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论“时尚成本”
作者：李俊国
一、时尚读本的生成状态
“时尚”，作为都市文化社会、市场经济时代、商业消费潮流中的特定概念，它包涵着诸如流行、时髦、新鲜、奇俏、突兀、异质、另类等复合性意义或多义性元素。“时尚读本”，作为一种新近形成的小说形式的命名，则是对显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生成于90年代末期的，在文学市场化时代形成的小说形成的概括与认定。
中国新时期小说向“时尚读本”的悄然衍变，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值得关注的有意味的现象，是像贾平凹、莫言、方方、铁凝等一批或执著于民族文化透视人性解剖，或聚焦于世相描摩现世关怀的80年代主干作家，当他们进入90年代以后，都自觉地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融入、添加着“时尚化”元素。贾平凹的《废都》，主要设计了庄之蝶与牛月清、唐婉儿、阿灿、柳月的性爱叙事，作为作家自我生命与时代精神的双重“废都”体验的宣泄与传达。虽然，小说的意蕴与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有某些相近与相通，①但是，《废都》性爱叙事主体构架与“此处删掉××字”的印刷排版“技艺”，已经比较明晰地显露出《废都》极力迎合刚刚兴盛的阅读市场化要求。莫言的《丰乳肥臀》，一改80年代《红高粱》寻求家族血缘的男儿血性的叙事方式，作家有意从家族苦难历史中，编织出一则则有关上官家族儿女血缘混乱的“生殖崇拜与狂欢叙事”。②其中，作为小说主人公上官金童极度贪恋母性(女性)乳房的“恋乳癖”，展览抚摸女性乳房的“雪集”风俗仪式以及充溢在上官家族人物间的大量乱伦意识，《丰乳肥臀》在展现家族苦难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展示了繁杂而新奇的性意象。与莫言近似，铁凝的《大浴女》也选取非婚生血缘乱伦，作为主人公尹小跳的家族叙事与家族人性审判的叙述方式和逻辑起点。③就连一向以理性穿透力见长，擅长于人世“风景”展示的女作家方方，在90年代小说《暗示》、《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等小说中，围绕主人公叶桑、黄苏子，组构了一系列婚外性行为、主动卖淫、频繁性交等情节，组成“淑女——荡妇”的叙事模式，以此表达作家方方及小说人物的情爱绝望与男性绝望的意义主题。④
贾平凹、莫言、方方、铁凝等80年代主干作家们在90年代的创作衍变的共通趋势在于新奇、怪异、大胆的性爱描写与性爱叙事。虽然，此前的创作，作者们也偶尔涉及必要的性爱描写，如贾平凹的《黑氏》，铁凝的《麦秸垛》，莫言的《红高粱》，但都限于特定文化风俗描写，也都把握在极谨慎节制的限度，如方方的《桃花灿烂》。如此新奇、怪异、大胆、甚至放肆地性爱叙事的出现，显然喻义着作家们对90年代市场化阅读的事实默认与主动性诉求。随着邓小平1992年南巡再度掀起的经济市场化浪潮，撬动着一个民族长期压抑的物质的与精神的“欲望”。“欲望”的瞬间释放，迅速消解了中国文学曾经执著的精神性追寻与理性深度的分析与思辨。再从另一层面分析，经济市场时代，人们一切的生产行为与消费行为，都带有市场性行为特征。文学阅读，不再依循已往的知识性接受、理性启蒙的阅读路径，而成为追逐快感的消费性阅读。如文学生产(图书出版发行)，成为追逐印数发行量的定性指标。于是，作家的文学创作受制于出版商印数指标与读者消费阅读的双重制约。在这种状态下，性，性爱叙事，自然成为既能满足读者快感欲望又能切合出版指标的小说题材与文本形式。同时，在阅读市场初生乍起的年月，新奇、怪异的性爱叙事，往往成为特定时代的“时尚”要素。
90年代中期，林白小说集《致命的飞翔》，陈染小说集《嘴唇里的阳光》，作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策划的《跨世纪文丛》(第一辑)的出版发行，客观上，将林白、陈染等专注于幽闭、变态的女性性心理，以放纵女性躯体作为小说文本主干的“女性身体写作”，纳入既受市场欢迎，又被学术界认同的接受轨道。此时的中国学界，正值女性主义理论及其文学批评传入并大行其道之时，因此，林白、陈染的写作迅速被文学理论家们从女性主义理论的学理角度，从反叛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意义层面，作出肯定解释。⑤
具有反讽意义的在于，林白、陈染们极力放纵着身体写作方式，在90年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并未能摆脱男性中心主义而重塑女人自己的“第二性”，相反，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显现出男性主义的趣味与欲望，将一个个“反叛”状态的女人，重塑成被男性趣味所左右、所窥探的阅读对象。⑥于是，看似最具反叛性的女性身体写作，却成为90年代文学市场化、阅读欲望化最受青睐的写作方式之一，成为消费性阅读最为快意的窥视对象与情感宣泄物！因为，像自恋、手淫、同性、乱伦、性交一类的女性身体写作行为，在欲望主义消费时代，极容易失却它们原本所要传达的反叛意义，反倒容易成为制造、引发欲望化阅读快感的“时尚化”写作行为。也正是这个意义上，看似“先锋性”的女性文学与“时尚化”的市场写作，结成为欲望化时代的合作者与同盟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女性主义写作客观上为90年代小说创作向“时尚读本”形成的转化过渡，提供了具有“学理合法化”的通行证。
经由90年代初一批80年代主干作家对阅读市场化的事实默认与主动认同，90年代中期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化文学市场的相遇与合谋，中国当代小说逐渐向“时尚化”、“欲望化”文本衍变与过渡。时至90年代末21世纪初，以棉棉的小说《糖》，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以及李修文《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等，构成了本文所论述的当下小说创作的新型品种——“时尚读本”现象。
二、时尚读本的文本特征
对于当代中国小说新近发生的生产机制与文体变化，已有学者敏感地指出，“我们更应该特别去建立一种观察‘文学’的比较开阔的视野，不再将文学仅仅理解为创作和批评的文字文本，而将它看作是一个包括了其他各种因素的社会复合体，或者说，一个各种因素在其中交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⑦对于新变中的小说文体，我们试图以“时尚阅读”为其命名，⑧并将“时尚读本”的美学特征作出如下申论。
其一，时尚性质。
“时尚读本”，作为新近小说的一种式样，它区别于原有小说的本体性质在于它的时尚性。“时尚读本”所装载的人生内容，不再仅仅缘自作家一已之生命体悟或人生之观察所获得的人生信息，而是聚焦于时潮所容纳所冀盼所流行的时尚内容。而这些时尚内容往往是由新奇、另类、别趣、怪异、时髦的人生事件或元素，组构而成。
棉棉的作品《糖》以主人公“我”失学、离家、流浪的叙事线索，组构了自杀、卖艺、吸毒、性交、恩爱情仇等一系列变态、反常、叛逆、突兀的故事情节，组构成一个都市另类人生的生命历史和生活空间。卫慧的《上海宝贝》则尽力展示“都市新人类”的“欢乐泡沫”，“凡俗，伤感而神秘的情调”。⑨主人公CoCo（倪可）与天天缠绵而近乎病态的情爱交往，与马克亢奋张扬的性爱交往；配以草地派对、艺术沙龙、实验剧场、鸡尾酒会式的都市摩登生活方式；穿插电玩、飚车、CD碟片、前卫型艺术家的文句题辞，将都市新人类的时尚人生演绎得色彩缤纷。
后起的武汉青年作家李修文，更是将都市另类人生的时尚故事，延伸至风光秀丽的日本岛国。北京女孩蓝扣子与流浪东京的“我”的生死情恋，冬日裸泳的刺激，冰上性交的奇诡；辅之以留学生阿不都西提的怪癖，昆曲女筱常月命运的神秘……在李修文的作品世界里，男女性爱的另类与怪诞，故事情节的新鲜与奇幻，情爱叙事的纯、艳、惨、绝，哲理智性的穿透，诗性格调的铺展，使长篇《滴泪痣》成为“时尚读本”的标准范式。
其二，复合特征。
“时尚读本”的美学特性在于它不仅仅是“小说”，而将“小说”的内涵外延至“读本”。“读本”意味着多元意义空间，多种信息内容，多重技艺手段。与小说比较，“读本”则具备了复合性能。像一只拼盘，或者说像一只百宝箱，但凡与“时尚”相关联的内容要素和艺术元素，作家都运用近乎后现代艺术的拼贴技能，加以整合或组构，从而形成多元色调多义空间的复合体——“时尚读本”。
李修文的《滴泪痣》较为典型地反映着“时尚读本”的复合性质。《滴泪痣》对多种艺术质素和技法手段，极尽拼贴整合之能事。围绕男女主人公的生死绝恋，作家分别调用了纯、艳、惨、烈等言情小说手段；组合着日本岛国风光意境，生命情爱的哲理沉思，情性交流的诗性格调，再穿插配合CD唱碟时装款式电玩游戏恐怖大片……多元艺术质素多重创作技法的组合，形成《滴泪痣》的繁丽风韵和多质多义的小说空间。在《滴泪痣》这类的“时尚读本”里，读者既可体验男女情欲的悲欢浓艳，也可领略赏玩异域风情的新奇艳丽。依附着蓝扣子与“我”的情爱叙事框架，作家尽力展示着另类人格的单纯与复杂、反叛与沉沦；铺衍着情欲的优雅与悲怆、健美与残缺、狂欢与虚无。多元艺术质素与多重话语空间的复合性，使《滴泪痣》能够多向度地拓展“小说”的思维疆界与意义空间。
正是出于“时尚读本”的复合性质，我们才能清晰地指认《糖》、《上海宝贝》一类作品的叙述方式的随机性与表现形式的多重性。《糖》22章(A—W)，《上海宝贝》32章的章节叙述，已经不是原有“小说”的时间链条的既定叙事，而是每一章节相互独立，相互间不一定存在必然关联，可以任意“拆卸”的单元部件。正是这种随机性叙事，作者可以随时中止原有的叙事进度和叙事指向，改变或转移作品的叙述视线，拼贴穿插与作品主干故事关联不多，但却与“时尚”内容相切合的人事风物与故事情节。结果是，“小说”文本的某些规定性边界，在卫慧、棉棉、李修文手中，被撞开了豁口。“小说”在此衍变为“时尚读本”——“一个包括了其他各种因素的社会复合体”。
其三，市场策划意识。
“时尚读本”的形成机制和社会背景，是文学产品的市场化。在文学市场化时代，单纯幽闭的个体写作行为已经被写作—出版—发行—阅读消费的产品生产——消费机制所替代。因此，“时尚读本”与原有的纯小说创作，在创作理念、写作动机、推广形式等环节方面，显出质的区别。原有纯小说创作缘发于作家个体生命心智情意与社会生活的“际会”与灵魂的撞击，以作家主体的生命体悟与审美感应为主要源发机制；而“时尚读本”则以利润(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审美效果)最大化为写作预期。在文学市场化机制里，稿费价位版税比率取决于作品的印张印数和市场发行量。因此，“时尚读本”以清晰准确的市场定位市场策划为创作源发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时尚读本”的创作过程近乎产品研发、生产、推广、销售形式。准确的市场调研，清晰的“时尚内容”定位，快速的写作生产，新奇形式包装与多样化的作品推广方式，是“时尚读本”创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市场意识。⑩
其四，都市流行格调。
“时尚读本”的形式美感与意义功能，与摩天大楼、仿古建筑、精品店、步行街、超市、酒吧等都市物态风景相匹配，形成可供人观赏、把玩、休闲、怡趣的都市流行格调和时尚风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尚读本”是当今都市文化流行风格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都市流行时尚，是“时尚读本”及时追摄描摩的题材内容和风格形态。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由于“国际化”的都市身份渴求，多重文化的渗透与共存，都市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的重组，滋生或培育了以另类、前卫、个性张扬、生命狂欢为时尚特征的“新新人类”族群。于是，卫慧、棉棉、李修文们迅速以他们的生命形式以及内容作为“时尚读本”的描写对象。或许，喧嚣过后便是静寂，时髦之后是怀旧(怀旧风格，已经或正在成为“时尚读本”的新一轮题材内容与艺术格调)。都市流行文化时尚风格也遵循着新与旧的历史辩证逻辑。所以，从这个层面而论，“时尚读本”的本质属性，不是史诗性的永恒，而是流行性的匆忙。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尚读本”与“通俗小说”有几分形似。但是，“时尚读本”与通俗文学的不同在于，一是它的都市时尚格调。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通俗文学，它的意义属性在于“通俗”，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隔百年之后)形成的“时尚读本”的意义属性则由“通俗”转向“时尚”。“时尚”虽与“通俗”、“流行”有几分近似，但它更集中更鲜明地体现了当代都市生活都市文化的某些“前卫”、“先锋”、“另类”的气质与格调。二是它的读者对象不同。自清末民初以来的通俗文学，多以乡土／都市转型初生期的城市老派旧式市民为读者对象，而“时尚读本”，则是近年来中国都市文化程度日益提升的背景下，以当代都市的“新市民”(有较高文化教育程度的都市青年)，“白领”(较优裕的物质经济基础)，“小资”(时尚化个性化的人生倾向)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新型文学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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