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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８０后文学命名的意义
作者：江 冰
一、引发文学行动
80后文学命名获得的第一个意义是促成了中国大陆文学界的一次青年行动，一次在极短的时间里打出共同旗帜的集体行动。
不必讳言，美国《时代》周刊对80后的命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80后”不但成为圈内圈外的焦点，而且成为一个正式取代其他称呼被广泛使用的命名。
2004年2月2日，北京少女作家春树的照片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成为第一个登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作家。同时，这期杂志把春树与另一位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写手韩寒称作中国“80后”的代表。这一明确命名与定位，引起人们对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文学写手（简称80后）以及他们的写作行为与作品的关注，关注迅速地从网络、从圈子上升至读书界、文学界。
80后并非腾空而起。
假如以《时代》周刊命名为界，可以分为“命名前”与“命名后”两个时期。
“命名前”80后文学依赖两个平台成长，网络与《萌芽》杂志。
首先是网络。可以说没有网络就没有80后，如今赫赫有名的80后作家，无不是早几年就驰骋网络的少年骑手，各人在网上都有一批追随者。不少人是在网上“暴得大名”，然后才由出版商拉向出版物，从而名利双收，获取更大声誉的。比如春树，2000年17岁时写出《北京娃娃》的前后，就以另类、出格被列为用“身体写作”的“上海宝贝”卫慧的同类，引起广泛争议。比如李傻傻，其作品专辑被新浪、网易、天涯三大网站同时推出。网络成了这批少年作家宣泄、倾诉、表达欲望的最佳平台和自由成长的空间。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网络正好是80年代出生的这批年轻人共同的空间，这保证了80后文学成长的土壤以及庞大的读者群。
其次是《萌芽》杂志。在中国目前文学杂志极不景气，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萌芽》杂志得益于一个策划，即“新概念”作文大赛。80后代表作家中有相当一批出自“新概念”。比如，韩寒，1999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郭敬明，新概念第三、四届一等奖得主；张悦然，新概念一等奖得主；周嘉宁，新概念一等奖得主；蒋峰，新概念一等奖得主；小饭，新概念二等奖得主。应当承认，“新概念作文大赛”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策划，它富有创意地整合了多种社会资源，巧妙地利用了现行大学招生制度以及广大考生与家长的心理，既相左于当下“分数教育”的呆板，为少年写手尽情挥洒才华找到了一个宣泄出口和展示平台，又因大学的介入获得高考优惠待遇而形成有大回报的激励，抓住了广大中学生及学校的“利益点”和眼球，并能迅速地连接市场，80后的写手们借此台阶，平步青云，进入文坛。
在青春少年已成气候之时，《时代》周刊的介入，“命名后”的迅速崛起与集体登场，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由于“命名”者有意或无意对后来被称作“偶像派”的偏向，因此，此前数月《萌芽》网站已展开的争论烽火再度点燃，且急剧加大了讨论的范围和激烈程度，韩寒、春树、郭敬明能否代表“80后”成为争论焦点——
2004年3月9日《南方都市报》作了题为《80后文学：未成年，还是被遮蔽？》的报道，对这场争论进行了梳理，首次明确提出“80后”作者“偶像派”与“实力派”的划分，并分别列出两派的名单：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孙睿等人属于“偶像派”，而李傻傻、胡坚、小饭、张佳玮、蒋峰则被归为“实力派”。
2004年6月，由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代表作家马原主编的《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面世，马原作序，大力推出“五虎将”：李傻傻、张佳玮、胡坚、小饭、蒋峰的作品。
2004年7月19日，中国文联出版社主办的“80后读者见面会暨《我们，我们》（80后文集）首发式”在北京举行，号称“73位80后作家集体登场”。当天下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以该书的出版发行为背景，邀请评论家白烨、作家莫言，以春树、李傻傻、彭扬、张悦然等作者为嘉宾，制作了一档名为“恰同学少年——关注80后的一代”的专题节目。
至此，“80后”局面形成，完成了由网络的自发写作、零散写作向文学群体的过渡，正式进入文坛。
这一由“命名”所引发的迅速过渡，也给媒体和出版界带来一次冲动，一些自诩为“先锋姿态”的报纸急不可耐地宣布“文坛已到了以80后为中心的年代了”。出版界更是看好“命名”后的巨大市场，期望在韩寒、郭敬明出版奇迹之后再创高峰。80后写手的长篇作品大规模登陆，周嘉宁《女妖的眼睛》、蒋峰的《维以不永伤》、张悦然的《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及《重金属》、《被爱打扰的日子》、《夏天在倒塌》等相继面世，外在于文学的包装、炒作，时尚的因素明显可见，被称作“青春玉女作家”张悦然的《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配有多幅类似明星照的华美照片，策划者指称此书为“最新图文集”，“优秀而奇特，是当下最时尚最高贵的文字类型”。就连以“实力派”标榜的《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5月第1版）不仅以著名先锋作家马原主编并作序，而且找来著名评论家陈思和教授做后援，其包装倾向也是不加掩饰。可以肯定，这种“包装上市”的倾向将愈演愈烈，利益驱动的竞赛，行动及时快捷，“与时间赛跑”已成当下80后文学的特殊景观，由此看来，命名所引发的文学冲动也是时代的产物。
二、谁来担当命名？
“80后”命名前后，关于谁来担当80后，以及谁能代表80后的争论异常激烈，但在命名后的第5个月，“抛弃命名”一说公布，使我不由得联想到《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描述的“一用即扔”的现代消费观念，大有轻率之嫌。
被称作“偶像派”的几位少年直接被冠名80后，也许是出道早，知名度高，作品销量大的缘故，他们的态度相对平和，曾经几度排在畅销书头一名的郭敬明表示：“每个人写的东西都是千差万别，因为每个人的生长环境是不一样的。他笔下反映出来的世界始终是他自己思想下的世界。有些人喜欢按年龄来划分出我们这些8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称之为80后。80后其实并没有一个整体定型的风格。我和春树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我个人认为80后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成立的。”“有些人的作品有一定的高度和思想，但是有些人的写作纯粹是爱好，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后者，我在文学上没有过多的追求，我觉得就是一种生活习惯。”关于“谁是80后文学的代表”，郭敬明表示，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的写作各不相同，本来就不能互相代表，春树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讨厌当什么‘80后’的代言人，因为我并不了解他们，当然也无法代表他们。”与此同时，她也相当自信，认为自己的写作是走在同龄人前列的，是“偶像和实力”的结合。至于商业化的指责，郭敬明说：“一个作品卖得好就是商业化，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一个作品卖得不好，就很有高度？我觉得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了。”退学写作的春树则相当实际，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时代》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的小说。我在台湾的出版商，知道我上《时代》，立刻加印了我的书，这是很实际的。所以即使是被误读，我还是很高兴。我不能得了便宜又卖乖。”
“偶像派”之外的80后写手们反应快且尖锐，春树刚上《时代》封面，“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得者AT即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谁有权力代表“80后”发言？》对春树等人能否代表80后以及80后文学提出质疑。文章被多家网站转载后，争夺“命名”的话题急剧升温。自视为“实力派”的少年作家则态度激烈地自我辩护，张佳玮郑重陈述道：“请不要误会80后写作就是肤浅的，就是单一的，就是低俗的，就是孩子气的，就是商品化的，也请不要误会所谓文学就仅仅是叙述完一个故事、抒发下感情、让人领悟人生的体式，”同时他有意将这些误解归咎于那些具有商业化色彩的写手。小饭甚至直指“偶像派”：如果人们印象中的80后文学就是传媒所宣布的这样，那是一件很丢脸的事。韩寒、郭敬明等人写的东西称不上文学，只是一些廉价的消费品，他们打着文学的招牌却靠一些文学外的因素吸引注意，而这些被偶像化的写手，遮蔽了80后写作中富有创造力的部分，混淆了80后写作的真相。小饭和张佳玮一样，对80后的写作相当自信：“我们接受的信息和阅读面都相当广，而且作品质量也是前辈在同一个年龄段所无法比拟的。”“将来80后肯定会出现一些站在世界文学顶端的人，他们是无可替代的。”（以上言论参见《南方都市报》2004年3月9日）
四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2004年7月8日，在上海作协召开的“80年代后青年文学创作研讨会”上，80后代表作家蒋峰、小饭、陶磊及众多80后写作者，首次集体向评论界及文坛表示和韩寒、郭敬明等先期走红的80后划清界限，并表达自己对80后这一概念的反对，在随后的媒体采访中，李傻傻也明确表示：生于80后的写作者要想真正地创作而不只是期待市场的宠幸，就必须抛弃所谓80后的概念。李傻傻甚至主张废掉80后概念。同样被邀请上中央电视台80后专题节目的作家李萌表示赞成李傻傻的观点，她认为在80后这个概念的掩饰下，那些媚俗的、浅薄的、不合格的文学产品也堂而皇之地装进了这个箩筐，这就使得人们对所谓的80后文学产生了偏见。（参见《南方都市报》2004年7月23日）
为什么自我否定？而且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忽然变脸？仿佛昨天还在争夺一面旗帜，争“偶像派”还是“实力派”的代表，今天却恨不得连这个代表席位都彻底取消！
“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是有人占了便宜，有人占不到便宜？面对80后大群写手，“80后”的命名显然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过河拆桥”，“升级换代”，抑或是“公共汽车心理”：我得上，拼命往上挤，挤进了，人太多，其他人别上！或者更进一步，这车太挤，我得换辆新车！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真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值得庆幸的是“80后”如今有了不同前辈的更大的选择空间。
20年前很有几分“叛逆”的著名作家马原动作敏捷，他比那些仅为80后作品写序褒奖有加的名人更具行动力度，不光说，还真干，编选了“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以自身的名誉和实力担保“20年后的又一群好汉”的文学品质，并且明确了2004年“实力派”与20年前的“1984年”的某种承继关系。马原是善良的，他的好意其实除了表面上的提携后生以外，依然暗含了对80后“偶像派”商业化、明星化写作的一种贬抑。文坛自有文坛的门槛，批评界也有批评界的规范，这都不难理解。在文学以及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甚至还是必须的程序，关键仍然在于80后命名的涵义，可以肯定地说，80后不是年龄段的概念，同样也不是商业化的概念。
三、命名的误读与不确定性
美国《时代》周刊写道：“《时代》周刊2004年2月2日封面人物春树所在的这个国家，年轻叛逆者的数目正如此迅速地扩张，就像美国当年‘垮掉的一代’一样，他们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名称：另类。这个词曾经是贬义的，意指品格低劣的流氓，但是在最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中国最权威的字典）中，对‘另类’的解释则是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
与西方的叛逆青年不同，中国另类的主要方式是表达而非行动。”
同时这家杂志把春树与另一位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写手韩寒称作中国“80后”的代表，虽然《时代》周刊并非专指文学，但可以为我们考察80后提供一个参照。
我注意《时代》周刊的关键词是“另类”，而他们的评判标准来自于美国当年“垮掉的一代”。且不论美国人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这是一个既疯狂又执着地向全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的国家），这可能会陷入更为复杂的话题，也不谈误读的因素，只说“另类”对于文学的意义。我认为，《时代》周刊对“80后”的命名，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另类”这一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意义，至于“年龄段”只是一个限定词，更多地指称在于社会学上的“代沟”与文化学上的“亚文化群落”。
在集中阅读了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周嘉宁以及“实力派五虎将”的代表作之后，我更加确认了对《时代》周刊“命名”的认识，并形成如下初步想法——
第一，80后的“命名”可由春树、韩寒来担当，原因在于他们的作品的本质是“另类”的姿态。80后文学还可以复盖郭敬明、张悦然等人的部分作品——那些带有年轻人叛逆性精神的作品。“另类”不但是80后的存在理由，而且在80后写手们的作品中也只有春树、韩寒等人创作的作品具有相近的“另类”主题和“另类”风格，对于一种带倾向性的文学创作而言，相近的主题艺术特征显然比作者相近的年龄更具文学意义。春树的《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韩寒的《三重门》是代表作，这一路文学更似青年文学思潮的一个雏形，自有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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