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缺席与呼唤
作者:张文红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的修订版中,对于"想像"一词有两条释意:1、心理学上指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2、对于不在眼前的事物想出它的具体形象。该词典对于"想像力"一词的解释是: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由此,我们不难断言,艺术想像力离不开两个基本元素:其一,是"知觉材料";其二,是"创造新形象"。撇开汉语词典的在语言学和心理学层面的惯例解释,在文学创作领域,反思当下文学中艺术想像力匮乏的问题,并发出真诚的呼唤之声,是本篇文章的主要立意之点和核心论题所在。首先,我有必要对本文中的"艺术想像力"这个概念的内涵进行简单阐释。我所理解和要探讨的"艺术想像力"与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比如它的物质来源仍然是"知觉材料",即社会现实生活,它的具象体外显是"创造",同时又有本质的区别。我认为,在文学创作中,艺术想像力是最为核心和至为关键的创作原动力,它不仅仅指作家在感知生活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也不同于文学理论中通常界定的艺术感受力,它是作家艺术思维领域最浅显却是最难俘获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思维合力,鲜明地体现着作家主体思维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艺术想像力无法简单地等同于观察体验现实,然后去再现或表现的文学感受力,它是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一种主体性的基本素质,由作家的后天主体修养和先天艺术秉赋融聚而成。只有具备了赋有超越性的想像力,写作者才能站在高处,视通古今,拥有一种创作的大气魄。艺术想像力的丰盈与否是衡量一个文学时代品质的标尺,也预言着一个作家能否成为真正的"大家",能否写出空前绝后的作品。说得极端一些,艺术想像力比文学的源泉--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本身还要重要和宝贵得多,它是作家综合才力的具体凝结,在此种意义上,艺术想像力才是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纵观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实践,我不无遗憾地发现,艺术想像力的匮乏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潜隐文学创作症结:艺术想像力的缺席,使本已失去应者云集效应的当下文坛更加黯然失色,并成为文学作品普遍质量不高、整个文学创作领地日渐边缘与萎顿的始作俑者。
二
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大潮起起落落,奔流不息。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先锋实验小说"一度成为文坛备受瞩目的风景,可以说这股极富有革新图变色彩的文学潮流,令一直笼罩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阅读惯性之下的我们耳目一新,我们曾为之欢欣鼓舞、激动万分。富有先锋实验风格的作家一改传统的写作范式,津津乐道于编织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甚至漏洞百出的故事,在叙事的技巧层面真的是花样翻新,不乏艺术的想像力,从此中国一部分小说写作开始被引领进了一个"叙事"的年代。正是马原等作家精心打造的叙事圈套和制造的一个又一个颇具陌生化色彩的小说迷宫,把小说写作推向了纯粹形式思辨的峰巅。当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可以随意被符号化命名为"A、B、C"和"1、2、3"的时候,当阅读小说成为与破译斯芬克司之谜同样费心的一项"任务"的时候,小说家也不负责任地把自己和文学丢弃在了大众的接受视野之外。我不想简单地否认这些作家在叙述技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独到的创造力与想像才能,只可惜他们的玩弄技巧与革新实验以及纯粹形式主义的小说文本无法给予敏感细腻、感情真挚的读者一个同样丰富和美好的艺术世界,在这个层面上,"先锋实验小说"开始出场时的故弄玄虚、拒绝阅读的姿态也成为即将匆匆作别的一个苍凉悲壮的手势。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到80年代末期,"先锋实验小说"从作家创作队伍到小说文本质量都溃不成军,这股不乏革新勇武之气却缺乏主体想像力的小说形式潮也迅速地大江东去了。
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新写实主义"与"新历史主义"两股小说创作潮流几乎同时进军文坛且取得了骄人的文学实绩,一度成为90年代初期文坛上空高高飘扬的两面鲜红的旗帜。我在这里不想追究这"新写实"和"新历史"的"新"在哪里,只是想反问在铺天盖地的"新的现实描写"和"旧的历史场景"的背后,是否为当下的读者,为当下的文学本身提供了超越于前人的一个崇高而美好的艺术世界呢?仔细地翻阅,恕我冒昧直言,在轰轰烈烈的"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写作背后,是缺乏艺术想像力的作家们一次惰性和无可奈何的创作回归,更为极端地说,是他们在创作才力匮乏之后的又一次饮鸩止渴般地被动选择。就"新写实小说"而言,它的平民化、生活化、世俗化的题材趋向,它的循规蹈矩、单一少变,完全落入俗套的叙事风格,它的来源于现实,拘泥于现实的潜引创作思想把文学挤塞进了一个单纯复制和剪切生活原生态的狭小空间,小说里卑琐可怜的平头百姓,俗不可耐的悲欢男女,尔虞我诈的人际交往,牵牵绊绊的柴米油盐,一并电影快镜头般地展现开来。小说下嫁给了活生生的俗世。小说家的创作回到了一个简简单单的"真"字上来了,当一个读者捧着一篇小说兴奋地说"这小说里的人物写的就是我"时,我不知道是应该为小说家欢欣鼓掌呢,还是向他们致以悲哀。小说创作已经返回到比较低级和拙劣的层面:复制、粘贴原生态的现实生活,而作家只须加强他们的观察力和拼贴技巧就可以了,谁都清楚,做一张"粘贴画"似的小说的确跟作家的超常艺术想像力关系不大,充其量考验的是作家的"动手能力"而已。小说家降格以求的写作姿态不但使自己失去了一个向更高艺术境界提升的契机,而且,这种缺乏挑战性的写作也使作家很快失去了创作的原动力,一大批作家开始改行去触"电"了,做起了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剧活。前几日偶然翻看一位以"新写实小说"声名鹊起的作家的今日大作,令人惆怅良久,这篇本应写得很美的小说却混乱嘈杂,不禁私下揣度,她现在连现实也"再现"得这样糟糕了?
与"新写实小说"相比,貌似富有艺术想像力的是和它几乎同时发展与消亡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我总觉得,这是一些作家妄图重振文学声威,一新读者耳目的一次竭尽全力的出击。在主观上,"新历史主义小说"体现着作家重新探索小说写作航向、扭转文学走向残败格局的坚忍决绝努力。作家将敏锐的思维触探进亘古幽微的历史隧道,在某个历史时空点上定格,纵横割裂出一段为我所用的文学想像空间,再造一方历史与现实交错,传统与现代交融,人性与社会对话的人类生存图景。比如将现代的爱情理念与爱情模式推进到早已消亡的抗战年代,在50年前甚至更早期的历史时空中演绎当下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与追寻,在一个久远的朝代让身着古装的现代人上演生命的脆弱与不堪。无疑,我们弥足珍贵于作家们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的文学拯救精神,但仔细思量,这借用历史的"旧瓶"来装现世的"新酒"的权宜之计到底能坚持多久,这舍本逐末的创作志向会引领出一段什么样子的文学路程呢?而且,当一个作家专注于将这"新酒"装在哪个"旧瓶"的问题时,便忽略了文学创作最具有公义性和最基本的事实:运用自己主体独特的艺术想像力与艺术感受力创造出别样的艺术世界。不管怎样,最甘醇、最让人迷醉的"新酒"离开了作家主体超常的想像力是无法"酿造"的。如果一个作家的艺术想像力是富有个性和创造力的,那么他独家酿造的"酒"无论装在哪种"瓶子"里,肯定都会令人甘之如饴的,否则,只会让人看到颇为无奈和尴尬的一幕:"旧瓶"是"旧瓶","新酒"是"新酒",一篇皮肉分离、乏味单调的小说而已。所以,也就不单单是"酒"到底装在哪个"瓶子"里的问题了。
谈到90年代文学艺术想像力的匮乏,我们仍然无法绕过被批评界冠以"个人化叙事"和"躯体写作"为主要叙事特征的女性主义小说创作实践。90年代的女性主义小说的天空明朗而绚烂,"新生代"、"新状态"、"70年代作家群"、"美女作家"等诸多"团体"中女作家的声音嘹亮而旷远,以至有评论家认为中国体坛的"阴胜阳衰"的现象播散到了当下文坛。必须承认,陈染、林白等女作家饱含身心痛楚与绝望自恋情感的小说曾令我惊叹万千、唏嘘不已。她们背对社会、历史与人群,想像自我,书写个人隐秘的疼痛与体验的姿态,在"千言万语,唯恐表达不畅"的创作鼎盛时期,是不乏艺术想像力的。那是女性书写沉寂良久被唤醒后发出的巨大的呼吸声,可以说,是她们的小说使中国女性敏感而丰盈的心灵世界得以复活,使断续残缺的女性个案书写得以续接并步履蹒跚地走向未来。她们的小说是一个个曾经带来无比震撼的艺术世界。小说到此,不乏其值。可后来,她们的作品逐渐地稀少萎顿,我始终无法明白是因为想像力枯竭了,所以她们不得不减少了写作,还是因为减少了写作,所以她们的想像力枯竭了?面对几本薄薄的如交代公差样的集子,我很难相信,那些断断连连、惨淡零落、毫无神采的文字和信手写来的个人纪实体的断简残篇里包含了充盈、丰沛的艺术想像和由此能够脱生出一个别样的艺术世界!没有了想像力的写作,是没有灵魂和生命的写字,真的不是写作。在90年代女性小说创作队伍里,还有一批年轻有为却注定昙花一现的女性写作者,她们冲上文坛时,可谓出手不凡,只因为她们手握一柄寒光闪闪的"新奇题材"杀手锏,她们写的是其他作家很少精描和普通人很少体验的一个文学题材角落,她们写低迷缠绵的酒吧,写霓虹闪烁的舞厅,写大胆变态的性,写疯狂无忌的女性欲望,写现代都市生活里自私又狂野的男女。她们再现了现实世界中纯文学极少如此触及的一方新奇的小说领地,同时在市场经济的诱惑与刺激下,她们的小说突破了文学创作和道德伦理的底线,使文学写作的旨意和艺术衡量的标准模糊飘摇起来。但是,题材的新奇毕竟不是确保写作永不枯竭的客观艺术规律,几篇小说之后,她们的作品变得粗糙庸常,大致雷同的叙事结构使小说变得呆板僵硬,人物性情和场景设置再也无法突破半分。这是一切缺乏主体艺术创新力与想像力的作家不得不面对"弹尽粮绝"的必然残局,面对此情此景,我只能说,对于一个正在创作着的写作者来讲,"写什么"真的不算重要,而"写出什么"才是重中之重。在文学创作规律的天平上,"写什么"和"写出什么"也不是简单的"五十步"和"一百步"这样的类比公式所能平衡了的。
在90年代的小说创作领域里,艺术想像力的普遍匮乏是日渐昭显的一个客观现实,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文学作品离它被期待建构的美好、丰盈的艺术世界越来越远。90年代中期的"反腐倡廉小说"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浪,就其艺术创作而言,我不免问人问己,在这些小说里,作家到底要写些什么,也就是说除去愤世嫉俗的宣泄言辞外,作家到底要展现一个怎样的艺术世界给读者呢?写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穷凶极恶?写社会现实的污浊阴险、丑恶不堪?写财、色两怪,害人不浅?写国家法网正义昭昭、疏而不漏?还是仅仅为了勾兑一杯迷魂酒,自醉醉人?倘若这些小说只为再现这些生活的客观存在,真的是下下之策,也注定失去了文学自身所无可替代的魅力和功能。无论怎样,在单纯的再现层面上,小说虚构的离奇怪诞的故事和腥冷残酷的情节不如纪实文学真实可信,也不如电影、电视剧那样生动鲜活。在这些小说创作过程里,我想小说家们真的遗忘了小说的独特秉性:小说里的世界应该是一个高于现实的极富美感的想像的境界,而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写与再现。由此,我不难理解某些批评家对于90年代缺乏艺术想像力的"都市生活流"小说的不屑之词。单调乏味的人物对话和雷同相似的故事框架充塞着这些小说的角角落落,不厌其烦发动的强大语言暴力攻势,平面化的文本叙事结构,几乎毫无艺术魅力可言的人物形象设计,所有这些没有为读者和文本自身留下丝毫可以再生的想像空间,正是这些缺乏鲜活生命力的小说一步步摧毁践踏着文学的崇高本性,漫不经心地侵蚀着怀着良好阅读期待的读者的审美趣味。诚然,在文学日益走向边缘的今天,冷漠的读者和艰难的作家一道无奈地承担着那份由于文化机制不完善造成文坛现状窘迫的悲凉,但谁更应该为与美和想像越距越远的小说负一份歉疚与罪责呢?
80年代初期的"一篇小说能够走红一个作家"的文学轰动时代早已杳去,今天的作家更多面对的是无人喝彩的寂寞寥落,可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国家在90年代每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数量在世界排名榜上居高不下,有一年单单长篇就达八百余部,是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长篇数的总和。有些作家的创作实绩更是令人瞠目结舌,短短一周时间就能完成一部长篇、两部中篇,依此观来,中国文学创作的确热烈火爆得可以。但为什么面对着如此丰博的作品,读者却更加坚定地抱怨当下文坛"大家"和"大作品"的永远缺席呢?小说的创作数量直线上升,可小说的创作质量呢?真的不敢恭维。我很想冒昧向那些坐在电脑前,正埋头写作的"日产千万言"作家问一声:"你不分昼夜地在忙着输入,那什么时间用来想像呢?"毕竟没有个人想像力与创造力融入的写作,只会变成一种惯性的操作,这其实是比不写更为可怕的事情。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