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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乏而奢侈的相对主义批评
作者：周保欣
们的头脑是否健康”，这种方法就是民主的社会我们是否实现我们最大的潜能——“解放我们的意识以取得更多的政治创造性”。⑦别尔嘉耶夫也承认，自由对人类存在着奴役，但是人类却以创造的形式反击着可能来自自由的种种奴役。
检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种批评的创造性是十分匮乏的。——我指的是批评的原创性和批评话语的体系性建构，包括批评家主观上的一种建构性努力。自80年代以来，我们就如同革命成功后的阿Q，悻悻然踱进西方话语宝库，把能搜集到的，能让我们眼睛一亮、耳目一新的东西统统搬回“土谷祠”，在来回穿梭、忙忙碌碌的身影中，我们也眼见得“土谷祠’花团锦簇起来，但是我们却忙碌得连稍加整理的功夫都没有，致使身后凌乱不堪。我们一直在西方的天空下思考，借助西方的头颅思考中国问题。必须承认，这种西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诚如有的学者所说，“由于传统话语体系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中已不能满足中国文艺批评家的精神需求和工具性需求，因此，倾听和转述已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西方话语就俨然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界主流的价值取向”。⑧但是相比较与五四时代文化先驱们深厚的中国情结，那种“借别人的酒杯浇心中块垒”的“拿来主义”姿态，我们是显得多么刚猛有余而柔劲不足。比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茅盾“表现人生”的社会／历史批评，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冯雪峰、周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人道主义批评等等，虽然从理论资源上都是来自异质文化，但是在批评家笔底，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式的长袍而不是西方的燕尾服。即便在50年代我们在对苏联文学的借鉴中，首先考虑到也是本土整合和中国化问题，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入中国，却转化为更具当代中国色彩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一位从事艺术史研究的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回头看看80年代的文章，翻译作品还值得一观，批评文章和理论文章几乎不忍卒读。这话未免有点苛刻。但是反过来想，批评作为知识人的一种文化创造，担负着解释传统、延续传统、转化传统，并在自身的文化实践中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传统的重任，以此观之，我们似乎应该对历史怀有一份歉疚。——不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时代毫无作为，事实上我们一直不乏这方面的努力，比如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重写文学史”运动，90年代人文精神风波、吴炫的“第三种批评”、批评界对“个人化写作”的命名和探讨等等，都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冲击力。但是，这样的努力大多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最终没有沉淀为文学史河床的坚实存在。即便是最具可操作性的文学史问题，也面临很大问题，当年的倡导者之一钱理群如此坦陈心迹，“我无法形成，至少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我不过是在矛盾与困惑中，勉力写作而已”。⑨这其中自然有学术研究的延续性和学术难度上的问题，但创造性的匮乏，可以说构成了当代文学学术/文学批评发展的致命瓶颈。有的学者总结其中原因时指出，“汉语文化自先秦时期建立起自己的特质起就缺乏亚里士多德《诗学》式的纯逻辑建构”，“我们进行体系性建构是在汉语空间中进行的，而现代汉语的深层逻辑和意义迄今尚未充分地显现出来，这是造成汉语知识分子体系性建构能力不足的本体性根源。”⑩对于这种深邃的历史分析我不置可否，我想指出的是更显明的当下性事实。这样三种情况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其一，是批评的关怀性丧失。批评似乎只剩下职业的意义。对批评的价值、批评的意义、批评的创造的追问成为多余的事情；其二，是消费性的话语行为。理论、命名被充分时尚化。新的命题提出，我们往往只是把它看作一种话语的消费，追之唯恐不及，而一旦时过境迁，则视之为明日黄花，缺乏凿地掘井的求真精神；其三，是科学精神的缺席。缺乏有效的以学术利益为最高利益的道德准则的调节，加之过度发达的政治文化的长期浸染，派系观念和地域观念在批评界和学术界可谓根深蒂固，问题之争、主义之争，往往演化为义气之争、权力之争。
当相对主义时代的文学批评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份可靠的创造性清单，甚至还不能给我们标示出创造的一种方向和前景时，我们就有理由怀疑，相对主义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无辜、毫无意义的消费品。当相对主义被滥用的时候，它的最大可能是变成自己的敌人。在相对主义、多元论、批评自由的幌子下，我们粗暴的重复着“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别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后革命闹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没有准则、没有根基的自由主义批评，从事着阿Q式的“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唯我主义”革命。文学批评变成为所欲为、无所不能的万能利器，进则可以肆意攻击别人，退则可以为自己百般遮挡。在一篇评论葛红兵的文章中，王恩重先生的一句话可以说深得我心，他说：“对威权进行解构，宣布‘偶像的黄昏’，对旧论进行批判，这在学术上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它是勇气的象征。但是，与此同时，放弃了对一元真理的寻求，拿一套所谓的‘相对主义观念’、‘相对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别人，一会儿如此，一会儿如彼，似乎极为不妥。”B11实际上，近些年来的批评界，这种阿Q式的革命我们并不鲜见。在同一个批评家笔下，我们既会看到那些对专制主义怀有切齿之恨，对俄罗斯的伟大人道主义、博爱、宽恕精神心怀向往的文章，同时也会看到动辄要人忏悔、要人低头认罪的红卫兵式语言修辞和思想逻辑；既会看到对身体书写十分不满，责之为“靠内分泌写作”的严厉措辞，也会看到对精神性写作嗤之以鼻，戏称为“没有下半身写作”的批评性文字。对我而言，这种批评的直接后果，是使我对“文如其人”，认为可以从文章中析解人心的想法产生彻底怀疑。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相对主义本身，而在于相对主义在我们这里被绝对化，从而成为无边的相对主义。我能够理解这一点。毕竟我们长久地生活在独断主义的暗昧中，在走出那样的暗昧后，我们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或者有点“狂欢”气质都在所难免。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急剧变化，更是加剧了我们的这种茫然感。但是对于以文学批评为使命的人们来说，保持一份清醒和警觉显然无比重要。我们可以无需追问批评是什么，但我们必须知道什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我们可以对批评的立场、价值、功能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追求不同的批评风格，但我们也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批评作为一门艺术它应该拥有的自律性规则和无法逃避的责任；我们可以不奢望批评达到至高至善的境界，但可以稍微苛求一下，批评应该在需要它出场的时候出场，需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似乎是批评存在的最后底线。在这样的相对主义时代，为批评保留一些清晰的底线非常重要。它是批评存在的理由，也是批评继续成为一项温暖的事业的前提。几年前，我曾在一篇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文章中，谈到多元化和一元化的关系，“由于我们忽视了现代性意义上的人文建设，我们的文学批评并没有解决自己的‘根’的问题。无‘根’的多元，只能是缺乏建设意义的多元，因为多元之‘元’，无论如何都应该从一元之‘元’中生发出来”。B12现在我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①戈雪《相对主义者葛红兵》，《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
②崔苇《也谈相对主义批评立场》，1997年4月17日《作家报》。
③韩东《我的文学宣言》。
④静矣《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
⑤洪治纲《旷野上的嚎叫——对新时期小说批评的回巡与思考》，《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笫4期。
⑥谢有顺《话语的德性》第288页，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版。
⑦转引自詹姆斯·W·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第1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⑨钱理群《现代文学史的观念与叙述——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⑧⑩王晓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三重欠缺》，《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B11王恩重《焦虑的行吟》。见http：//www．xiaoyan．com
B12见拙文《疏离·缺失·寻求——新时期20年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回顾》，《文艺争鸣》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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