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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与深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八个问题
作者：王卫平
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一一级学科中，中国当代文学无疑是属于最年轻的学科，它和中国现代文学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二级学科，通称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年轻，理应就最充满活力，最有希望，也最让人羡慕。但现在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坦率地说，我们只能说这一学科很热闹，这门学问充满希望，但却很难说它多么充满生机。尤其是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而言，抛开了表面的热闹与泡沫，有多少有价值的学术沉淀，恐怕不那么令人满意，不管是局外人，还是业内人都有同感。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研究者们对此深感忧虑。如何从学理上，从学术含量上深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升其整体水平，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诚然，当代文学研究，从外部说，面临着一些偏见，从内部说，面临着一些困难、困惑、矛盾和无奈。 比如，每年上千部作品的阅读量；近距离的观照，使“史”的建构甚难，难以有“公论”和“定论”；研究对象(作家)尚在，使批评家难以有直言的批评;时尚的东西、热闹的话题对批评家的诱惑，使批评家疲于应付、应景，于是跟形势的、泡沫式的、顺情说好话的评论压倒了坚实的研究，使当代文学研究多了消费性，少了学术性等等。也许，当代文学研究就是“宿命”般地在这些困难、悖论和无奈中穿行前进、寻求发展的，出路只有一条： 自救。在这里，笔者愿不揣陋见，提出拓宽与深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八个问题，以引起学界的注意。
一、学科意识的强化与学科地位的提升
如果我们拉开一些距离，或者从相邻学科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我们就会明显地感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者的学科意识普遍薄弱，当代文学的学科地位不高。因此，强化学科意识，提升学科地位是一个十分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否则将严重影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影响学术水平的提高。
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了50多年的历史，从时间上说它已远远超过了只有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而且当代文学还会与时俱进，继续向前延伸。但是它的学科地位与它的重要性却很不相称，甚至不能占据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半壁江山。从学科、学位点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博士点大都被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所占据，而主攻当代文学的学位点数量甚少，而且还在萎缩，这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阵势明显不如现代文学研究，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反省的问题。
一个学科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往往离不开资料、学理、课程、队伍、结构框架等几个基础的层面，离不开研究史料的建设和学术史的积累。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都不愿做扎实的、慢功夫的资料建设，而愿意做文学时代的弄潮儿，愿意做跟踪的、时尚性的批评。而学科本身的变化发展，研究对象的动态特征，研究热点的不断制造和转移，以及外在的数量的要求，又加重了研究者的浮躁之气，使他们的研究文字老是飘浮在研究对象之上，而不能沉入到底层，不能逼近作家的灵魂世界和文本的深层结构，这不是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的心绪和心态，也难以产生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和学科体系，只能产生消费性的时评，人们看完(甚至没人看)就像餐巾纸、塑料袋一样被消费掉了，难以留下什么东西。
比如当代文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与建构就明显薄弱。“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于现代文学史。”①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六七十种不同种类、不同类型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教材，但充其量也仅是数量上的“繁荣”。我们确实没有像王瑶、唐弢那样的文学史大家，也没有像黄修己那样对已有的文学史进行梳理、鉴别、总结，从而写出像《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那样的很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史著作。尽管当代时空距离尚近，治“史”很难，但从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看，“史”的建构同样必不可少，我们也无须一味地等待。试想，如果当代文学研究从业者普遍具有了学科的自觉意识，从而普遍注重研究资料、研究史料的整理，普遍注重学科大厦的搭建，那么，当代文学的学科地位才能提升。
二、研究姿态的确立与学术整合的重视
人们普遍反感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浮泛化”批评和“炒作”式的评论，可以说，它严重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形象和研究水平。
从一般的文学批评学的角度而言，对于文学批评，尤其是对作家文本的论述包括这样三个层次：鉴赏——评论——研究。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和境界，鉴赏是基础，是起点，同时也最鲜活；评论是鉴赏的理性发展，但它往往就事论事，缺乏系统性；研究则是评论的系统发展和理论升华，它往往要提升到“史”的领域，展开联系和比较。对于文学的认知，鉴赏、评论、研究同样重要，同样必不可少，而从一个学科的建构来说，则“研究”更为重要。中国当代文学，严格地说，对它的鉴赏和研究都还薄弱，我们多的是评论家，少的是鉴赏家和研究家，因此，整个批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少”的态势。我们所看到的论文和专著大都属“评论”的性质，停留在“评论”的层面，而这种“评论”又不是建立在“鉴赏”繁荣的基础之上而显得缺乏根基，缺乏灵动。所以，治中国当代文学者必须调整立足点，确立研究姿态，要真正以研究姿态来对待研究对象。
事实上，从批评群体的构成来说，当代文学批评可以分为媒体批评和学院派批评两大分野，这是它与其它文学批评的不同之处。媒体批评以新闻媒体为集散地，以时评家、宣传家为主体。学院派批评者大都执教高校讲坛，以研究家、学者为主体。媒体批评要不负使命，发挥更大的功效，必须确立研究姿态，不要一味地赶时髦、赶进度、跟时尚，更不能“炒作”与“吹捧”。要有批评家的操守与德行，要有独立不倚的品格。学院派批评也要强化研究姿态，要有研究家的史识、学识和探求的精神。
当我们调整、确立与强化了研究姿态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散乱和无序，它的研究布局，可以说还布不成阵，还无法与相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相比。这就提醒我们要注重学术整合，比如，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学术问题，像当代文学政治学、当代文学社会学、当代文学市场学、当代文学文体学、当代文学读者学等等都需要进行宏观的、高屋建瓴式的建构，从而奠定学科的理论和学术基础。在微观研究上，对于一些重要作家(或曰实力派作家)，我们还缺少扎实的作家论、作品论、作家创作发展演变的史论。而只有这些微观研究上去了，当代文学史的建构才会是水到渠成，而不会是空中楼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研究者也必须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重新确立自我方位，开辟属于自己的学术领地，建构属于自己的学术特色，而不是一味地跟着别人跑，或跟着形势跑。
三、学术品位的提高与学术含量的增强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不如中国现代文学，更无法与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相比，这是连业内人士也承认的事实。何以如此?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恐怕有学科自身的特质和规定性的原因。在学术研究的圈子里，不少人始终认为，当代文学是最低层次、最没学问，也最没出息的学科。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一向有这样的逻辑：搞不了“创作”才去搞批评与研究，搞不了“古代”、“现代”才去搞“当代”。认为“当代文学”“好搞”，因为当代文学没什么东西。这种看法似乎根深蒂固，一直延续到当今，以至于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在他新近的书中还说到“‘当代文学’在现在的学科体制中，又普遍被看作‘没有学问’的。”②总之，当代文学一向是被人瞧不起，看不上，认为没什么学问，是不重要的学科。
公平而论，这种看法既是偏见，又是实情。说它是偏见，是说它将不同的学科人为地分为了高低等级。事实上，不同的学科只有特质的不同、内容的不同，没有高低轻重之分，正像人、种族、民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应该平等一样。说它是实情，是说它也反映了当代文学学科的某些特性。当代文学因为尚属年轻的学科，因此，它的学术积淀自然不深不厚， 自然不像古老学科所具有的历史的纵深感。所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难以产生学问家、学问大家也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当代文学研究就不重要、低层次和“小儿科”。若从当代文学研究联结着当代的时代与社会，联结着作家的创作，具有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特征，又是其它学科所不能比拟的，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而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滞后和差距明显，除了客观的原因外，确实还有主观的原因，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承认，其集中表现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学术品位不高，学术含量不够。浮光掠影式、蜻蜓点水式、走马观花式、信口开河式的评论文章屡见不鲜，没有引文、没有出处，一切任凭主观，怎么会有学术品位和学术含量呢?当代文学要想提高学科地位，减少偏见，必须提高学术品位，增强学术含量，靠扎扎实实的学术成果来说话。而学术品位的提高，学术含量的增强，必须战胜和超越世俗化、消费化、泡沫化这三大敌人，扼制过多的时尚化的东西，增强学术上的建构。这就要求研究者要有一个平静的心态，力戒浮躁，甘于寂寞，潜心学问，才有建树。
四、研究视野的拓宽与研究重点的深化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还应该在深广度上用功夫，从而维护学科的完整性，丰富学科的容量。
在研究的广度上，当代文学有三个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宽，这就是：港、澳、台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作为中国的当代文学， 自然应该包括港、澳、台文学。但由于历史背景的原因，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使我们对港、澳、台文学还比较隔膜，了解甚少。随着港、澳的相继回归，随着和台湾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对于这三地文学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像《香港文学史》、《香港小说史》、《简明台湾文学史》、《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台港澳文学教程》等等。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三地文学融进大陆文学的整体结构之中，成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文学史的总体格局中，能够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恐怕还需要时间和功夫。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文学史格局中的港、澳、台文学，大都属于“拼贴”进去的，没能实现真正的融合，而往往是在书的最后加进一编或一章，显得生硬，游离感明显，体例与整体不协调。如果照这一种写法推论起来，那么，大陆的文学也应该按省、市或地区编排章节了。当然，由于政治的、文化的、制度的等多种原因，使三地文学明显地不同于大陆文学，这在客观上给整合带来了难度。但从共时性来说，文学毕竟也有些共通的东西，作家对生活也会有共通的感悟、共通的思考、面对共通的困惑和人生难题，这，也正是文学史所要挖掘和整理的。再说，港、澳、台文学中的哪些内容入“史”，也需要我们审慎地遴选、推敲、比照，切忌“充数”和“拣到篮里都是菜”。
影视文学，特别是数量激增又与我们朝夕相伴的电视文学，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它的关注也远远不够，专门研究它的人还不多，学科、学位点也甚少，这和飞速发展的电视文学是不相称的。稍有文化修养的人，都会对当下电视剧创作的粗制滥造颇为不满，这反映了中国电视文学的水准还不高，甚至很低，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质量，而不是增加数量。怎样提高?笔者认为，当代文学批评家、研究家是应有一份责任的。我们的影视评论缺少那种直言不讳、一语中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于是批评家的评论变成了自言自语，既不能影响观众的接受，也不能敦促创作的提高，批评丧失了它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对影视文学的研究也亟待加强。
至于网络文学则是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它需要我们做的工作自然更多。
在研究的深度上，我们尤其要注意深化当代文学中的重大课题、重点课题的研究。比如，对于支撑当代文学大厦的一些重要作家，对于这座大厦的“四梁八柱”显然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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