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宝贝物语
作者：任南南
性的魅力必须要得到男性的认可才能确立，离开男性她作为女性的意义将要消失，只有在生活中男性的青睐、追逐下才可以获取女性的心理优势。所有的女性话语，坚硬甚至强悍的文风都是建立在男性与女性看／被看的关系模式之上，女性姿态、女性立场不过是男权文化的一件新外套而已。
四、叙述策略：自传体的包装效果
“70年代以后”显然为我们提供了世纪之交的复杂的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别一种图景。在市场的压迫和诱惑之下，描写灯红酒绿的欲望和享乐之城的作家们初涉文坛时对文学这一人类精神事业抱有真诚而神圣的信念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当媒体和出版商带着各自的商业动机，将卫慧和棉棉们的创作“改写”为彻头彻尾的欲望版本时，事情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真诚蜕变为矫情，自我写真蜕变为放肆的自我暴露。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根源在于：出版商是为了巨大的市场利润；媒体是为了制造新闻事件和噱头；卫慧、棉棉则是为了快速成名和致富。60多年前横空出世的张爱玲就已经做出这样的提醒：“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⑦在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中，凭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勇气，“宝贝”们打出惊世骇俗的旗号；(“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只是其中的一个)在“口水战”里吸引媒体的目光、文坛的注意；在物欲升腾的城市，在夜的神秘和霓虹灯的迷离闪烁之下，纵情、放浪、自恋自虐。无论是卫慧棉棉，还是“70年代以后”其他一些女作家不约而同选取这样的叙述策略：笔下故事是自己所写，并非虚构。《上海宝贝》的封面上“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一部发生在上海秘密花园里的另类情爱小说”广告语蛊惑着人心，封面和封二艳妆示人的作者——低眉顺眼、长发披垂，半遮半掩，春光无限。(刚好符合男性的传统审美想像)文本中的宝贝则放纵大胆、醉生梦死，这就构成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外表，无论是华丽的语言还是精美的装帧皆是无懈可击的营销硬件，满足了人们的窥视癖——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产生的别一种文化阅读期待。一再声称要安静地面对自己内心只为自己写作的卫慧、棉棉们，最终经不住市场和财富的巨大诱惑，“出卖”了自己。向商业利润屈服、与市场合谋的过程中，将前卫文化与消费社会的经验结合一致，将城市的繁华和城市的肮脏稍作调和，就为世纪之交的大众文化市场奉献出奇异的“另类”文本。
时至今日，关于“70年代以后”作家的许多讨论都已尘埃落定。卫慧才气颇丰的文笔和不落窠臼的语言运用，棉棉对于以血肉之躯存在于成长边缘的变幻莫测的痛苦所作的酣畅淋漓的表述都能让我们看到“70年代以后”身上希望的亮点。然而另类的人和事不断被重复，相似的场景下的相似情节不断上演，叙述手法毫无新意，过度表达屡见不鲜，对于结构和技巧的无能为力造成叙事基调的庸俗化也是“70年代以后”作家无法回避的 “硬伤”。卫慧一再强调，“我的故事人物喜欢复杂的生活，男男女女之间存在嗳昧不明、神秘浪漫的关系，他们一次次堕入陌生、绝望的情境中。最近我越来越喜欢一种COOL味的写作。你可以说我在扮酷，没关系，因为我努力要成为真正通晓城市现代浪漫和冷酷的作家”。这俨然是一个宣言，卫慧今后的创作要紧跟时尚，这样做的代价往往是为时尚所左右，对目前的现实缺少深刻的认识和反省，更无法解决文本的症结。要克服目前创作的缺陷，找到自己的路，新生代的作家们必将付出更巨大更深层次的努力，毕竟青春带来的声、光、色、影都将稍纵即逝，单靠与大众文化市场的合谋就可以一夜成名的时代也将一去不返，毕竟要成为真正通晓城市现代浪漫和冷酷的作家，不做自省，单靠“扮酷”是无济于事的!
①科恩《自我论》（佟景韩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98页。
②卫慧《不是我太另类，而是他们太主流》，《中国青年报》，2000年3月20日。
③陈思和《对“70年代以后出生”女作家创作的一点思考》，《文汇报》，2000年4月1日。
④卫慧《我生活的美学》，《像卫慧那样疯狂》，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⑤谢有顺《〈“文学新人类”丛书〉序》，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
⑥马春花《刀刃上的舞蹈——评卫慧〈上海宝贝〉兼及晚生代女作家的创作》，《小说评论》2000年第三期。
⑦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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