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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的纹络
作者：张丽杰
一、平等权利的追求——困惑、迷惘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女性缺席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女人与男人处于平等的社会地位中，甚至于女性还受到特殊的尊重，人类学家将这个时期称为“女神”时代，随着私有制的诞生，夫权社会的确立，“女神时代”一去不复返，“女奴时代”从此开始。从母系社会的“女神”沦为父权社会的“女奴”，女性作为历史的失败者，被放逐于男性权力文化之外的边缘位置，受到菲勒斯中心话语的排斥，女性没有获得主体意义上的尊重，其道德规范、生存模式都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社会秩序的统治和压抑。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蔽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文学创作。作家们终于可以摆脱庸俗社会学的阴影，
将文学创作向人的本体的文学本体复归。伴随着时代的巨大变革，文学的首要任务，是给从十年内乱过来的饱受创伤的人以心灵的慰藉，肯定人的价值，呼唤人的尊严，在此女作家表达对于人的关怀的契入点是女性的视角。舒婷在《致橡树》中，既否定了将女性定义在被动的位置上，像“攀援的冰霄花”，或“痴情的鸟”；也否定了将女性抽象为空洞的政治符号。“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杆，像刀像剑又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诗人在此将男性比喻为充溢着阳刚之美的“橡树”，女性则为富于阴柔之美的“木棉”，尽管二者各具特性，但作为“树”，本质上绝无高低主次之分。男女之间的关系亦如此。作者在吟咏爱情的诗句中，蕴含了80年代文学的审美理想；从女性自我发现、自我体认，最后达到人格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李子云细致地阐释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①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张洁在《方舟》的篇首即不无忧虑地写道：“你将要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随之而来她以残酷之极也真实之极的笔触，展示了女人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幸。曹荆华、柳泉、梁倩三位知识女性，皆为感情充沛、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人，只是因为不能或不愿被丈夫视为保姆、花瓶、生育工具，而遭受婚姻的挫折。这些在事业上充满追求、个性极强的女人，组成三人相依的“寡妇俱乐部”，试图开始新的人生。但正是应了“寡妇门前是非多”那句俗话，那些各有所图而达不到目的的男人的刁难、报复，那些左邻右舍的流言蜚语，将她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历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使她们濒于心力交瘁的地步。”②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涵。她认为“性爱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③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
王绯1989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罪孽，伸张长期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尽管女性作家和女性批评家在她们的文本中，给予男权猛烈地颠覆，竭力争取男女平等。可不论是在女性作品还是在现实中，争取男女平等是令人困惑、迷惘，没有明确结果的。究其原因，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困惑。平等是作为“天赋人权”引进女性主义思想中的，但对于平等的具体涵义，女性主义并未作过精细的阐析。女性主义要求的平等是指两性之间的平等，男性不因他的性别而享有特权，女性也不因她的性别处于劣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女权运动初期，女性主义争取平等的思路是向社会证明女性能与男性干同样的事，并且干得同样出色。这其实是企图消除两性的社会差异来达到平等，这种平等并非生存机会和权力的平等，而是一种无结果的差异。这种无差异是以男性为参照系的，相当于女性向男性的同化。这对女性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也违背了女性主义争取女性权益的宗旨。它的结果有两个：一是使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然而却付出了比男性大得多的代价，因此并没有实现男女平权。二是客观上支持了男权制的进一步巩固，等于承认了男权性别结构的合理性，女性依然是男性的对象与客体——即使这一客体从此不可忽视，那也是男人眼里看到的，女人永远改变不了“他者”(other)的命运。所以尽管当代中国妇女争取权利、利益和权力的斗争已发展到新阶段，但历史的传统对妇女争取男女平等和人类解放来说仍然是一个包袱。妇女并不是处于超验的世界内，而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情境内，因而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多样性，但不管妇女占据多么高的地位，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却往往将男权制“内化”，或起“工具性作用”。李小江女士曾这样论证道：“我曾谈到‘男女平等’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失与得，及其对中国妇女的影响，在一个曾经苦难深重的中国，拥有‘平等’，你就不可能不是苦难的——分享苦难，是‘平等’的代价，也是‘平等’的一部分。在‘男女平等’这面旗帜下，无怪中国妇女再也打不起精神，一则是因为她曾经沧海，尝尽了‘平等’的甘与苦，有许多言诉的切肤之痛；同时也因为这一段经历使她更多更深刻地了解了男人的世界——在这个仍然充满苦难和战争的世界上，以男人为目标，实在缺少了昔日它那诱人的魅力。”④如果说80年代女性文学在争取男女平等是以失败而告终，倒不如说是中国女性主义在追求男女平等方面陷入了困惑与迷惘。
二、创造独立人格——超越、惊喜
徐坤这位90年代崛起的学者型女作家曾这样说道：“在一个男性话语中心统治的社会里，女性要赢得自己的一份话语权很不容易。”纵观世界艺术长廊，传统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天使”与“恶魔”：美之女神维娜斯，蒙娜丽莎神秘悠远的微笑，翩若惊鸿、矫若游龙的洛神：妖狐所化，祸国殃民的妲己，勾结奸夫，谋杀亲夫的潘金莲。人们会发现，在男性作家笔下一类是光彩照人、贤良温顺的“神女”或“圣女”形象；一类是凶残狠毒、丑陋无比的“魔女”形象，这显然不能充分概括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女性形象。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这就涉及到父权社会历史文化的特点和男性写作心理的原因。在男权中心社会里，男性不仅在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样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男性领先掌握文化符号体系操纵权。他们领先创造了符号，拥有了话语权，建立了美的原则和规范，因而也就首先创造了女性形象和其行为范式，规定了女性的价值，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而这一切是建立在男性写作心理基础之上的。
李小江女士曾透彻分析说：“美色——女人的诱惑和对女祸的恐惧，似乎是伴随着男性审美主体而生的一个永恒的母题。它反映了男性在社会规范与个人欲望之间的两难……男性社会生活与女性私人生活的分离，使得男人在逃避自我的道路上，不得不通过寻找女人去寻找自己。”⑤男性在社会环境中情欲受到压抑，希翼解放，便把世俗女性对象化、灵化乃至神化，反映出男性在精神上、灵魂上和肉体上改造和占有女性的心理需要，并从中寄托他们挣脱社会羁绊和舒展情欲、个性的现实需要。因而，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里，对女性的认识是站在男性的角度上，以男性的立场、男性话语来叙说女性。由此建立起来的审美原则和女性范式不以女性身心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而是对女性的压抑，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异化。因而，男性作家笔下的传统女性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善良、温柔、忠贞不渝与美丽的容颜正标志着传统的男权价值尺度及男权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在这里，女性形象已变成男性中心文化中的空洞能指。女性形象所代表的已经不是具体、真实的女性， 而是作为符号“被构入男性为自身统治创造的神话谱系中”，⑥成为男性社会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的象征。因此女性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社会审美规范中失落了自我，失落了自身的性别特征。更为可怕的是，女性自身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统治、遮蔽与模塑中，逐渐将这种外在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它规定的角色。
90年代的女作家们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压抑和异化，她们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是大男子主义按照自己的趣味想像女性，并把这种想像作为看不见的枷锁套在女性身上。因而她们的使命之一即是粉碎男性设置于文学中的枷锁，纠正历史地形成的这种带有深刻文化烙印的性别歧视与女性的自我封闭，在文学上为女性重新命名和定义，真正实现“我是我自己的”。于是她们便在不断深入的文化反思的过程中解构传统女性形象，探索、突破、修正、重构父系家长制社会为女性设定的屈从角色，从而建设属于自己的人文世界。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从美丽温顺、小鸟依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形象转变为有血有肉、平凡、世俗、充满欲望的真实女性形象。这批“真实的女人”的诞生如“恶之花”冲决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文学视野。她们是有着“苍白的小脸，瘦削的躯体，幽闭的、阴郁的、自恋的精神妄想狂”，或林白笔下的“坏女孩”，或海男描述的“疯女人”。她们不再甘当“贤妻良母” ，而是执著于事业的追求和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如刘西鸿《月亮摇晃着前进》中的若愚，她独立、强悍、为事业、为平等权益可以离婚独居、奋斗不止，就算碰得头破血流也心甘情愿。她们不再甘当男性的附庸，而是彻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建设着一种新女性的尊严和人格。如张辛欣《岁月无敌》中的千姿，坚决拒绝做一位房地产商人的肉色交换物，靠遵从自己的力量“踏实一世”的决心，把实现个人目标的立足点建立在自己实力的积累和进发上。
王海翎的《漂亮女孩》向我们讲述的是漂亮女孩汪旭的故事。汪旭母亲早亡，在一次交通事故中，父亲又被撞成重伤，而这时弟弟又刚刚考入大学，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挑起家庭的重担。她不停地奔波，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又要照顾有病的父亲，还要供弟弟读书。这已经很不易了，然而她仍命运多舛，她虽美丽，可她的美丽不但没有给她带好运，恰恰相反的是厄运频频降临她的头上。先是租的饭馆被骗，接着又在歌厅被人欺侮并拍照，再后来又遇到老海，直到男友的误解，甚至把她逼上绝路。汪旭去老海的公司打工是这篇小说的高潮。在老海的公司，汪旭机智地摆脱老海的百般纠缠。尽管汪旭生活得很艰难，可面对老海的金钱、房子，她丝豪没有动心，像出水芙蓉一样纯洁、高尚。也让人感到金钱买不到真挚的爱情，也买不到一颗纯洁的心灵。令人欣慰的是善有善报，在奶牛场经理的资助下，汪旭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而且还出国深造。在当今社会，很多女孩子拜金主义思想严重。汪旭洁身自爱、自强不息追求人格独立的精神不知感动了多少人，教育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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