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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批评理论先驱法侬思想评析
作者：于文秀
法侬(1925—1961)作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先驱，被尊崇为“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精神先知”，①他的批判殖民主义文化的著作主要有《黑皮肤，白面具》、《地球上不幸的人们》等，其中《地球上不幸的人们》因萨特为其作序而在20世纪60、70年代闻名西方。法侬曾旅居巴黎，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曾经是一位精神病医生，36岁时因患白血病而英年早逝。据说，法侬生前并不出名，但在他去逝后人们通过他的两部经典性著作认识到了他的伟大价值。
一、“善恶对立寓言”——对殖民主义话语模式的批判
法侬在揭露西方文化对被殖民被压迫民族的文化再现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范畴“善恶对立寓言”，这一极具批判性的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善恶对立寓言”是法侬对殖民主义话语模式的最突出特点的一个准确概括，这是由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想所派生
来的对东西方对比的经典表述框架，尽管这种对立以变化形式出现，如文明与野蛮、高贵与低贱、强大与弱小、理性与感性、精确与含混、富足与贫穷、中心与边缘等，但在双方对峙中，不变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永远代表着前者，代表着善，而东方(被殖民主义者)永远代表着后者，代表着恶。法侬认为这是一切殖民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形式，在这种话语表达的背后，其实体现出来的是“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②“善恶对立寓言”至今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概念，当今东西方依然是一种对峙的格局，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依然根深蒂固，扬西抑东的价值判断仍旧宰制人们看世界的理念，因此，法侬的“善恶对立寓言”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批判性。如果放开来看，“善恶对立寓言”不仅具有反殖民主义的文化意蕴，而且对一切以二元对立作为深层基础的关系认知模式都有检省作用和批判意义，如男性与女性、文化与自然、大众与精英、物质与精神等。这些范畴的对峙关系中所包括的简单化、粗暴性在法侬的“寓言”照彻下都会原形毕现。
二、“黑皮肤，白面具”——对文化与心理殖民的批判
殖民主义为更好地把握和控制殖民地，其最长远的策略是对被殖民者进行文化构造和文化渗透，因为这是最深层的、最根本的殖民，即意识的殖民，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是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基本性论题。从事精神分析出身同时又是殖民地属民的法侬对这个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体察和研究，这在他的《黑皮肤，白面具》中尤为突出。法侬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审视省察殖民主义者从文化和心理上对被殖民者的或隐或显的同化塑造，从而使得黑色的皮肤之下包裹着一颗白种文化教化下所具有的“白色化”心灵，进而造成身心的极度扭曲。他认为，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白人统治、文化侵略和种族歧视，给黑人尤其是黑人中的知识分子以严重的文化异化，他们的内心中有着惊人的而又难以言表的心理创伤和心理扭曲。同时，法侬还真切地察觉到，白人文化统治和其中所裹挟的种族歧视，令黑人在文化心理上产生不可遏止的心理和文化焦虑，并萌发成为白种人的强烈的文化想像，以至产生严重的精神和心理疾患，即精神妄想症或妄想狂。种族歧视和文化霸权统治使黑人灵魂深处沉积着一种无法排解的自卑情结和劣等民族感，为获得白人的首肯和挤入上等社会，以便抹去与生俱来的黑色文化身份的耻辱，他们对自己的黑皮肤产生憎恨和自仇，以至自轻自贱、自暴自弃，身心的双重异化造成的是严重的精神分裂，从而陷入妄想和毁灭中无以自拔，痛苦地追问“我是谁”，即对自我的疑惑和焦虑将永远与之相伴，无法树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成为一种宿命性存在。黑人之所以具有如此深的、无法言说的痛苦，完全是殖民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教唆和训导的结果，正如法侬所揭露的那样：“在殖民者看来，黑人既不是安哥拉人，也不是尼日利亚人，他只说‘黑鬼’。对殖民主义而言，这个辽阔的大陆是野人出没、迷信和狂谵盛行的地方，是个注定让人鄙视、让上帝诅咒的食人生番横行的蛮夷之地，简言之，黑鬼之乡。”③殖民主义的如此带有片面性和歪曲性的妖魔化宣传不仅在于宣扬白种文化的高贵与优越，而且还在于从根本上摧毁黑人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并进行自我否弃，永远追随和皈依白人殖民统治，“的确，殖民统治寻示的全部结果就是要让土著人相信殖民主义带来光明，驱走黑暗。殖民主义自觉追求的效果就是让土著人这样想：假如殖民者离开这里，土著人立刻就会跌回到野蛮、堕落和兽性的境地。”④在法侬看来，这是殖民主义统治惯用的“文化间离”手段，因为它要想达到永久的统治，必须俘获人的灵魂。对此，法侬深刻指出：“殖民主义不会简单地满足于把它的统治强加于被统治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殖民主义不会仅仅满足于把一个民族藏于手掌心并掏空该民族大脑里的所有的形式和内容，相反，它以一种乖张的逻辑转向并歪曲、诋毁和破坏被压迫民族的过去”。殖民主义这种从一己的利益和目的出发散布的权力话语被法侬称为“殖民谎言”，从事实上看，这种殖民话语具有极强的覆盖力，殖民地居民难以逃脱它的遮蔽和淹没，而它的后果和效应更是难以驱逐和肃清，正如法依所说的，这种文化统治的影响“并不因最后一个白人政客离开，最后一面欧洲旗帜降下而停止”。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赛义德对“被殖民者”下了这样的定义：“被殖民者……是一个范畴，既包括新独立国家的居民也包括仍被欧洲人掌握的毗邻领土上的属民。”他还指出：“曾经被殖民是一种持久的命，的确是梦魇般不公平的结局，尤其是在取得了国家独立之后。”⑥法侬所揭示的这种殖民话语统治对被殖民者的深度文化心理伤害，不仅存在于黑人中，在其他有色人种中同样存在，所谓的“香蕉人”和戴着白面具的黑人一样都是后殖民文化统治下生成的异化人。
三、反殖民斗争的双重策略
面对殖民主义的文化统治和渗透给被殖民者带来的严重的精神戕害，法侬并未仅止于现象与问题揭示，同时还在短暂的有生之年致力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综其所论可以看到，法侬提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双重策略，一是通过暴力方式争取民族解放，二是建设民族文化。同时法侬还认为民族文化和暴力斗争互为基础，“为民族文化而战首先意味着为民族的解放而战，只有在这样的基石之上，才能进行文化建设”。⑦法侬认为，殖民主义的侵略掠夺和伴有种族歧视的文化统治、意识形态的灌输，绝不会自行消失，只能是一发而不可收，真正平等的对话更是天方夜谭，因此，法侬拒绝交谈，认为必须通过暴力斗争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独立，他认定“只有激进的对抗，也许暴力反击是唯一可能同殖民权势进行的对话”。⑧他认为暴力革命对于帝国主义不仅是公正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他的这种思想深得60年代的萨特的青睐，萨特在为《地球上不幸的人们》所写的序言中甚至提倡比法侬所主张的更为激烈和彻底的暴力。许多的反殖民主义者也纷纷在“注定要失败后决定只有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才能迫使巴黎或伦敦方面认真地与他们对话”。⑨法侬在《地球上不幸的人们》一书中对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革命主体”进行独特的阐释。他认为，在反殖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一度是民族主义的政治构成，开始时是爱国的进步力量，但这一阶级在斗争中很快就会蜕变为黑人贵族行使领导权的工具。而所谓西方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由于在殖民主义时期享有高工资待遇，也使他们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一定的依附性，所以在法侬看来，在第三世界中真正的革命主体只能是最不幸的农民，他们才是“地球上承受苦难的人”，因此也是最具革命可能性的人，一旦他们真正觉醒，将会对反殖革命起到决定性作用。法依认为，第三世界的暴力革命对驱逐和肃清殖民统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暴力，只有那些由人民所运用，并且由一些人民的领导者组织和宣传的暴力，才会使得群众理解社会真理，并给他们以理解真理的钥匙”。⑩暴力是一种净化、解放和革命的必要手段，只有暴力革命，才能使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从物质到精神的脆弱性和自卑性得到彻底解除，并结成真正的行动者的共同体，从而使黑人走出自卑与无望，疗救其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精神与心灵创伤，以重新获得民族自豪感。
作为优秀的知识分子，法侬显然没有将反殖斗争仅止于暴力抗争的层面，也就是说，他并非一个疯狂的暴力主义者。在他看来，暴力抗争是第一步，而接下来更重要的还要进行民族文化建设，建设民族文化是反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反殖民主义侵略和奴役，抵制其文化霸权统治和异化，必须重新树立对民族文化的信念，恢复本土文化的尊严，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而建设民族文化的重任则当仁不让地落在了第三世界的本土知识分子身上。法侬以本土作家对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不同选择的三个阶段，分析了本土知识分子文化心灵历程和其在民族文化建设中所应有的作用、贡献。第一阶段是本土知识分子或民族知识分子对“占领者的文化”“无区别吸收的时期”，他们一时间被西方文化所吞没，他们的灵感是欧洲的，同时他们投身于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以至在“殖民地文学中也发现了高蹈派诗人和象征主义及至超现实主义者”。11第二个阶段可以用文化反刍期一词来形容，在他初期对西方文化的新奇与陶醉后，在文化的整合过程他受到原有框架与殖民文化冲突的困扰，他有所醒悟并“决定记住自己是什么”，并“重新阐释古老的传说”， 12努力恢复自我和挣脱殖民主义控制使本土知识分子意识到“历史已经给他指出了一条十分明确的道路：他必须展示黑人文化的存在”。13第三个阶段也称为“战斗阶段”，本土知识分子不再“沉没”，“他要摇醒人民……成为人民的唤醒者。战斗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民族的文学，到来了。……他们觉得需要向自己的民族诉说，需要作文造句以表达人民的心声……”14撇开殖民话语教化产生的自卑自贱情结后，开始文化寻根和重新正视古老本土文化，“当本土知识分子站在野蛮今天的历史面前时，他们惊讶不已，决心回溯得更远，探入得更深，……他们无比喜悦地发现民族的过去绝没有羞于见人的地方，相反，过去是尊重的，辉煌的，庄严的。对过去民族文化的张扬不仅恢复了民族原貌，也会因此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希望”。15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与文化的关系，法侬都有自己的界定和阐释。在他看来，“民族文化不是民俗，也不是自认为能够发现人民真性的抽象的民粹主义。它并不是与人民的当前现实联系越来越少的一些无谓行动的惰性残渣。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思想领域里为表述、证明和赞颂人民创造自身并维护自身存在的行动而做出的全部努力”。16也就是说，文化既不仅是风俗习惯，也不仅是日渐凝固的文化遗迹和缺乏现实性的行为方式。民族文化是对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积极的思想确证，它在民族生存和殖民解放斗争中具有核心作用。法侬显然赋予文化以战斗性、民族解放的意义和内涵。在此基础，他认为，民族与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牵连，他们互为依存，但同时他更强调民族的存在是文化得以存在的前提，而民族的文化却不能保证民族的存在，给民族文化以生命的首要条件是重建民族。“……文化首先是民族的表达，表达民族的喜好、禁忌、程式……在殖民状况下，文化由于双重地失去了民族和国家的支持而坍塌和消亡。因此，它的存在所需要的条件是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振兴”。17文化在殖民解放中有着积极的思想支撑作用，正如法侬所说的，“……殖民地人民为恢复民族主权而进行的自觉和有组织的事业最充分、最显明地体现了文化的存在。并非只有在斗争成功之后，文化才是有效的和有活力的，即使在斗争期间，文化也没有被打入冷宫”，在反殖民主义过程，只有将民族文化与暴力斗争相互结合，才能最终达到最根本的目的，即“不仅殖民主义消失了，殖民化的人也消失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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