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狂欢与三重出走的人
作者：白 浩
现代派形式主义试验如果说更多地通过精神的变形——形式来表达这种对缺失的绝望的话，那么新新人类则放弃了这种宣泄排解式的形式主义情结，而以通俗文艺的方式直接传达他们的选择——行动，以作为真实的人生活化的人来拥戴欲望，回归欲望，回归快乐。他们从情绪化投射的文本狂欢走向了“实事求是”的生活纵欲、行动狂欢。在“五四”时期同样在性问题上“出格”的郁达夫《沉沦》、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同样是“魔性爆发”，他们是“叛逆的绝叫者”，而今天的新新人类同样叛逆，而且也同样有绝叫者的意义深裹其中。在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新新人类的行为叛逆是对缺失状态与缺失体制的叛逆，是对快乐原则的回归行动之一种，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要说，它意味和预示着人类发展未来方向之一种，并由此而具有不可抹煞的存在意义。
但是，这毕竟只是一方面。从另一层意义上来看，即从读者（接受者）角度来看，狂欢化人格又是一种新的出走，是对原有体制、规范的背叛，对于早已惯于生活其中的接受者来说，这种出走同样意味着一种缺失而带来不安，并进而引发非难。尽管我们已经说过这种体制、规范本身是对快乐原则的放弃，是一种痛苦的缺失，但人类毕竟已经在这个或许当初仅想栖身一晚的破棚中误把杭州当汴州，一呆数千年而成为新的家园了。所以，这样一来，新新人类的行动选择就既是一种回归，又是一种出走与缺失了。如果玩弄一下文字游戏，那就是对出走的出走，对缺失的缺失。正是在多重出走—回归意义的复杂文化背景中，力行与痛斥交融一团。
事情不仅于此。在新新人类作品中，纵欲者终归于毁灭，出走者终归于回家，叛逆者终归于心灰意懒，这是新的一种悖论。一方面是对于人类体制规范出走的惩罚与回归，是对出走—回归游戏模式的完结，从而令由叛逆刺激起来的愤激、痛苦终于得以一定程度的平息。而另一方面，这又是作为对出走的惩罚而留下的痛苦结尾，意味着对于回归快乐原则行动的惩罚，对于先前行动选择的惩罚。无论哪一种意义上的惩罚，都以痛苦而收场，都为人类痛苦的山头上增加了一点新高。故而这很难说是该喜还是该悲，在回归所带来的短暂快乐后复又陷入的是——更加永恒和更加无助无救的痛苦深渊。如果同样用文字游戏式表述的话，那它是对于出走的出走的又出走，即三重出走，第一层是由快乐原则走向现实原则，第二层是对现实原则的抛弃走向纵欲狂欢，第三层是对纵欲狂欢的否定，即再再度的出走，亦即对第一层出走的回归，亦即重又回到缺失状态的人类规范之中去也。这里，他们共同演绎了人类所谓丰富的文明与丰富的痛苦。三重出走的人从不同形态构成了复杂的时代人格生态系统，而顽主型狂欢化人格仍是个未完的叙事，我们只能继续关注他们的出走与回归。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文系）
①、②［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8页，第130-131页。
③［美］弗洛姆：《逃避自由》，朱明启译，《弗洛姆文集》，冯川主编，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④［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刘琦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⑤、⑥［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页，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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