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暗示》暗示了什么?

作者:黄 灯




  还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很多时候,批评者往往惯于以自己的理论积累为依托,将文学创作生硬地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一种完全技术化的分类。因为对理论的隔膜,换句话说,因为批评者对理论的认同并非来自生活的实践,再加上当下创作的繁杂本身给批评者带来的客观上无法避免的难度,这两方面所带来的压力很多时候就迫使批评陷入困境。以笔者的观察,高校里本专业的研究生所面临的选题难的问题即为这种状况的体现,在貌似丰富的研究状况中,他们对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往往感到无所适从,长久以来,以致心照不宣地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谁抢到了没有被发掘的对象,谁就抢到了学术突破的起点,甚至一个研究者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研究课题的陌生化(笔者并非想否认对研究对象的开掘也是做文学批评的一条重要路子,因为学术上面的很多突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恰恰正是由于研究者敢于挖掘别人不敢或者没有发现的研究对象所带来的),这种将批评行为的突破更大程度地依赖在对新对象的挖掘上的现状,导致了批评者不同程度地丧失对分量很重的研究对象的话语能力,从而使当下文学批评出现了一种低水平重复的阐释过剩的现状。
  
  四
  
  面对批评标准的缺位、批评对象的模糊,以及批评现状的混杂状况,我们该从哪里获得批评实践的突破呢?是否只有方法的更新和转化,才能最后成为批评获得突破的途径呢?
  目前的研究现状是,批评的突破事实上已经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批评方法的更新。如果任何一种新的批评方法的运用已成为衡量批评行为的价值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如果批评行为的原创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批评方法的运用,那么,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这种批评行为的无效性?是否暗示了批评实践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不再有任何价值?从而注定批评这种最应该具有原创性的心智活动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从而事实上使批评者的批评行为失去任何价值?也许,当下学院研究生论文选题所面临的困境正充分说明和印证了这种状况的严峻性。那么,在此种情况下批评者是否应该尝试着建立另外的评判标准,是否应该考虑从创作的现实从活生生的时代吸取精神资源,从而建立新的批评规范,在最大的程度上保证批评实践的原创性?
  除此以外,要从根本上突破当代批评的困境,作为批评的主体确立自己的信心也相当重要。由于当代批评事实上处于一种对学术性的追寻和当下性制约的矛盾困境中,因此难免遭遇到因为对学术性追求的急切状态所导致的尴尬中,而这种追求从本质而言与当代文学的特质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代文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它的鲜活性和作为第一手材料的见证性,当代批评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经过时间的沉淀后,它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点。任何学科都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当代文学在现代文学面前没有必要因为盖上了"学术性不够"这顶大帽子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并由此生出一种自惭形秽的羞怯,也没必要因为它没有所谓的学术性而对这个学科存在一些偏见。如果研究问题的时机并未成熟,如果现实要求批评者从一些最基本的工作做起,那就没必要非要在这种基础的工作上涂上一层西方理论的油彩,没必要在所谓的学术影响的名义下首先否认工作的价值。同样,身临创作的真实处境,批评者也应该发出应有的声音,千万不要囿于当代文学的现场感而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如果这样,若干年后,那么今天的付出便将一无所值。
  
  ①《暗示》发表后,截止2003年11月止,研究的文章主要如下:张伯存《〈暗示〉眉批》,见《世纪中国》(hup://www,cc.org.cn)第97期,2003年1月15日;杨杨《〈暗示〉:一次失败的文体实验,载《文汇报》2002.12.21;李丹梦《语言的反叛者与词的亡命徒》载《小说评论》2003.4;南帆《文明的悖论》、汪政《语言内外》、贾梦玮《温暖的思想》、余杰《拼贴的印象疲惫的中年》载《文艺争鸣》2003.1;陈村《印象点击〈暗示〉》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1;蔡翔《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载《文学评论》2003.4;旷新年《小说的精神》载《文学评论》2003.4; 吴俊《〈暗示〉的文体意识形态》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3;洪治纲《具象:秘密交流或永恒的悖论》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3;芳菲《一次健康精神运动的肇始》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3;董之林《逃离"语言"的魔障--读长篇小说〈暗示〉》,载《视界》第十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晓华、汪政《"大文"无体--韩少功新作〈暗示〉略说》载《名作欣赏》2003.11;贺昌《破碎思想的残片--解读韩少功近作〈暗示〉》,载《长江学术》第五辑。由以上评论可知,《暗示》发表后的批评实践基本上从两个关键词进入,一个是"文体",一个是"内容"(即韩少功在作品中所体现的对言与象的考察)。除此以外,受到〖CM(24〗关注的还有作家的精神层面。就批评者的态度和取向而言,分歧很严重,正反的态度都有,这种分歧也主要是围绕文体而来。杨扬从文体的角度,明确指出《暗示》是一次失败的文体实验;余杰则从作品的整体和作家的精神状态入手,对整个作品进行了否定。
  ②对当代创作和批评的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一定的批评主体总是面对着一定的创作主体,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注定了批评对象进入批评视野的机会实际上的不均等,也即文中提出的批评对象怎样进入批评视野的问题。
  ③90年代创作的价值分化明显即为明证。这种对现实的简单回应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作家的妥协姿态。另一方面,一批真正不满意于创作现状的作家则在另外一个角落不懈地探索和努力,或从形式上,或从小说的精神上,或从对现实的把握上。
  ④反应最为强烈的为湖北一著名女作家,笔者2001年4月20日在武大亲临她的演讲,在演讲过程中,她明确表示了自己对批评者的不屑。
  ⑤这点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得尤其充分。诸如凌宇对沈从文研究的重视,就不单单是对研究对象的挖掘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学术的勇气和眼光。相对来说,当代文学研究中,这点把握的难度就要大些,这与当代文学的当下性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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