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散文的文化诗性
作者：陈剑晖
一、文化诗性界说
关于文化，正如人们所知，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它一方面具有历史性和传统性；另方面又包含着当代性，同时，又有继承性、发展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奠基人雷蒙·威廉斯认为有六种文化：一种是“理想的”文化定义，在这一指项下文化指的是那些最优秀的思想和经典，这是人类
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或状态。第二种是“文献式”定义上的文化，这种文化是知性和想像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还有一种是“社会”定义上的文化，在这一层面上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艺术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是理解某一种文化中“共同的重要因素”。①而我国的学者庞朴先生的见解与威廉斯又有所不同。他认为广义的文化概念应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的内容。在他看来，“文化的里层或深层，主要是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②这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方面。当然，关于文化概念的定义还有很多，此处没有必要一一罗列。我想说明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文化与人的本质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按卡西尔的说法，一方面是人创造了文化；另方面文化使人成为人。也就是说，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化”。其次，文化是人的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它既然包含着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意向、生活规范和价值范式，又体现了无数独立个体的精神性创造。我在下面要探讨的散文文化诗性，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化认同上。
站在散文的立场上来解释散文的文化诗性，我认为“文化诗性”应包含这样的一些内涵：一是对于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理想和生存本质的探询，并在这种追问探询中体现出诗的自由精神特质；二是感应和诠释民族的文化人格；三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守护；四是文化诗性还包含着对“还乡文化”的认同和感受。下面分而述之。
关于人的生存的问题，以往一般只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中作过探讨，而散文因被视为是“小摆设”、“轻骑兵”一类的“美文”或小品文而极少涉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散文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其实，散文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事业，作为一种最贴近心灵的写作，它一刻也离不开对人类存在问题的垂询。离开了对人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生存现状的追问，散文便只能面对虚无和空洞，最后变成纸做的花朵。而文化诗性正是为了弥补上述的不足而出现的一种研究散文策略，它将在人类生存的根基上，在对历史文化的思考中发现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存的理想，并在多重性、多角度的阐释中使文化更具诗性的因素，也使散文更好地成为审美的生存和诗意的栖居的理想处所。而就自由精神特质来说，它更是散文的题中之义。这首先是因为散文天生就有自由自在的本性，这种本性就像宋代大文豪苏轼所形容的那样：“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散文的自由精神还表现在它的视域特别宽广。它常常越过文学的篱笆，而把思考的触角伸向艺术、经济、哲学、历史、文化乃至整个宇宙间的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大的视野，即从文化诗性的多维视角来研究散文的自由精神，这样也许会有新的收获。再说感应和诠释民族的文化人格，这也是文化诗性不应忽视的问题。因为诚如上述，散文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渗透于文化之中，而文化包括文明一方面是人创造的，另方面文化又不断地改造人、塑造人。一部中华民族的散文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发展史和演变史。所以，文化诗性的一个任务便是通过文学与文化的诠释，体现出传统文化人格的延续性
与变动性，不仅再现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的内心冲突，同时还要通过文化人格的发掘去再现一种灵性与浪漫，去把握一种社会文化心理和生命价值取向。至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守护，也是文化诗性不应回避的问题。因为文化诗性的价值取向既是面向传统的文化，同时又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参照系。文化诗性正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描述和解释中达到对本民族文化的新理解，并发现传统文化的局限性，从而为传统文化的更新和转型提供现实的策略。最后，文化诗性还要去亲历和感知散文中的“还乡情结”。由于特定的历史将人带离故土，四处漂泊，人失去了根，所以需要“还乡”。还乡就是返回到对存在的源初之思上去，还乡就是寻回失去了的自己的本真，因此还乡便具有了现象学上的还原的意义——这是海德格尔的观点。而在我看来，还乡就是对于童年和故土的怀想。它是以回忆的方式，以个体的亲历性体验去亲近文化、感知文化，并在这种亲近和感知中获得一种快乐幸福与精神上的寄托，甚至唤醒了沉睡着的生命力激情，所以这种还乡在本质上是充满诗性的，它具有别的文化经验所不能取代的独特人生内蕴和审美价值。
当然，由于文化诗性具有广阔的背景和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因此尽管我试图从四个方面来概括文化诗性的内涵，但这也仅仅是管窥蠡测而已，远未能全部揭开文化诗性的奥秘。事实上，文化诗性的内涵和外延远不止这些。比如，文化诗性与文学语言在诗性解释上有何不同，文化诗性与原始神话有什么共同的思维特征，文化诗性在人类文化研究中处于何种地位，文化诗性与西方文化诗学有没有可能构成一种交流的语境，文化诗性在当前颇为时兴的“中国现代诗学”的建构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它是否有可能作出自己的贡献，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做更为深入的思考，进行更为切实的研究。而这，并非本书的旨趣和重点之所在，也非我的才力所能胜任。不过，作为一个对散文怀着梦想的研究者，我打算从感性具体的文化诗性入手，从更加宽广的现代性视野来研究散文，并力求对研究的对象给予充分的关注，同时做出既属于自己，又言之成理的界说。
二、文学阐释中的文化诗性
在界定了文化诗性的内涵后，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文化诗性与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的关系。
必须承认，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文化研究已逐渐取代传统的文学研究而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压倒其他批评模式的批评潮流。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精英文化以及文学史上公认的文学经典没有太大的研究兴趣，而对当下的大众文化，比如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被以往的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或亚文化，文化研究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至于像环境污染、性爱、网络热、广告设计、模特表演，乃至装饰热、手机热、小轿车热，等等，也都是文化研究的解读对象。总之，文化研究不仅关注当代流行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这对于书斋式、象牙塔式的传统文学研究是一种反拨和补充，它有可能使文学研究走向阔大，并更具现实的针对性。然而，从目前我国的情形来看，由于文化研究越来越脱离文本且有无限膨胀的趋势，加之不注重艺术的感受和审美的把握，文化研究已愈来愈变成一种没有诗性甚至是反诗性的机械僵硬的批评概念或批评模式。至于以巴赫金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诗学”研究，在我看来是一种较之“文化研究”更有生命力，也更加符合中国的文学语境的研究。因为文化诗学不似文化研究那样无限地扩张和忽视文本的阐释。文化诗学既关注历史，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又注重文本的审美阐释，特别是注重对人类生命情感的理解同情并由此对诗学的历史进行重写，比如巴赫金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升华出“复调小说”的理论，又将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结合起来，并创造性地提出“节日”、“狂欢化”、“仪式游戏”、“广场语言”、“文学性戏仿”、“诙谐的自由”等等重要的诗学概念。无疑，巴赫金是20世纪最为成功的“文化诗学”理论家，它的成功在于他建构了一个既富思想的洞察力，又是丰富多姿、具体可感的文化诗学体系，而他所创设的对话性、狂欢性、戏谑性和开放性等理论，至今仍然是最富生命活力，最具启示性的文化诗学的宝贵成果。
很显然，我在这里提出的散文的文化诗性与文化研究和西方的文化诗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从文化的立场出发去解释文学作品的生成、特质和功能，并对其进行综合性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的评判。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西方的文化研究主要致力于现代社会的阶级、种族、性别、文化霸权问题，以及意识形态理论包括现代人的精神状态等方面的研究；而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尽管在研究旨趣上与散文的文化诗性十分接近，但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小说和神话传说，其研究带有浓厚的文化人类学的色彩。而我在这里所倡扬的文化诗性的研究对象首先是散文。其次，文化诗性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诗学，也不是建立在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地基上，它更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概言之，这里的散文文化诗性是一种十足中国式的文化诗性。这种文化诗性与我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上，散发着经久不息的芳香；而散文则是诗的延伸，是人类灵魂面对现实人生，面对自然，面对家园的真情流露和生命投入。因此，散文的文化诗性往往追求一种诗、史、思的交融贯通，即通过以诗证史，或是以诗言思，通过感性而具体的历史还原和诗意沉思，去建构一个文化诗性的范本，并由此体现出民族文化生活的性灵，去激活一种自由浪漫的人格精神。应当说，在这方面，我们的前辈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已经为我们开辟了一个优秀的传统，他们无论是“以诗证史”或是“以史证诗”，都试图以诗去筑构历史的氛围和再现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或从历史出发去建构诗的文化精神范式。由此可见，散文的文化诗性事实上有着极为丰富的本土思想资源，它既是一种面向当前的即时性解读，同时也是一种面向历史，面向传统文化的文化精神活动和生命感受。
文化诗性之不同于文化研究，不仅在于它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本土的思想资源之上，还在它特别重视对研究对象进行审美性的文学阐释。文化诗性的文学阐释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诗的体验。诗的体验就是从生活着的个体出发去感受现实和历史，去把握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诗的体验一方面具有内在性、直觉性和穿透性的特征；另方面又需要生命的灌注，需要心灵的感悟。这就为文化的多重理解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通过诗性体验，我们就有可能从深层揭示出文化的本质，使文化更具有诗的色彩。二是文化与审美的交融。文化诗性的底座是历史和文化，然而倘若没有审美的温润，历史和文化可能只是一些干巴僵硬的死的材料，而有了审美，历史和文化就活了起来，不但能给人以美感，而且可以深入人心，给人以智性的启迪。因此，真正具备文化诗性的散文，它一定具有诗一般的生命激情和难以拒绝的美感。它不仅以一种美学的眼光进入文化的迷宫，用诗性的智慧去探测历史的真相，而且饱含着作家的真情实感，洋溢着作家心灵的跃动；同时，它的意象、语言和表达必然也是优美的。总之，诗、思、史三者的深度交融，应是文化诗性的一种有意识的追求。当然，文化诗性的文学阐释还需要借助文化的想像，即通过文化想像将逝去或被人们遗忘的历史文化复活，或通过文化想像去重建一种诗性的文化空间，从而使文化诗性更加具体可感，更能体现出诗的创造的自由与浪漫的精神特质。概言之，文化和诗性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独立存在物，也不是一种单向度的运动，它们是互相渗透互相援引的。因此，“通过文学去观察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与文化精神，同时又通过文化去探究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的内在生成过程，这是一种互动的文化与文学解释方式，它可以使文化解释与文学解释具有一种诗意文化氛围，保证思想的灵性与自由启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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