排斥在外，可以说是政治批评的先驱。为了政治理想的建立，竟把诗人——一种社会职业（或业余文化人）抛除在外，心劲可够狠的。他显然没有考虑到或者充分认识到，后来的许多统治者可以利用文艺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政治批评”。为了政治目的，不仅消灭文化成果（书），还同时消灭了文化创造者（人的肉体），可谓是彻底的了。但这种政治行为，并未形成文化成果形式（只是文化行为），所以，不在我们所讨论的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批评之列。
我所理解的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批评，是指批评家从政治立场出发，为了一定政治利益（甚至经济利益），以政治思维为主导，对文学作品、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使用政治话语所做的政治分析和评判（行使政治权力对文学作品做政治要求，应属于政治行为，不在政治批评之列）。
政治立场有正误，政治利益有大小，政治话语有软硬，政治评价有对错，政治分析有真伪，政治意识有霸权、平等之分，政治态度有热情、冰冷之别。由此而形成了政治批评的具体性、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多样的形态。
在现实中国，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政治批评还以各种具体的形态存在着，还会发展、延伸下去。这是由文学作品的多样性，文学读者、批评家的多样性，作家的多样性等等综合因素所决定的。社会之中，如果有强烈地关注政治的不同群体，有对文学的政治要求，政治批评不仅不会减弱，还要不可避免地存在。
二、世纪之交文学批评中政治批评的实践形态
进入90年代，中国在全社会范围内，没有开展政治运动，而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采取“文革”和“文革”前那种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开展文艺批评。可以说，文学的政治环境相当平和。然而，风平浪不静。在世纪之交（本文所涉及的例子发生在1996年——2001年）中国文学批评中，依然存在着政治批评的波澜。这值得学术界认真总结。
这里谈以下几例：
（一）关于作品与时代政治背景关系的批评
1999年，《星星》诗刊展开了对语文教材中入选的诗歌作品的批评，被称为“诗歌教材之争”，②其中，毛翰的观点，是一种有代表性的主张。该文说：“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祖国怎么还会有笑容？诗人怎么还有如此的好兴致？”对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的写作年代提出质疑。认为“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高唱‘祖国这样美’”，无法让语文老师向学生解释。③
显然，这里涉及到一些关于政治批评的学理问题，特别是在作品与时代政治背景的关系上。它们包括：在大众艰难生存的时代，是否可以描写和歌颂自然美和对祖国的情感。艰难时代的作品，是否只能是艰辛的社会性作品。在艰辛时代，写自然美、祖国美的作品是否必是有错。时代政治的过错，是否由作家来承担。作品的功能是单一还是多向的。
可惜，由于缺少自觉的政治批评的学术意识，对问题的交锋仅限于情绪的感知的层面，未能引向学理的探讨。
（二）对作品的政治倾向的批评
2001年，陆震撰文对张平的小说《抉择》及据它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提出批评。④批评主要针对作品中的人物李高成的塑造，其所体现的清官政治意识。李是现代社会市政府领导干部，却被塑造成“清官”（一是不贪占，清廉，二是为民，不是公民而是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形象。陆文认为，20世纪的反腐败斗争，不能由中世纪式的宋明理学所表现的道德政治思路来引导。而小说、影片的获奖与炒作，强化了作品所体现的人治意识、人治心态，未能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角度来进行反腐败，是一种迁就现实而不顾及未来的悲观主义。在小说、电影中，把现实生活中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寄托在李高成这样的清官身上。陆文从两个方面来展开批评。一是李高成形象本身还不是“清官”，因为他本身仍未彻底脱离金钱政治的漩涡，是靠他人的腐败活动才赢得了市长职位，而清官的道德自我约束在事实上、在历史上、在实际中，是无法有效的。二是清官政治的实质是人治，它不仅不是民主法治，而是政治腐败的一种实现形式。清官不能报国，却寄托热烈希望，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心不足，令人悲哀！
严格地说，陆文不是对艺术作品的艺术批评,而是对其思想倾向中政治思想的批评,是对文学作品的政治批评。尽管这种批评所解决的不是艺术塑造、艺术特征诸问题，却是作品中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的重要问题。反腐败的政治重要性，社会民主法制政治建设的重要性，使得社会性内容突出且有广泛社会反响的作品，其思想政治倾向的讨论，变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可以说，这正是政治批评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陆文的批评中，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对作品政治倾向（清官政治）的批评，不是针对作家个人的政治观点，而是围绕着社会历史的人治体制、人治观念的积淀来挖掘。所瞩目的，不是个别作家的具体责任，而是社会公众中的一般意识，使批评具有更多的普遍性，也避免了对作家思想、艺术创作复杂性的简单评判。第二，批评活动所针对的，是作品中的人物与事件所体现的思想观念，运用了历史分析与社会解剖的综合方法，而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对应。分析艺术形象，解剖社会现实，探寻历史脉络。第三，政治批评的分析与评判，着眼于社会进步与文化建设，关注人民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从而思考反腐败以及更进一层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这就使得政治批评在学术层面展开，把对文学作品的政治批评，限定在思想讨论的范围，而不是草率演变成情绪化的政治斗争。
（三）对作品性质的政治判定
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出版后，在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赞扬、有否定，还被一家文学期刊评为大奖,奖金10万元的发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堂举行。
1999年，何国瑞先生在论述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联系当前文艺创作实践进行论述时，对此予以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丰乳肥臀》“颠倒黑白，对革命极尽丑化之能事”，共产党人“被描写得极端残忍、丑陋”，地主维持会长等则成了仁爱、正直、果敢、英俊的男子汉。“……这样的近乎反动的作品居然得到了一些教授、评论家的极力称赞，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奖给10万元，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咄咄怪事！”⑤
对何国瑞先生将《丰乳肥臀》判定为“近乎反动的作品”，易竹贤、陈国恩先生给以反批评，指出，何文没有理解《丰乳肥臀》的创作意图，在于“突破简单地把人分为好人坏人、革命者与反革者的创作模式，充分展示人性的复杂性和具体性”；何文采用的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论，出现在作品中的革命者，必须是完美无缺的，否则就是对共产党、对革命、对人民政府的恶毒攻击；何文用政治批评代替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甚至上纲上线，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抹杀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和特点，这种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危害性。⑥
对作品的政治判定，是指对作品所具有的政治性质加以判定。由于文学作品有时会或隐或显地表达作家（创作者）自觉不自觉的政治倾向，对作品进行政治判定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这种判定，涉及对作品及作家的政治倾向的根本性的社会评价，是十分严肃的，是应当慎之又慎的。
这就引出了关于如何政治判定的几个问题。第一，政治判定应以作品的全部描写为基础，不能以局部代替全体。第二，政治判定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详尽论证。不应以印象和表面材料为依据。第三，政治判定必须经过充分的民主的讨论，对所涉及问题予以认真的辨析与澄清。不能以个别读者、个别批评家的印象来支撑。不应由少数几个人来确定，应在社会范围内展开尽可能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与论辩。第四，政治判定的结论，应由历史来检验。第五，除了个别极端的非常表面化的反社会、反文明的倾向以外，政治判定应注意对作品的认真分析，不能以对作品的简单评判，导致对作家的简单评判。
（四）关于作者和他的政治经历的批评
1999年上半年、余开伟、古远清等人相继撰文，对余秋雨散文风行全中国，一些作品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时缺少对自我的自觉反思，进行批评。继而，余杰则对余秋雨不能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和文革中的自身经历做出历史反思，对其提出“应当忏悔”的要求。⑦
这就引出如何认识和评价作家的作品与自身经历之间关系的问题：政治经历问题能否代替对作品的评论；作品的积极方面与作家的消极政治方面的联系与评价；写作是否先由自我批判开始；如何评价一个作家——是他没有做到什么，还是他已经做了什么？
（五）文学批评活动性质的政治判定
1996年5月6日《新民晚报》发表署名简平的文章《你是流氓，谁怕你！》，批评朱文的小说《我爱美元》：“通篇写的是一个‘我’，整天想着把所碰见的任何一个女人往床上搬；还帮着自己的父亲‘找乐子’往床上搬……”认为这篇作品“满是流氓腔的下流”，是“无耻的文学”，并对其能得到某些评论家的“击掌欢呼”表示震惊和愤慨。同年6月22日，《作家报》同时发表王干等三人的驳斥文章。王干认为，“这一行径无疑是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在中国文学界的一次重演”，是对整个90年代文学新人的一次“南京大屠杀”。在私下场合时，许多作家、评论家、编辑发表议论，但不愿意公开站出来讲话。有人对简文持赞同态度，也有人不赞成这种批评，认为这是站在极“右”文艺思潮立场上，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局面。相当一部分人则认为，简平一文的语气固然有点过于激烈，但王干等人的态度更不可取。一位评论家指出：“现在的文学批评空间究竟还有多大，应该引起大家的思考。有的作家根本不允许批评，谁要是对他们稍有诘责，马上就给人扣上‘极左’、搞‘阶级斗争’、‘企图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乃至‘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其实根本就扯不上。”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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