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从敝开到囚禁
作者：徐志伟
90年代女性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挖掘口语的潜在诗学元素，以日常口语入诗，其表现出的倾向之一是女诗人对于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时刻和一些极平凡的细节的关注。翟永明认为“指引我进入诗歌的往往是日常生活中不足以进入诗的某些细节，这些细节总会有个秘密通道通向更深层次的体验和交合。”④她的《脸谱的生活》中的叙述发生在“我”与“那人”之间，然而，叙述的经验却发生在读者的经验之外。其二是后新时期女性诗人从亲历的、自身的、凡俗的、普遍的人性生活写作题材中，摄取时代的精魂，以最具有个性化的体验和表现技巧，呈现当下的生存状态与人性经验，表现凡人的凡俗生活。这种呈现因与人们的密切关系而具有永恒意义的可能。同时，由于人们的熟悉度给诗性呈现加大了写作难度，女诗人们透过生存状态的表象精心抽象提升出其内在的真实，使诗歌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翟永明的《黑夜里的素歌》叙述出"母亲"与"我"在历史与现时场景中的不同境遇，当“我”在“敲打那黑白的键盘”写作时，“母亲”弯腰坐在缝纫机旁用肘支撑衰老，通过生存的表象透视出痛楚的诗歌的真实。
三、 语言狂欢的陷阱。在90年代女性诗歌的横断面上还存在语言狂欢的写作取向，这种语言狂欢实际上已偏离了本文中所指的语言写作的范畴，误入了语言写作的歧途。正如翟永明所说“‘女性诗歌’固定重复的题材、歇斯底里的直白语言、生硬粗糙的词语组合，毫无道理、不讲究内在联系的意象堆砌，毫无美感、做作外在的‘性意识’倡导等，已经越来越形成‘女性诗歌’的媚俗倾向”⑤。显然在后新时期女性诗人个别诗歌文本中，语言成为压倒一切的存在，词语本身组合方式充满诡异，其所指涉的意义变得不再重要。如唐亚平的《天上的穴位》：“月亮露出天上的肚脐/我腹部受凉，伤了风/望星星，我按摩天上的穴位/染上月亮的怀乡病”，词汇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诗歌荒诞离奇、生涩诡异。这就使女诗人在试图用语言颠覆一个现实世界同时，又陷入了语言为她们构筑的巨大陷阱中。有些后新时期女性诗人对语言施加暴力，她们常常喜欢打破传统的规范用语和句法，摧毁日常话语的内在秩序。这固然会使陈旧和平庸的语言焕发出新的活力，但若操之过度，将汉语词义的“所指”彻底放逐，语言的指涉则被无限制地扩大，女诗人非规范的个人化语法就会大量出现。海男为建立这种语言方式进行了许多实践，她说最大愿望就是到没有语言的地方去，那里使用的是女人的语法，像《花园》第一首那种反常规的随机性语言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不合语法逻辑的表达使她们的创作陷入了自言自语的困境中，其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与女性的生命体验往往被含混晦涩的语言给遮蔽了。如果仅从意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写作方式扩大了女性解放的内涵，使女性诗歌从思想到载体上都烙上了鲜明的女性色彩。但从诗歌自身的角度看，却并无多大益处，并且可能常常丧失诗意。
尽管个别女诗人误入了语言写作的歧途，为女性诗歌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但是后新时期女性诗歌语言写作的积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这种语言写作的言说策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二元对立坐标，探询、拓展了女性经验的深度和广度。女诗人一方面成为女性诗歌写作的先锋代表，另一方面也平等地与男性诗人共享着新诗传统资源，共同开创新诗前景，这是后新时期女性诗人经营有效的语言策略所获得的“宁静的丰收”。
①唐亚平《黑色沙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②③荒林 王光明《两性对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08、251页。
④翟永明《未完成之后又怎么样》，《标准》1996年春，创刊号。
⑤翟永明《纸上建筑》，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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