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中国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
作者：黄发有
第二个版本是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七月版，这是一个十分糟糕但又流传甚广的版本，某些人身攻击和恶意诋毁以及误解大概就来自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封面用了一幅看起来使人产生色情联想的类似春宫画的摄影做封面……
第三个版本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这个版本的出版过程亦十分曲折。我收回版权后于同年12月与河北的一家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但就在这个月，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发表了一篇很不负责的批评文章，称《一个人的战争》为“准黄色”，是“坏书”，重新签约的责编打来电话，说领导看到了这篇文章，对是否出版该书拿不准，说最好在同样的版面发一篇正面的文章，但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他们退回的书稿，并让我尽快将合同寄去，以便按合同付我退稿费，但我至今没有收到退稿费。1996年4月我又与世文图书公司签约，授权该公司出版此书，由于某些不负责的批评，公司联系了七家出版社均被拒绝了，最后才由边远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接受下来。这个版本在题记和内文都作了一些删改，这是我所作的主动的妥协，因为据世文图书公司的人说，有家出版社在请专家审定此书时，专家说要把第一章全部删去，而且其余各章都要进行大的改动才能出版，我想不如我自己主动作出让步，以免有人看了不舒服。
第四个版本就是这次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中所收的版本，这是我为文集所修订的一个完整的版本。13
这是“文本”在传播中被反复“改写”的绝好写照。现在的研究界都照搬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大谈媒体权力，谈得人满头雾水。其实，媒体的支配作用正是表现在其“改写权”上。最为重要的是，“改写”不仅导致了文本的失真，它同时还以强大的渗透作用“改写”了作家本人。林白在压力下的让步，就是明证。至于编辑和出版商对文本的局部和细节的修改，更是家常便饭，九丹的《乌鸦》已经被某些传媒扣上“妓女文学”的称号，作家自己说出了出版过程中的一个细节：“我写书的时候，主人公的身份本来是大学老师，可是长江文艺出版社让我改成记者，这就很容易和我的经历对应起来，但是当时为了出版，也顾不了太多了。”14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被配上深含色情意味的封面，是出版商追求商业利润的目的使然。有意思的是，当作品被扣上道学意味的“准色情”的帽子时，出版商又避之惟恐不及。所谓的“媒体权力”不纯粹是商业法则，其中纠结着市场与权力的盘根错节的关系。“本土所有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一切媒体俱在体制内而非体制外，这种非民间的媒体构成，严格地说，是不应该叫做‘大众传媒’，而应称为‘体制传媒’的……应该说，体制传媒对大众文化的投入已经体现了原有功能的分化，这是一种进步。”15
在90年代文学中，另一个堪称经典的“改写”例子是《白鹿原》的修订。作者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要求下做了修改，对此，责任编辑和终审之一何启治说：“评委会的主要修订意见不过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在评议过程中，评委会主持人即打电话给陈忠实，传达了上述修订意见。忠实表示，他本来就准备对《白鹿原》作适当修订，本来就已意识到这些需要修改的地方。”16有意思的是，修订本当时还没有出版，陈忠实却以此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不妨来看看陈忠实自己对“改写”的回答：“没有人直接建议我改写，我不会进行改写，那是最愚蠢的办法。我知道过去有人这么做过，但效果适得其反，而且《白鹿原》在读者心目中已经有了基本固定的印象，后面再改也很困难。”17一种权威性奖项是对它所严格奉行的价值和审美标准的弘扬，作为一种追求完美的文学理念实在是无可非议，但如果它必须让获得这一奖项的不完美的作品付出“改写”自己的代价，那么它就与文学发展所必须的宽容性和丰富性背道而驰。一种审美标准如果沾染了“改写”别人的冲动，它与权力意志的距离就形同虚设了。
90年代文学和影视的关系异常亲密。“改编”是作家名利双收的契机，同时也是文本被“戏说”的一个开端，尤其是作家自己不参与编剧工作的“改编”。有意思的是，作家对于作品被改编的命运可谓求之不得，正因为此才会有苏童、北村、格非、赵玫、须兰、钮海燕等六位作家同时写《武则天》的文学脚本的奇迹。在更强势的传播手段面前，文字文本已经沦落为“脚本”，而从事文字创造的作家也甘愿为别的艺术形式效犬马之劳，从文学主体退为影视客体。尽管金庸一再批评改编者的荒唐，但他同样无法拒绝改编后面巨大的利益诱惑。二月河对《雍正王朝》的改编多有批评，认为它矫枉过正，隐去了雍正阴冷、狡诈、残暴的一面。看看编剧刘和平对此作出的解释：“人们老是谈要忠实原著，我认为不能太谈忠实，两样东西如果完全一样，必定有一个是多余的，多余的就是后来的那一个。”18改编者在电视中强调铁腕政治的积极作用，在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历史观面前，真实的历史本身同样只是一个脚本。90年代小说的影视改编中，作家扮演的基本上是一种扈从的角色，“改编”常常导致了文本的伤筋动骨，变得面目全非，这种不平等直接导致了尤凤伟与姜文的官司。尤凤伟说：“对方说，这种作法在过去电影圈里是司空见惯的，也就是说，一切都属正常。……此案被告三年前与我协商改编《生存》，我是同意和支持的。既然是改编，对原作进行修改就是合乎情理的，否则便不是改编。改编是再创造，即使需要对原作作出较大修改也属正常，但不应对原作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予以扭曲，同时应当得到原作者的许可，否则，便不是正确的改编。”19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里，第一手信息已经越来越少，所有的信息都在多渠道传播中裂变。与这些“信息”相比，文学原作的力量变得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主流传播中流通的多是这些被“改写”以后的信息，原作在传播中逐渐地缩水、走样，被一些貌似公正的、削足适履的三言两语所“格式化”，成为被各种话语和利益“改写”的简单符号。原作从信息源到达受众的过程当中，媒体从业人员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他们选择一些信息同时舍弃另一些信息。文学文本从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到达受众的过程当中，要经过各个中间环节的编辑、记者的反复选择、拒绝和改变，不断地循环下去。
在90年代的语境中，媒体批评（以市民报纸为主体，以“娱记”为核心，集结了大批作家、批评家、编辑、书商的沙龙式言论）对原作的“改写”是最为有力的。媒体的感性话语对文学作品中的欲望表达的高度关注，使切近存在本相的精神表达被忽视。也就是说，媒体对市民趣味的逢迎也导致了记者对文学作品的庸俗化解读，寻找刺激成为主导的阅读动机。将文学“改写”成事件的媒体法则，使“媒体批评”扮演着“看客”的角色，在顾城杀妻、围绕《马桥词典》的诉讼等“文坛热点”中，“看客”的吆喝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像贾平凹的《废都》，炒作者一旦将它定位为“当代的《金瓶梅》”，就意味着普遍的误读的开始，人们对其中的性描写的关注遮蔽了整部作品的艺术价值。莫言的《丰乳肥臀》在感性的传播中，能够剩下的东西还有可能是别的吗？像陈染、林白的所谓“私人化写作”，在传媒的筛子中，能够剩下的只有“身体”和“隐私”。在90年代后期，许多作家、批评家也加入到媒体的合唱中，成为媒体的共谋。这尤其表现在所谓的“美女作家”身上，对媒体的“误读”或者“痛骂”不作抵制，而且与狼共舞，这正是“改写”的真正目的，它从“改写”文本开始，最终把作家和批评家自己也纳入了这一模式。
文学作品在媒体的传播过程中，反复的“改写”造成了以讹传讹的恶性循环。而作品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则在媒体高温的蒸笼里无声无息地蒸发了，留下的仅仅是一些表面上轰轰烈烈实质上空洞无物的文字垃圾。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伪事件与假信息的世界中，媒体的神奇之处正在于它不考虑信息是否准确地描述了客观情况，而只考虑信息看起来是否显得真实。在见报率、作品数量和版税、个人名声成正比的年代，作品的艺术质量只在圈子内被关注，而媒体的兴趣是寻找适合炒作的“话题”，这样的环境必然驱使相当数量的作家不靠作品的质量说话，而是靠粗制滥造和频繁的曝光打天下。既然写得再复杂再深奥再意味深长的作品，在媒体的视野中只剩下那些感性的、奇观的、非常的事物，那么何必浪费心神呢？于是，形式上浅显易懂的、叙述停留于故事层面的、情感上煽风点火的、主题集中于肉体（性和暴力）的商业化叙事大行其道。只有当作家不仅利用传媒的趣味来宣传自己，而且将这一趣味贯彻到自己的写作中时，传播对文本和作家的双重改写才真正显示出其威力。
①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10页。②舒济编：《老舍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169页。
③张钟、洪子诚等：《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第352页。
④参见何启治：《〈铜墙铁壁〉的再版和柳青的谈话》，《文学编辑四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参见蒙万夫等：《柳青生平述略》，蒙万夫主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⑥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69页。
⑦朱珩青：《路翎：未完成的天才》，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30页。
⑧萧乾：《改正之后》，沈展云等编：《中国知识分子悲欢录》，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
⑨梁斌：《梁斌文集》第五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页。
⑩参见张守仁：《我与李存葆和他的〈高山下的花环〉》，《文坛风景》，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
[11][12][16]参见何启治：《文学编辑四十年》，第57页，第20-24页，第86页。
[13]林白：《林白文集》第二卷 “后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第294-295页。
[14]杨瑞春：《看！这个叫九丹的女人》（九丹访谈录），《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
[15]邵建：《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小说评论》1998年第5期。
[17]张英：《白鹿原上看风景》，《文学的力量》，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18]阎玉清：《〈雍正王朝〉编剧刘和平访谈录》，《中国电视》1999年第11期。
[19]田川流：《从容应对〈鬼子来了〉——尤凤伟访谈录》，《文学世界》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