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散文的文化诗性
作者：陈剑晖
三、中国散文与中国文化精神
从文化诗性的角度来研究散文，不难发现，中国散文与中国文化有着比其他文类更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中国是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国家，儒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生活哲学，它首先是一种伦理学和政治学体系。孔子提倡君子要“立德、立功、立言”，他不仅强调“士”要有责任感，笃信道德规范无处不在，并要求他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正统文化哲学的这些功能和特征，在中国历代的散文中都有着极为充分的体现；换言之，散文在中国古代的出现，首先不是审美的需要，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文体。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尚书》的内容，大部分是布告、公告、请示报告之类的缘故，也是为什么在古代，举凡哲学、政治、经济、史地的著作，只要不是用韵文写的，都可归进散文范畴的道理之所在。至于源于孔子，后经韩愈进一步倡扬的“文以载道”的为文传统，主要也是坐实于散文身上。也就是说，散文在“兴”，“观”、“群”、“怨”各方面都有着远胜于其他文类的功用，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散文才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正宗”，盖因其是中国正统的、“经世致用”文化的文学化和通俗化的表述。
但是，如果仅仅说中国散文是中国实用文化的文学化、通俗化的记载转述，那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除了占主流地位的儒家哲学外，还有以“道”为核心的老子、庄子的哲学文化和体现这种“无为”、“无争”、“无待”思想境界的大量散文。在批评观念方面，除了儒家的“文以载道”外，还有道家的“文以气为主”的“气韵说”，等等。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推崇“中和之美”，注重整体结构的和谐与均衡，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这种颇具东方色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也在中国散文那里引发了绵延不绝的回声。惟其如此，中国散文虽然在探索宇宙、思索人生、灌注生命意识和理性精神上不及西方散文，但中国散文由于源远流长，又兼承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故而它虽然发展缓慢，却平稳扎实，不仅时有高潮，而且经久不衰。
除了上述两方面，中国文化和中国散文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人的情感和心灵的层面上。辜鸿铭说过，中国人因其粘液质而不善思辨穷理，这使得中国人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他们倾向于过一种情感的和心灵的生活。⑤中国人的这种轻理性思维、重感性、心灵和顿悟的文化心理特征，在庄子、苏轼那些纵横捭阖、想像瑰丽的散文中已表现得大气淋漓，而在被称为“独抒性灵”的晚明小品那里，这种散文与文化的融合又得到了发展。晚明小品虽有对现实黑暗的揭露，但更多的是闲适怡淡的人生况味和幽静淡远的田园自然风光的描绘。晚明的散文家崇灵尚趣，追雅求幽，总的创作倾向是由“文以载道”转向自适消遣。晚明性灵小品的这种美学风范，一方面受到当时日益奢侈的城市风俗和日常生活中追求繁华享乐倾向的影响；另方面也打上了当时士大夫隐逸与参禅，即借求佛问道，游山玩水，以及清谈人生达到明心见性、自觉自解的情感和心灵的烙印。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和中国散文有着一种奇妙的契合：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散文的内容和艺术特征；中国散文反过来又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我赞同这样的一种说法：中国散文“是中国文化在我们民族精神产品中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中华民族在其特定的文化历史中积淀成的一种经验形式”。⑥
以上侧重从哲学思想、文化取向和心灵感受等方面来考察古代散文和中国文化的联系，如果我们的眼光后移，考察自“五四”以来中国散文的发展历程，我们会进一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20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只要散文与文化结了缘，则这一时期的散文一定兴旺发达；反过来，只要哪一个时期的散文与文化脱节，那么这一时期的散文便难逃苍白浅露乃至肃杀凋零的厄运。“五四”时期的散文为什么会那么繁荣，各种样式、各种流派齐备，即朱自清先生说的有记述，有描写，有讽刺，有劲健，有绮丽，有含蓄，还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盖因为“五四”散文小品与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渊源关系，它继承和借鉴了古代散文特别是晚明小品的养料，又有所突破和发展。同时，那时的散文家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包括西方的现代意识，他们在“人的文学”的大旗下，通过散文(当然还有其他的文学样式)重铸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正是在“双重文化”的渗透下，“五四”的散文才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第一个高峰。而30年代后期到70年代这段时间，中国的散文却每况愈下，最后几乎走进了死胡同。有的人认为是严峻的现实生活扼杀了散文的生命，有的认为是“写中心”、“赶任务”、“歌颂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使散文偏离了本体，有的则将当代散文的走下坡路归咎于当年倡导“诗化”和“形散神不散”的理论主张。对当代散文的这些诊断都不无道理。但在我看来，当代散文在很长时间里整体思想质量的下滑，最根本的原因是失去了文化的根性。由于没有文化的强大依托，缺少文化血液的涵咏滋润，散文自然也就没有内蕴，便不可能走向精神上的开阔与深沉。试看被一些文学史誉为当代散文“三大家”的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因为他们散文的总体基调与文化本体相背离，所以尽管他们的散文在记叙描写中不乏艺术性，甚至还透出一种“诗意”的美，却因内容的失真和欠缺文化的内蕴，最终受到了读者的非议与弃置。与此相反的情况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散文又出现了“五四”散文那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荣景象。这其中有经济转型、社会心理和审美风尚转变等等原因，但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当代散文的文化品位提高了，文化内涵比以往丰厚了，这种文化“增值”的结果是，当代散文相应地增加了思想艺术魅力。这一点不仅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广受欢迎便可得到印证，也可以从所谓“老生代”散文的走俏获得启示。由于以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先天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加之他们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人生智慧，而为文时又能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以自适随意和平实恬淡的语体表达他们对于现实的褒贬和人生的感悟，这样他们的散文随笔自然也就为读者所钟爱。“老生代”和余秋雨等的“大散文”启示我们：散文要丰厚，不能没有文化；散文要耐读，不能没有文化；散文要摆脱庸俗浅陋，更需要文化的定力。
为什么文化在散文中如此重要?甚至于可以说文化是散文的根本。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是人的精神创造的产物，而人则是文化的动物。人的身上如果没有文化或者说人失去了创造文化的能力，人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从散文与文化的关系而言，文化对于散文的重要性至少可以在如下几个层面得到体现：其一，散文的文类的包容性特征，决定了它离不开文化。因为散文不仅是最自由自在地抒发作家的感情和思想的文体，而且散文的题材领域十分广阔，正所谓“苍蝇之微，宇宙之大”尽收散文作家眼底笔下。不仅如此，散文还往往喜欢“跨文体”，举凡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经济、地理、人文，都可以到散文的“客厅”中做客，同时，散文还常常逸出本位与小说、诗歌和戏剧交融。正是文体的巨大包容性和类别边缘的模糊性为文化的介入提供了便利；或者说，因散文本身的触角十分阔大，所以它自然成为整个人类心灵活动的记载，因其跟“整个人类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样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它也就不能不具有重要的意义了”。⑦其二，衡量一篇散文的优劣，散文作家人格的文化构成是一个重要参数。由于散文家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他创造着文化，同时也为文化所规范。故此，优秀的散文家， 一般来说都是自己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文化精英。这就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启示我们：散文要有效地拒绝庸俗化，要贴近文化的本体，成为创作主体人格智慧的艺术体现，散文作家就不能不强化自身的文化素养。事实上，“五四”时期那批散文大家和90年代“老生代”学者型散文家的成功，就从正面证实了文化功底、文化感悟力和传统文化因素对于散文尤其是当代散文创作的重要性。其三，散文是整个人类心灵活动的真实记录。因此，一个民族散文品位的高低，其实也反映了这一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我们读中外优秀散文家的散文，它们无不体现出作家宽阔的情怀、广博的知识；同时，又善于从个体的角度思考人类的命运。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散文才成为民族和人类文化建设的基石，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灵写照和人类文化进程的最为真实的见证。
①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见罗岗、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②庞朴《文化结构与现代中国》，见《良莠集——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苏轼《答谢民师书》。
④李咏吟《诗学解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页。
⑤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83页。
⑥汪帆《新时期散文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⑦林非《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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