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宝贝物语
作者：任南南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卫慧、棉棉为代表，涌现出一批7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他们以文学新人类的形象喧哗鲜亮地登场，又以描述躁乱的青春受到瞩目，甚至成为大众文化市场的宠儿。她们的创作带给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强烈的震撼，凭借叛逆的声音、夸张的姿态带动起具有浓厚的小资情调的生活作风和创作时尚，与此相伴的还有街头小报、网络消息的喧嚣以及种种自命不凡、不绝于耳的争吵，这一切都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
一、叙述姿态：社会转型期无“根”的一代
青年期是探索和确立自我的阶段，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青年期的显著的特征，正如科恩所指出的：“青春期的主要心理收获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发现。”①世纪之交的“70年代以后”作家带着觉醒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独立倾向开始创作，同时伴以转型期价值重建和中西文化交接的新奇文化色彩。
从思想文化继承的角度考察，“70年代以后”作家是无“根”的一代。他们出生在一个历史的生硬的沟堑边上，长大成人时又恰逢翻新了的生活方式开始大行其道。生活在政治稳定时期及经济相对发达城市的幸运使得他们掌握了物质生活的前沿技术，并懂得如何使自己时刻转移注意力而获取快乐的同时，始终觉得与这个庞杂的世界有一种“隔膜感”。卫慧在《愈夜愈美丽》中说：“她想她已经23岁了，对待这世界的态度还是勇气多于技巧，很多事就像没完没了的热身练习发生着，而你却很长时间进入不了社会生活的主题。” 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独语揭开了70年代的孩子能够自察到的全部郁闷的盖头。前辈作家的政治情结、红卫兵情结、知青生活情结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与他们是无缘的：从成长背景看，他们没有经历过共和国历史上的苦难，更没有贫瘠落后的乡村生活经验；从生活环境看，社会和家庭给予他们过多的宠爱和关注，信息繁复、枝节旁逸斜出的城市生活教会他们“出名要早，享受要快”的处世准则，以及做任何事情都要直指关键；从人生取向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的广阔空间，生活的时代赋予他们巨大的决绝力，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放弃了稳定、安宁，转而喜欢冒险和漂泊，在固定的点上很难积聚长久的耐性、长足的勇气。此前中国文学中长久回荡的历史的阴影，记忆的疼痛，思想的重负，在“70年代以后”文本中突然消失，这种失重的状态使得他们很难贴近生活的本质内核，更无法实现对中国历史深处的苦难与转型社会的悲欢持有全面、透彻的理解，目光精确却不犀利，无力投射至生存的内幕，无法企及思想性与智慧力是他们难以遮挡的硬伤。随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理想缺失、欲望膨胀、道德失范，迷惘与躁动成为他们主要的心理状态，这种困惑源于内心深处又迅速流于表面，“没有历史感，没有昨天，只有今天和未来”的生活(邱华栋语)与生命根本的“存在的苦闷”之间的距离，使他们受到了环境的“软压迫”，只能作幸福生活的囚徒，消费时代的时尚文化英雄，吟唱一己天地里的小悲欢。正是这种历史上的迟到使“生活在沼泽里的幸福的我”(周洁茹《鱼》)有属于自己的沉痛，也使其小说缺乏一种智性的光泽，流淌的是浅薄的灵气。
之所以将“70年代以后”创作群命名为无根的一代，主要源于他们创作中对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与长达百年的忧患以及曾经是一个时代最为动人的风景的理想、崇高、正义和激情的巨大的疏离感。人文精神日益衰落的江南都市，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在以“五四”以来最强劲的势头的冲击下，走来了“70年代以后”作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从童年时代的“阿童木”到少年时期的可口可乐、肯德基、好莱坞大片，欧风美雨的吹拂从未间断，这一切造就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亲近感与浓厚兴趣。“70年代以后”中的许多作家多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认同是不言而喻的，卫慧颇为自得地说：“我的生活方式是很西化的。我做过咖啡店女招待，用纯正的英语和客人们聊天。我看国外的电影，读国外原版书。德语会说一些，但现在想学法语。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用外语写作。”②“70年代以后”所以成功地割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真正切入当代中国都市的生活，这其中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同化功不可没。一群社会转型期中西文化交接的产物——“都市新人类”从“70年代以后”作家的创作中走来，一种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的人生理想与生活方式正在他们中间悄悄确立。他们渴望走向世界，走向全球，《上海宝贝》、《糖》等一系列作品里都无一例外地有一个外国情人或西方化的中国情人就是例子，他们的由酒吧、西餐、派对、摇滚、迪厅……组成的生活场景更是西方文化直接渗透的结果。
二、叙述模式：欲望的城市、物质的声音
“70年代以后”作家成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流意识正发生了一个由极端压抑人的本能欲望被释放、追逐,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被渲染成为全民族追求象征的过程。”③在他们精神成长的重要时刻，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早已被前进的生活淘汰，知识界所提倡的人文精神俨然已是过时的故事。传媒参与制造这个时代的世俗英雄，并到处宣扬，财富的拥有和积累，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是否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唯一标准。在一种与欲望主义和解的暧昧气氛中，人们对金钱的张扬和贪婪已经到了可以蔑视任何伦理和法律的地步。拜物教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观念对青年一代产生巨大影响——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成为他们坚信不疑的人生信条： “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的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像卫慧那样疯狂》，《“70年代以后”小说选》)
生活体验的单一和艺术视野的狭窄、想象力的贫乏以及某种偏执本性使得“70年代以后”作家笔下可供开发的资源几近枯竭，此时伴随着他们成长而日益壮大的城市对他们显出公平和亲切的特质，于是都市一再成为各种时髦或古雅的故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欲望的城市”俨然是一块金字招牌。温情脉脉的调子下，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的特征被反复渲染： “我住在上海。这是个美的不一样的城市，像个巨大而神秘的花园，有种形而上的迷光。这个城市有着租界时期留下来的欧式洋房，成排成荫的悬铃木，像UFO般摩登的现代建筑，植根于平实聪明的市井生活里的优越感，和一群与这城市相克相生的艳妆人。”④五光十色的都市背景下，“丢掉青年人特有的愤世嫉俗，让自己真正钻进这个城市的心腹之地，像蛀虫钻进一个大大的苹果那样”，(卫慧：《上海宝贝》)卫慧、棉棉们以“消费主义”的“现在时态”进行写作，着眼于现实生活场景，着眼于自己的经验与感受，重视自己的体验与介入，对自己认可的快乐“毫不迟疑地照单全收”。欲望的城市里，他们与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一起解放在“现场”，只作现实生活的目击者和欲望的代言人。“我们也许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性的问题，但我愿意成为这群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Credit Card、淋病、love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⑤这就是卫慧代表的创作群体的心声，灯红酒绿的都市夜生活、迪厅震耳欲聋的喧嚣、温室静静生长的大麻、昼伏夜出的生活、啤酒与电子乐作用下的激情、酒后是身的刺激在这样的告白后粉墨登场；她们的生活方式不是在自己的本性中找到的，而是在围绕着她们的昂贵的、时髦的、能够表现金钱魅力的消费品中形成的。她们早上化着不淡不浓的妆，坐空调巴士或出租车去“office”；中午在装潢洋气的咖啡馆和小餐馆吃“白领套餐”；晚灯初上的时候，“迈着猫步”走过淮海路“陈列着世上顶尖名牌的橱窗”。她们的脸上常有“淡淡的倦意淡淡的满足”。在她们的生活的全部构成中，行动的不是躯体与思想，而是消费欲望；富于表现力的不是自己的创造，而是勾起消费欲望的商品。“Gucci西装”、“CHANEL长裙”、德芙巧克力以及似乎只有在上海的某些专柜才能买到的TEDLAPIDUS牌香烟、吉列剃须刀作为某种生活的标志闪烁于字里行间，验证了棉棉“我们都有恋物癖”的宣告。对物的依恋，对享乐主义的追求使得“70年代以后”作家的创作中，“城市情结”与物质话语成为文本的鲜明标志。卫慧的一段独白道出了这其中的真谛：“某种意义上，我的朋友们都是用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失控的话语制造追命夺魂的快感的一群纨绔子弟，一群吃着想像的翅膀和蓝色、诱惑、不惹真实的脉脉温情相互依存的小虫子，是附在这座城市骨头上的蛆虫，但又万分性感，甜蜜地蠕动，城市的古怪的浪漫与真正的诗意正是由我们这群人创造的。”(卫慧：《上海宝贝》)
三、叙述圈套：女性话语伪装下的男权文化
有一种说法：21世纪是女性文学的世纪。当下的中国文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抛撒女性意识，在海外发行的《上海宝贝》被誉为女性主义的杰作，“70年代以后”作家的创作大多以一种女性主义的姿态出现在女性文学被普遍看好的今天。
身体写作的最早渊源当属以《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而蜚声文坛的陈染和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引起争议的林白，她们的创作无畏展示一向以温柔敦厚面目示人的女性的真实的心灵史和成长史，读者在以血作墨的勇气里，在大胆的文字中体会一种歇斯底里的叛逆姿态和细腻飞翔的诗意。然而“70年代以后”作家精心打造的情节里，前辈作者的勇气被无限发挥，经历炼狱的苦痛却化作巨大的市场潜力，而关于性的苦闷与追思演变为引人注目的话语符号。他们的小说就是一群由城市豢养大的孩子对成人世界颠覆、反叛的过程，面对物质的极大丰富与精神的极度空虚，他们依靠放逐思想，追随时尚，种种享乐来标榜自己的另类身份，放纵的私生活是他们的某种姿态与手段。棉棉曾说过： “我们将永远无法离开这些关于我们青春的碎片，”性爱也是青春岁月的碎片之一。作为都市新人类她们毫无顾忌地享受性带来的震撼与激动。“拂去了性身上的遮羞布，性是本能、是天性，他们甚至把性与爱分离，贪婪地汲取性给他们带来的肉体之欢”。⑥在《上海宝贝》中，作者以色情而大胆的笔触，尽情渲染女主角与男友、情人的肉体快乐，喧嚣热烈、灯影闪烁的舞场，火爆刺激的音乐，颓废的鼓手，在温室里静静生长的大麻，以及一段段地下情，文本中毫无顾忌的性爱描写在某种程度上俨然已经成为文本的标志，在众多男人之间游走是上海城里的宝贝的心理优势之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于人欲的禁锢和压抑在新的文学话语中一直被视作批判对象，然而在批判的过程中武器的选择是一直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卫慧一直是以放纵的性爱实践，随心所欲的性爱心理作为武器。在她看来，女性以一种放纵无忌的性心理去充当每一个性爱角色是性禁锢的解除，是女性观念上的革命性举动，陈染林白的诗意的苦痛、感伤的觉醒已经被彻底放逐。然而在宝贝故事里，表面上看似男女平等地参与性的游戏的背后，却掩藏真正的男权意识。正如罗瑟琳·科沃德所说：“如果只因一本书将妇女的体验放在中心地位，就认为它具有女性主义的兴趣，这将陷入极大的误区。”在上海宝贝的生活地图上，我们可以寻到这样的标志物：年轻，有过良好的教育背景，个性独立而又没有职业的女性，身边围绕着一位富有而死心塌地的男性。女主角依赖对方，与其同居却不肯与之结婚。同时在女主角的身边存在着数位男性，宝贝可以随意周旋自如操纵他们的感情。这就有了这样一幅画面：女性在物质上要依赖于男性，在精神上却可以将对方置于自己的股掌之上把玩，随心所欲地操纵左右，这样的叙述让人产生女性主义的错觉。然而宝贝看似新女性的自由与独立却掩藏了更彻底的男权文化实质：宝贝作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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