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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选择与90年代文学

作者:陈振华




  王朔之后,《废都》、《热爱命运》等都相继跟进,尤其是《废都》欲盖弥彰的空格式书写越发勾起了人们的探寻欲望。至于后来的美女作家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九丹的《W·乌鸦》等作品中,赤裸的金钱欲、无爱附丽的性、失控的自由、故作伦理反叛的惊人言论,我们不否认它们有价值叛逆的因素,然稍作深究,便发现这不是它们的目的,它们的最终目的只在市场,只在吸引公众的眼球。美女作家炒作的烟尘尚未落定,美男作家已然爆出猛料。(《沙床》的作者葛红兵被称作美男作家)媚俗与炒作从作为初始的策略应用手段已演变为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出场仪式。“姑且不论作品思想艺术的高下,其惊世骇俗的反伦理反传统反道德的欲望叙事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就其炒作的出场方式而言,就犯了策略性的错误。”(吴义勤语)我甚至觉得,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和其出场方式之间构成了可怕的恶性循环:越是出场仪式隆重夸饰越是思想苍白艺术粗糙;越是思想艺术等而下之越是倚重出场的浓妆重彩。然而,“小说争取读者的唯一优势是靠文字激发读者想像,通过个体对存在本身独特的思考去关注那些社会主体现实所忽略了的存在。这是一个无限敞开的领域,许多可能性尚未被穷尽。如果一个作家一意孤行地要与大众传媒在社会效果上一较高下,那它必然会像乔伊斯所寓言的那样,在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策略之四:中心与边缘。世纪末文学的边缘化趋势已是不容质疑的事实。即便在整个社会话语谱系的边缘地带,文学仍然有中心化与边缘化的策略选择。重返主流的冲动,追求中心的努力仍然是一部分作家梦寐以求的目标。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复制生活的表象,揭示现实中浅层次的矛盾以及冲突的庸俗化解决与近期反腐题材小说的粗鄙化,意识形态化,一方面显示出作家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激情,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功利化,迎合主流话语的内心隐秘和价值取向。现实主义冲击波与上述反腐题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它们也有一定的批判向度,但实际上它们只是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将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化是此类作家的既定目标和策略选择。他们追求的是文学的“轰动效应”和中心化效果而非更高的思想求索和美学创新。重返中心的心理动机和意识形态化的策略选择决定了这些作品的精神质素和艺术品位。当读者在分享艰难(《分享艰难》),感叹国企改革的步履沉重(《大厂》),痛恨腐败的触目惊心(《苍天在上》)时,他们获得的是表象化的社会学认知而断难引发形而上的感动与审美的激情,更遑论精神深度的开掘和艺术高度的挺进了。国家所设立的“国家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在召唤和鼓励着这批试图重返中心的创作者。和追求中心的努力相反,另一些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却安于在边缘处叙事。在边缘处既是他们真实的现实境遇,也是他们主动的姿态、立场和策略,从某种目标和意义上说,处在边缘更是一种隐喻性的情境。著名青年批评家吴义勤教授曾在《在边缘处叙事》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晚生代作家边缘化叙事升腾与坠落的轨迹,指出其创作优势和存在的不足。细究起来,边缘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体制内远离中心和权威话语的边缘叙事,一种是体制外的言说。(这主要表现为自由撰稿人和不享受国家“俸禄”的写作者)无论是哪种情形,边缘的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失去的。”北大教授王岳川也有类似的看法:“这种对习以为常的规范的逃离,对主导话语严密网络的总体拒绝,对自我个体独特性的维护,使‘边缘’绝非是轻松的‘话语’,而是在‘历史豁口’或‘时代断层’中伸展出一种正当的自我身份确证和自我形象重塑的文化权力空间。”11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意识形态的双重夹击下,文学主动退守边缘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策略选择。边缘化策略既是被动撤守,也是主动出击,这对维护文学话语的独特性和批判性,对张扬文学话语自身的个性,防止被“他者”话语的同化、收编、整饬和覆盖是
  至关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边缘化的策略或立场被赋予了如此积极的意义,姿态不无悲壮,可是问题依然存在:边缘的立场究竟能够坚守多久?如果我们把“退守边缘”视为鲁迅当年的“娜拉出走后怎样?”的同样命题,鲁迅“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精辟分析仍然极具警醒作用。一旦边缘失守,文学的命运,我们套用鲁迅的句式,“不是被权威话语收编,就是投入到世俗的怀抱”。边缘失守的原因可能由于无法忍受边缘的尴尬、寂寥的境遇;也可能由于缺乏体制的保障没有安全感;也可能由于得不到主流或大众的认可而孤独难耐;也可能当初退守边缘仅仅只是临时性的策略或权宜的姿态;也可能由于深感独木难支加之无法拒绝的笼络和诱惑;也可能由于自身原本就缺乏精神操守和价值立场……人们不禁要问:边缘是否是文学的理想处境和应然的归宿?
  以上,我扼要分析了90年代文学“策略”选择的几种常见方式和这些方式的意义及限度。上述策略涉及文学的创作、作品的运作和出场方式、文本潜在读者的考虑、作家的在世方式以及创作主体的心理动机与精神意向等。西方几百年历时性的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和文学思潮,在90年代中国文化时空中共时性上演,某种程度上导致了90年代文学追 “新”逐“后”的策略性选择。“后”不仅是时间的尺度,也成了价值的尺度和依据。策略带来了沸腾和喧嚣,形成了90年代殊异的文坛风景。令人遗憾的是,多数文艺潮流把策略的使用正常化、习惯化,并视策略为目的而非手段。这样一来,文学创作就只能停留在策略性的层面上。非此即彼,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幽灵仍不时闪现,它限制了“策略”的使
  命、意义完成后作品思想艺术境界的提升。“策略”的应用应该是有限度的。如何设定限度划出底线让“策略”驯服地为创作效力,怎样使文学从异常态转为正常态,怎样抑制过激的策略性冲动,能否在“策略”之后冷静沉思、从容沉淀,恐怕都是当下文学面临的不可回避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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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洪治纲《先锋:自由的迷津》,见林建法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 第750页。
  ②⑤南帆《理论的紧张》,上海三联书店 2003年版 第151页,第146页。
  ③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 见《北京文学》1999年第5期。
  ④陈晓明《关于90年代先锋派变异的思考》,见《文艺研究》 2000年第6期。
  ⑥⑦薛毅《个人主义话语》,见王晓明主编《在新的意识形态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45页,第48页。
  ⑧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6页。
  ⑨详情参见吴义勤《在边缘处叙事》,载《文学现场》,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
  ⑩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版 第49、57页。
  [11]王岳川语,见王滨《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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