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时间性的终结与后现代文化症候
作者：王 炎
三
但是，当所有这些表征都被杰姆逊直接归咎于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结构时，我们就不免怀疑，如此无所不包、普遍有效的理论是否会失之简化。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回到《时间性的终结？》的文本，就会发现杰姆逊总是坚持主观与客观的对应关系，他相信有某种客观的、实在的客体存在于现象的后面，它永远是现象变化发展的最终原因。在这篇文章中，文化艺术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它们是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关系总和——之表达，我们要解释后现代的文化现象，就必须首先回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结构。但是，当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时会发现，今天不断凸显的空间化倾向，有它更为深远的思想渊源和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我们不能忽视知识和思想发展的自身逻辑，以及它丰富的内涵。在海德格尔的晚期作品中，早已经开始关注在西方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中，自始至终都孕育着一种实证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包含了杰姆逊用来批判结构主义空间化的思想逻辑，那就是找到一种确定性的、可把握的、静态本质或原因（在杰姆逊这里是经济基础，在结构主义那里是语言结构，而对于德勒兹则是身体）。
这种实证倾向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观念说”的思想之中，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一直在一条不断把捉“存在者”（Das Seinde）的不归途上走向虚无，而忘却了“存在” (Sein) 本身。 这种在“存在者层面”（ontish）上谈论时间性问题，必然会使时间空间化，使存在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以及人类生存的复杂性和可能性简化为杰姆逊笔下所描述的“当下化”和“人口统计化”（demographic）。人们可能会发问：如果说杰姆逊已经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有力地论证了人文主义、现代主义、结构和后结构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等理论都使时间性的言说难以为继，而我们又认为杰姆逊对时间性的历史唯物分析也是“存在者层面”，那么，时间性的问题是否还可以言说？我们如何可能既言说时间性的问题，又能够避免走上空间化（或当下化）的不归之途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再次回到《时间性的终结？》的文本之中，看看时间性这个概念是如何提出的。杰姆逊在总结时间和空间概念时，作了一个两分法：时间是关乎内在性的，与主体性建构直接相关；空间则是关乎外在性的，是言说他者和自然的媒介。在这样的两分法背后有一个启蒙人文思想作为历史背景，在启蒙运动弘扬人类理性的狂飙突进时期，在内在世界与外在现实的激烈冲突中产生了文学的成长（Bildung）主题，这一主题贯穿了从启蒙伤感文学、古典和浪漫主义，以及现实主义等欧洲近现代文学艺术史的各个阶段。成长主题之所以能被不断地讲述，它的哲学和美学基础就是时间性，或者换言之，成长的过程就是主体性建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主人公的主观与客观之间坎坷、漫长的统一历程。如果用卢卡契的语言来表述的话就是：理念与现实之间的最大差异是时间，时间不可逆转地将主体内在世界的一切慢慢地夺走，并将外在世界的异质性的内容强加进来。 在与外界妥协、学习和“成熟”的漫漫旅途中，主人公“成长”了，主观与客观实现了统一。杰姆逊正是以启蒙人文主义的时间性概念为出发点，讨论了当代文化艺术现象。
在杰姆逊回顾现代主义时，将目光落在西方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认知隔绝之上，当殖民地的现实被掩盖，被放逐到西方文明视域之外时，西方在远离现实之上高高地建立起一套内部自洽的、完全抽象的意义整体。这与卢卡契在他的《小说理论》中所建构的现代小说形式的分析模式——即小说诞生于人与外部现实世界隔绝而变得孤独无助，只能在心灵之中建立起抽象、虚幻的意义整体——完全是同构的，而时间性正是架在心灵与现实之间深壑上的飘渺易逝的彩虹。唯一不同的是，杰姆逊将作为宗主国的西方社会放在了卢卡契的小说主人公的位置上，而外在现实是殖民地他者的文明，杰姆逊的理论基点完全是西方中心的。现代主义的意义体系是抽象、虚幻的，因为主观（在卢卡契那里是小说的主人公，而在杰姆逊这里是西方现代宗主国文化）与客观（现实世界）之间的媒介——时间性——是想像的。既然现代主义的想像性意义整体难以为继，结构主义就在主客二元模式中的主观层面上，将心灵中建构的意义体系抛弃，而在语言和符号结构中重新建立起一套意义解释体系。这套体系以符号结构的确定性和实证性为基础，因而必然是共时性的，拒斥时间性所带来的不确定的可能性。杰姆逊犀利地洞察到全球一体化到来，必然带来文化和精神的平面化和空间化，并以美国影片《生死时速》为例来生动地说明（并不像这部影片的片名所指涉的时间和速度的变化）后现代文化就像这部影片一样，只有身体的当下感官整体，它拒绝任何时间性变化的可能。但当杰姆逊撕下身体的“当下化”这一面纱时，却给我们指认出面纱背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这只可捉到的黑手。在他清理了主观层面的种种虚幻的意义体系之后，却把我们带向了二元模式的另一极——“客观”的经济基础“现实”，并在这个实在的（substantial）、可操作的“现实”之上建立起历史唯物的意义体系。
而我们要揭示的时间性却不是静止地躺在主体或客观现实这两极中的任何一极里，相反，它在两极之间的崎岖坎坷、变幻莫测和意义丰富的漫漫长路之中。这种时间性不同于在启蒙人文主义传统中，主体通过成长过程而实现的与客观的统一，也不同于在作品结尾处的主客统一中建立一个自足的、完整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因为这套话语往往掩盖了这一过程中的断裂和突变；我们这里所研究的时间性正是在那裂隙之处，福柯在《何为启蒙？》之中所谓启蒙的那种“绽出”（Ausgang）的状态 ；正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独特的可能性和历史的存在之中；也正是伯格森的不可通约的、彼此渗透的绵延（duree）之中。杰姆逊的结论是正确的，人类不可能回到无过去和无未来的动物的当下性中，但是我们不应仅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寻找时间性的表达，“思”与人类精神性的存在才是时间性的真正家园，强力意志的对自身的确定与超越才是时间性的表达。强力意志不断地确认自己的价值，同时又不断地突破这种确定性而进入更高的价值，这种确定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动态张力才是存在 (sein) 的状态，是时间性本身，它生成着不可预测和控制的新意义。当然，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使人感到不安，但是也正是这些难以用已确立价值的话语来言说的变数，才使艺术作品更生动和丰富；也更能将活生生存在带到我们面前，它能揭掉固定概念和流行观念的面纱，展示给我们一个本真的世界。
与全球一体化相伴随的消费文化，带有自由、民主等一切现代理性的标识，并且看似为现代科技、经济和制度的衍生物。它虽具有现代文明的形式，但却抹杀了文明的主体和核心——人的意义。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生产着现代文明所必须的物质基础，但在这架巨大生产线上，人不会成为产品，不会成为自己的造物。在各种利益和生产的关系所编织的社会中，人的社会化不可能以牺牲主体的特殊性和丰富性为代价，人在社会中通过实践与现实的统一是时间性的，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也必然以表达意义的时间性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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