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异端”的主流
作者：姜玉琴
三、倾斜：诗歌史滑向新潮诗歌史
倘若说《中国当代新诗史》一书，对新时期诗歌的历史走向与价值判断还处于等待、思
考中，那么洪子诚先生出版于1999年8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则标志着他学术思想的现代性转变。
该书并不是一部纯粹的诗歌史专论，但由于作者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新诗并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积累了诸多审美经验，所以诗歌部分在整本书的体例编排上还是占了相当的篇幅。我们就以诗歌部分和前本书作一比较：在整体构架设置与体例编排上，虽然它基本延续使用了《中国当代新诗史》中的结构方式，即把自80年代以来到90年代大陆的这段诗歌历史，分为“80年代的诗”和“新诗潮”两部分。但不同的是，作者在“80年代的诗”中，把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一书中，曾笼统地称之为 “‘复出’的诗人”的这一诗人群体，重新进行了艺术定位与价值区分：一是以艾青、绿原、曾卓、公刘、邵燕祥等人为代表的虽有过其创作高峰，但“他们执著而稳定的思想艺术基点和毕竟是为时已晚的‘归来’，使他们的创作在一个时刻闪射了动人的光彩，同时又成为‘一场浩劫之后的一丝苦涩的微笑，/ 永远无法完成的充满遗憾的诗篇’(艾青：《致亡友丹娜之灵》)”；
⑨另一类则是走出梦魇，回归诗歌队伍后，仍能与时代步伐保持一致的诗人，如牛汉、郑敏、蔡其矫、昌耀等。对同一历史时期中的诗人做出不同艺术走向的区分，比笼统地置于同一框架体系中谈论更能显示出后者的现代性意义。这表明作者已意识到，即使面对的是同一个“‘复出’的诗人”群，也难以再用同一种价值标准来规范了。在传统审美与现代意识之间，作者显然选择了后者。
这即便从章节的编排和论述重点上也能看出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看似是由“80年代的诗”与“新潮诗”两条线索平行递进的，但实际上还是以后一条——现代主义诗歌思潮与创作流派的发展线索为脉络中心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新诗潮”板块与《中国当代新诗史》一书中的“崛起的诗群”相比，不但入选诗人的范围大大缩小，就连像曾风靡一时的“新边塞”诗等流派也消失了踪影。其二，先锋诗人成为涉猎、评价的重点，这在对90年代的诗歌论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诚如作者所说：“在90年代，文学的表现‘内容’被突出和重视，而形式的探索相对地处于‘边缘’的位置……但这并不是说90年代形式探索不被继续……诗歌领域的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翟永明、孙文波、臧棣等，对文学的形式作了‘先锋性’的新探索。只不过，他们在文学界受到的关注，远不如80年代先锋实验那样热烈。”
⑩在该书中，90年代的诗歌没有作为研究对象被充分地展开，但所提到的这些诗人的创作无疑都应该划分到现代主义范畴内。而且，单纯从《中国当代文学史·90年代的文学状况》来看，这也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到90年代后可以追溯到的惟一线索。换句话说， 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只剩下了一个以六个诗人为代表的先锋诗派。
这也是作者面对眼前复杂诗歌状况所做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策略选择。但是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呈现的客观效果却是，新时期诗歌史从最初虽然略显粗陋，但却追求“多元”共存的宽泛史学范畴，一步一步演变成狭指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即单线性精神递进的新潮诗歌的历史了。而我们知道，对诗歌史的梳理、研究与对流派史的辨析、阐述本应是有着严格的区分的。这当然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所独有的特点，在其他专著和大量发表的文章中，也存在着这一问题。
毋庸置疑，任何一种诗歌历史都极大地体现了创造者的个性精神，是一种极具主观意义的叙事话语。然而，当我们走出因文学与政治长期以来互为勾结所造成的心理阴影，以及对之所带来的文学缺陷进行弥补后，再以一种平常之心来看待诗歌史的写作时，不能不感觉到目前所流行的这一史学架构，或者说如果仅仅停留于这一史学观念的层面，不但不能客观、全面地总结新时期的诗歌历史，而且还将会影响到诗歌的进一步发展。
因为，首先，从中、西方诗歌的史学范畴与自身发展规律看，现代主义诗歌毕竟只是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诗歌精神走向与风格流派，而并不代表诗歌这一文体本身；而且，诗人的写作从来都是多维度的写作；诗歌史也从来都是多种艺术样式和风格的集合体。现代主义诗歌不过是该集合中规模较大的一个支流而已；其次，这种以先锋诗派为中心的写作格局，一方面蒙蔽了以“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为主导线索之外的其他大量优秀的现代主义诗人的创作成就；另一方面也掩盖了其他的诗歌派别，以及不依靠于流派支撑而以艺术个体身份出现的大量诗人的存在价值。尤为重要的是，如果继续承续这一写作格局，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现代主义诗歌思潮、创作流派的模糊以及诗人们对先锋情节的淡化，诗歌史应该如何续写下去呢？
中国现代新诗历史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诗歌应该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由地生长。艺术上的多元化共存并非是中庸主义的代名词，而是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矫枉过正”只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特殊文化策略，否则诗歌发展就有可能重蹈现代新诗歌史上另一种意义上的覆辙。
①沈奇《秋后算帐——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诗探索》1999年第1辑。
②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第559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
③吴开晋主编，吴开晋、耿建华、孙基林撰稿。济南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④⑤吴开晋主编《新时期诗潮论》，第9页，第19页。
⑥洪子诚、刘登翰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⑦⑩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P283-P284，P390。
⑧⑨《中国当代新诗史·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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