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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性的终结与后现代文化症候
作者：王 炎
一
2003年夏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美国《批评研究》（Critical Inquiry）第29期发表一篇在英语文学界颇具影响的文章《时间性的终结？》，它实际上也是杰姆逊在杜克大学所做的专题讲座的题目。在这篇文章中，杰姆逊首先对具有后现代文化症候的当代西方文学艺术提出了一系列十分尖锐的问题：如果说现代主义已经在不久前结束了， 那么时间性是不是也要同现代主义一同结束呢？在存在的意义上，空间是否会取代时间？或者，我们至少已经发现时间性变得非人格化了，小说家、诗人也不再费心书写时间了，因为普鲁斯特、曼、伍尔夫和艾略特给当代人留下书写时间的空间已所剩无几了。
紧接着，杰姆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文化形态的划分提出全新的看法。很多人认为时间统摄着现代主义，而空间统摄着后现代主义，但杰姆逊却发现，这种时代划分的背后有着资本运作（如画廊和建筑的设计等）的痕迹，它关系到“价值的重估”——或者说审美等级的重新排序：在现代主义中，诗性的语言以及所谓审美自足的“纯”艺术设定了艺术理论的标尺；而在后现代主义中（虽然自称并没有什么后现代体系），后现代城市空间的经验、空间化的音乐表演和后现代消费形式，以及脱离了画框的、拒绝阐释的当代艺术形象都成了后现代文化的重要景观。杰姆逊在此又一次发问道：后现代的空间为何会优于现代主义的时间？
杰姆逊开始了历史地回顾各种理论对时间性的不同言说，并且以他一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关照了西方社会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全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时间性如何表达了社会经济关系的转型。首先，时间是关乎内在性的，在时间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主体、逻辑、私性、知识、自我意识和欲望；而空间是关乎外在性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城市、全球化、他者和自然。 杰姆逊认为从结构主义肇始，通过历时、共时的两分法将时空统一体朝着向空间化的方向扭曲了。关于现代主义的时间性的分析，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主义在作品中力图表现所谓的“不均衡的生存经验”：即在未完成的现代化意义上，乡村与城镇、殖民地与宗主国、前现代与现代之间强烈的、线性的时间落差。而在前现代消失、乡村生活已经蜕变成残留的景观时，或当现代主义取得全面胜利、所有空间开始同质化时，现代主义者就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所坚持的时间的差异性了。这时，后现代的一代也就自然地摈弃了为现代主义所魂牵梦绕的时间性了。但杰姆逊提醒说，当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制造城市与乡村、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差异时，并没有像这种观点所描述的那样，强调在现代主义文化中置时间于空间之上。而与之相对照，后现代的全球文化却是在空间至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空间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有别于传统帝国主义的全新结构。
回顾传统帝国主义世界的内部，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存在着认知隔绝，殖民地处在宗主国的视野之外。因此，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剥削之上的西方繁荣这一事实就被掩盖了，殖民经验在欧洲本土的空间内是不可见的。正是殖民经验的这种抽象性（它与殖民地的现实完全隔绝）才使宗主国建立起内部自洽统一的、文化取向明晰的意义整体，现代主义也因此被视为在形式上复制了完全抽象化的殖民文化，以及它的活力和意义。
杰姆逊进一步指出，从传统的帝国主义到今天全球化的这一转型过程，正是通讯技术飞速发展，跨国网络信息突然超越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空间屏障，殖民地这一事实透明化的后果。经济上的彼此依赖性使得每个存在于这个星球上某个空间内的人，都与其他的空间有着相互合作的关系。这种认知的透明性必然会伴随全球的一体化，也就是全球美国化的到来。全球一体化的后果就是诞生了一种新的扭曲现实的技术：它压抑历史、时间和时间性；它实现了从抽象的现代主义形式向大众的、表象性（representational）的后现代艺术形式的转化。人们往往误认为朝后现代的转向是回归现实主义，但杰姆逊坚持后现代主义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它仅仅表现现实主义的形象（image）或景观，而不是它的对象(object)，而且还进一步把这种形象转化为标志（logo）。新产生的对立关系如个别主体性与跨国财团、银行和金融投资之间的矛盾取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范畴，或者换言之，地区性与全球化的对立取代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特殊性与普遍性、甚至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两分法。
杰姆逊随后就将所有这些新的文化表征和哲学转向归因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用美国当下的经济中的问题来图解这种关系。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其生产和利润状况来决定繁荣和萧条、股市的涨落、裁员与增员等等问题，而新的资本市场（尤以安然公司Enron 为典型事例）整个颠覆了传统的经济逻辑，公司的资产和股票的价值似乎不再与产品和市场直接相关，而是通过资本运作、套取银行投资和变卖资产等方式来使股票增值。所以现代主义的形式抽象(formal abstraction)（相当于传统垄断资本的价值），与后现代的形象或标志的不甚明了的抽象(less palpable abstraction of the image or the logo)（相当于今天的安然公司完全独立运做的金融资本）截然分离了。这是一种客体(an object) 与对其表述(its expression)的分离，而且表述本身已经自足地成为了另一个客体。这种分离直接影响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经验，也带来了对时间性的重述。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循环与股票市场的活力分离了，每一代人随周期轮换交替变化的政治倾向（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等等）也被打乱了，政治和经济的周期动荡在个体生命历程上留下的印记模糊不清了，历史被大大地削减了——刚刚过去的历史已显得十分遥远，而真正遥远的历史正在被高中历史课本清除了出去。人们对未来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清算，福山乐观地宣布历史的终结，人们的生存经验和存在的时间性被“当下”（present）所囚禁。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以技术决定论为依托，共时地认识今天的世界，以符号学的、或曰能指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signifier) 彻底取代了主、客关系（或曰关联逻辑 the logic of reference），几千年的西方哲学史因未曾将语言置于中心位置而被结构符号哲学宣布为过时！
当杰姆逊将结构主义置于近代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之中时，他发现结构主义曾经有意将各种人文主义的探索边缘化，并宣称人文主义的运行范畴，即从异化到经验等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与各种有关主体、意识和自我的意识形态有某种共谋关系的。结构主义的热潮已经过去了，虽然没有留下多少概念层面上的结论，但似乎人类的经验也随之消失了。尔后，现代存在主义又在“当下”的意义上言说一个独特的主体性，它力图说服我们不再眷顾古希腊悲剧所揭示的命运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也许恰恰是因为当代社会对死亡的隐匿和医学处理，使存在主义将我们的存在与过去、未来完全斩断成为可能，使“当下”囚禁了我们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取消了时间性这一保有独特意义自我的形式，而代之以一种“当下”的时间——是匿名的、不再属于任何可辨认的传记性的自我 (identifiable biographical self) 或个人化的命运 (private destiny)。从存在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人们胜利地完成了“反主体中心”和将主体性平面统计学化（demographic plebeianization of subjectivity）的历程。
后现代主义去掉时间的个人性，同时实现了一种新的私密性和自由，那就是从过去和将来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绝对的“当下”。这种绝对的“当下”并不像现代主义那样指涉着永恒，而是指向物化、指向自己的身体。当然，这里杰姆逊所说的身体是个想像性的概念统一体，是德勒兹所谓的“没有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而不是“身体”一词的所意指的实在 (substance)。身体作为“当下”时间的载体是破碎的、直接感官性的，它宣布了时间性的终结。但吊诡的是，我们却永远无法抵达身体的绝对“当下”，当我们细查了寓言性的身体和它的所指实在时，却只找到了媒介。杰姆逊发现“时间的终结”根本不可能被表达，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简约到“当下”和简约为身体，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类不可能退化回动物世界的直接性（the immediacy of animal kingdom）那里去。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后现代文化的“当下”和“身体”决不是个道德伦理的问题，而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经济结构的时间性表达。
二
《时间性的终结》这篇文章不仅对我们生活其中的纷乱喧哗的现实生活有着极其敏锐的洞悉，而且还带着极其强烈的历史感和终极关怀，对现代主义以来的哲学、审美和艺术思想做出了一个细致完整的分析。杰姆逊将文化、艺术的核心理论问题——时间性，放在一个世界历史、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总和的宏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使时间性这个一直在传统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中被技术化处理的问题，一下子扩展成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历史在文化领域中的表达时，所凭借的唯一媒介。他确确实实地抓住了文化艺术中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并自始至终地以时间性这一视角来贯穿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化分析的全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对现代主义的时间性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卢卡契的影子，也就是卢卡契的早期作品中所强调的现代小说中的抽象整体性（totality）理论。但很快杰姆逊就将批判的锋芒转向从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的一个关键契机——结构主义的兴起。正如杰姆逊所揭示的那样，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所做的一个历史性的工作就是将主、客关系取消，使能指与所指、话语与对象不再相符合，而却将语言（符号）置于中心的地位。这项工作的后果就是对存在的表述共时化和空间化了，人文主义的诉求过时了，存在被“当下”所囚禁，没有了过去和未来。这种结构主义空间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共时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普遍方法论，从语言学开始，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已趋向视共时结构研究为学科合法性的尺度。在人文学科中，共时研究也大有重建学科规范的趋势。在文学叙事理论研究中我们看到，为了解决语意和文本含义的确定性，保罗·利科在他的《时间与叙事》中，鼓励摒弃文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倾向，在文本中挖掘藏匿在形式、体裁和类型等历史中的无时间性（或曰空间化），并且排除归纳法而尽可能接近演绎程序，以建构语言模型， 以便发现讲述的故事中那个深层的无时性结构 。还有当今如日中天的城市空间研究、结构历史学、语言哲学，更不必说大众传媒中的新闻快餐、电子游戏、去历史化的影视作品（这种影视作品的极品就是像《罗拉快跑》和《杀死比尔》等游戏程序化的制作），所有这些“当下”空间化的倾向都构成了后现代文化的重要表征。例如，我们可以从许多冷战后的好莱坞战争片中看到后现代的美国大众文化如何在历史题材中取消历史性。三年前面市的好莱坞大片《兵临城下》（也译做《拒敌于国门外》Enemy at the Gate）是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苏军与纳粹德国的浴血奋战为历史背景的。但是宏大、逼真的战争场面和复杂的历史背景却在这部影片中变成了装饰性的奇观和肤浅的道德判断。一场数百万人参与的、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残酷战争却被这部影片叙述为两个人的战争——一个邪恶的纳粹军官与一个人格正直的（但不一定是政治上正确的）苏联士兵之间的狙击决斗，整个战争史和战争期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在这部影片中荡然无存。更有甚者，《指环王II》本来完全拍成了一部战争史诗式的影片，但为了避免牵扯历史和战争的复杂背景，影片选择了托尔金1954年所著的《指环王》中的无任何历史时间和空间指涉的战争童话，并剔除了原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伦之战的寓言意义，这样可使观众免去思考历史背景的负担。不仅历史与未来的时间性纵深被取消，而且英雄富罗多在这部传记式的连续影片中没有成长的主体建构过程，这个童话英雄完全是个结构性的、情节功能性的因素。战争奇观和特技情节等非时间性的空洞能指构成了这部影片的全部意义，并加上简单的价值判断：人是至善的，怪兽是邪恶的，他们之间如此泾渭分明，没有任何交叉、暧昧和复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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