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历史的命运化写作
作者：路文彬
此刻看来，历史“戏说”所显示出的某种超越，正日益沦落为一种缺失责任感的冷漠。它曾经蕴涵的深度努力，如今不过是之于灵感枯竭的虚伪掩饰。其趋于遗忘、趋于轻松的快乐原始动机，现在已不再是对缓和历史严肃苦难压力的承担；而是企图将个人永久凌驾于历史之上的权欲膨胀。这一功利主义的历史认知倾向，至少更加表明了我们仍然匮乏对于历史的命运体验。而充当历史抑或命运主人的野心，则不仅完全败坏了我们同历史与命运间的亲和关系，甚至还严重制约了我们对历史与命运的深刻把握。就艺术层面而言，当今中国历史文学创作中普泛存在的那种撼人心魄悲剧艺术力量的缺欠，其实质往往便是出于一种命运感的不在。命运机制中富有的那种复杂且奇妙的深邃内涵，正是因此才被我们一一逐出了历史的视野。那么，当我们同历史的关系变得愈益紧张的时候我们针对历史的理解和表现，实际上也只能一概流于肤浅和简单。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既在于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长久以来对于命运力量的无视，同时亦暴露出了我们对于历史话语之中命运本质的始终无知。
曾经支付的历史代价可以向我们证明，同命运的激烈对抗无非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挑起的一场永久性暴动；它注定要将暴动者拖入挣扎无望的沼泽汪洋。即使能够人为取得暂时的胜利，胜方也无法就此收获一世的安宁。因为这场看似充满正义的暴动，可能压根就是指认错了敌人。毕竟，命运是从来不会以一种故意与我们作对的身份正式登场的。当我们自以为在同命运勇敢抗争之时，我们似乎没有想到，这种抗争行为本身同样也属于我们的命运。命运的处境并不是与我们相对，而是将我们随时随地整个包容。或者说，命运不是我们的对象，而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中。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只能从属于命运。基于此，可以说命运是促成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本质。从这一意义上说来，同命运为敌实质上便是同我们自己为敌。所以，黑塞曾告诫我们：“谁已对命运有所认识，便绝不会要求改变命运。希图改变命运是一种道道地地孩子气的奋斗，人们因此而互相纠缠不清，互相拼死斗殴。”①既然如此，我们也许不该再有何理由执意否定自己和命运之间的那层亲密关系。为了善待我们自己，我们只有同样善待命运。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信仰和诉求。而善待命运的要求也就是善待我们的历史，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命运就是我们的历史，历史就是我们的命运。两者间的此种深刻渊源关系，在德语里有着更具说服力的例子。在德语中，“历史”和“命运”这两个词汇具有共同的词根，前者为Geschichte,后者为Geschick。共有的词根传达的恰是表面上两个截然不同事物的同一本源。
命运最终是以历史的面相显现出来的，历史在成就着我们的同时，也一并成就了我们的命运。诚若别尔嘉耶夫所言：“人的灵魂深处存在某种历史命运。从原始时代到历史顶峰的当今时代，一切历史的时代都是我的历史命运，都是我的‘历史的东西’。”②故此，要认同我们的命运，就必须一样认同我们的历史。即是说，不管何样的历史，都应该为我们所爱戴。即使是有关“鸦片战争”、“日寇侵华”以及“文革”这样迫使华夏民族蒙受巨大痛苦与耻辱的历史，我们亦不应当仅仅剩下怨恨的情感。怨恨只会让我们同这些历史疏运，让我们忘记乃至否认自己在这些历史当中的成长。这也根本就不是一个强者的历史态度，惟有弱者才从来不敢承当自己不幸的历史。要知道，历史作为业已发生的事实，我们的怨恨或厌恶对其都已不可能构成任何影响，而只能使我们自身受到伤害。贬损历史不会令历史有所损失，而只是让历史的继承者承受损失。可我们的历来习惯却是善于认同辉煌/美好的历史，拒斥受挫/罪恶的历史。这也就是说，我们一向是不自觉地怀着弱者的心理在面对自己的历史的。当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被记者问及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时，他这样回答道：“奥斯维辛是我最大的财富。如此接近死亡，那是无法忘怀的感受。在那个漫长的瞬间，生命从未如此美丽。”③不难想见，对于历史毫无命运感的国人，是会很难理解和接受凯尔泰斯·伊姆雷的这番话的。在我们看来，如此可怕的历史留给我们的理当只有愤怒唾弃，怎会还有什么“财富”和“美丽”？
对于受挫/罪恶历史的这种拒斥，应该说同我们过去一直反抗命运的历史有关。特别是在我们拥有了历史唯物主义信念之后，一切神秘主义的情绪统统不再可能博得我们的敬意，被舍勒形容为“灵魂的羞涩”的那种敬畏情感亦因此从心理上为我们所彻底摒除。④这种信念转换招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命运所含有的某种神秘意味势必要遭遇我们的坚决抵制。我们仅仅允许自己将命运视为一个认知的对象，而不是一个情感的对象。换言之，理性的批判态度决定了我们绝不可能把命运当成一种信仰。这也就预示了我们同样不会以情感的方式处置自己的历史。而理性的冷酷本质，归根结底又只能愈加放纵我们对于历史的挑剔。“新文化运动”的理性主义启蒙指归，正是在此意义上致命地削弱了我们之于历史的情感，割断了我们与传统的血肉联系。别尔嘉耶夫也曾指出：“‘启蒙’时代否定‘历史的东西’，把‘历史的东西’作为特定的现实加以否定。它分解历史，解剖历史，使人的历史不再是使之成其为‘历史’的那种原初的完整的现实。它把人类精神和人类理智与‘历史’分开。”⑤
应该正视到，对历史的这种挑剔态度会极易加重我们对于历史的功利主义心态，乐观主义的历史书写习惯，实际上就是功利主义心态的必然反应。这一心态一般总是倾向于从有利于我们自身的角度去观照历史，因此善于有意无意忽略历史之中的严峻事实。而当噩梦被视为黎明梦醒之前的必然过渡时，它的偶然性与悲剧性意义探究将注定遭致搁浅。噩梦是由于梦醒才存在，不是由于其本身而存在，这种历史目的论的解释方式不单简化了历史错综复杂的进程，还从根本上制约了我们的自我认知能力；因为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我们并没有能够挽留住历史详尽的印迹。此外，既然我们一味只突出当下的这一刻，以往所有时刻便都被弱化成了它的一个背景或前提了。但是，就在这一刻愈发璀璨的同时，过去那诸多时刻却在无声无息地暗淡下去。历史也就是这样为我们轻而易举地忘却的。如今，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抗日”历史健忘症的情热在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当中愈演愈烈。究其原因，这也许可以归结于我们宽容仁厚的民族心性，也许是由于我们不太经心的易于忘记。但不管怎样，像《地道战》、《地雷战》那样喜剧化的历史处理方式，除了让我们在笑看敌人那被蓄意丑化了的愚蠢表演的同时，越加为自己算不上幸运的胜利深感洋洋得意之外，又能让我们从这段历史当中收获到什么呢？而如此简单肤浅的历史书写，又是不该从前面所提及的民族个性中去寻找借口的。因为在这些极尽渲染仇恨之能事的历史文本里，我们并没有从中目睹到什么“宽容仁厚”抑或“易于忘记”的迹象。可有趣的是，这种仇恨却没能真正帮我们铭记住历史。在纵情陶醉于“前途是光明的”这一自我历史允诺之时，“道路是曲折的”历史实际则为我们渐渐遗忘了。无论如何悲苦的历史过程，都可以令我们凭借胜利的结局将其“一笑了之”。所以说，大量《地道战》、《地雷战》之流行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的文本，对于深化国人苦难历史记忆显然是有害无益的。当然，这里的苦难历史记忆也不能只是单纯的仇恨记忆，它更应当是一种同命运有关的记忆。
然而，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迟迟不见命运的记忆，早年的“天命史观”看似认可命运，但深入骨髓的乐天主义及历史循环论信条却压根消弭了命运固有的悲剧性内涵，同时也远离了历史本身的真谛。况且，那时的历史叙述也还只是停留于事件的表面记录，未曾上升为针对个人的关注。故而，人的命运自然很难透过历史的进程昭示出来。直至“反思文学”这一年代，历史的深切情感方开始在张贤亮、王蒙等少数作家的文字中显露出来。此种情势再次印证了苦难对于历史意识的催生，表明“人是通过自己的苦难来把握历史实在的”。⑥知识分子们于新中国初期遭遇的崎岖经历，俨然强化了其内心的历史体验；促使其在历史之中依稀感受到了某种属于本体层面的东西。可是由于他们的历史叙述执着的依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个人的命运感并未能在这里得到充分宣泄。如《灵与肉》（张贤亮）的主人公在最后时刻对于世俗幸福未来的拒绝，以及对于多难现实的坚守，其实呈示出的恰恰是个人对于历史情感的无力挣脱。那片贫瘠土地上的艰苦生活作为一种沉重的历史，已经无可挽回地铸就了主人公的命运。它在开始的时候接纳了他，而开始处也往往预示了一个人的结局。这便是宿命的力量。那与其说是主人公的抉择，还毋如说是命运的抉择。主人公属于他的历史，他的坚守抑或说回归只不过是他最终没有抛弃自己而已。但《灵与肉》的作者却无意正视此种来自历史命运的力量，而是站在“人民史观”的高度之上，经由主人公的心理向劳苦大众表达了自己的真诚敬意：“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是劳动者的情感。”作者在此意欲突显的是主人公之于劳动人民的认同，而不是他对于历史命运的认同，结果让我们从中看到的只可能是历史中人的道德炫耀了。即将升华的历史境界就是这样自行遏抑下去的。
同样，王蒙在《布礼》、《蝴蝶》等一系列历史书写里，也着力揭示了历史对于一个人的深刻影响。前者中的钟亦诚那誓死不悔的历史忠贞情感，通过他对现实的执意抵制获致了张扬。尽管他的历史信仰更多地是在释放一种革命激情，却仍然遮挡不住其本人命运的历史生成轨迹。可问题是作者没有刻意去强调历史之于主人公命运的注定性，一味在乎的仅是他对革命信仰的赤诚。而在主人公那不可理喻的信仰里，我们又几乎没有感觉到什么宿命的意味。至于《蝴蝶》里的张思远，则干脆不再像钟亦诚那样继续自己的历史痴情。作为一个处于变革时代的历史中人，他经过短暂的现实困惑，随即便因为找到了历史同现实的内在联系，从而与后者达成了谅解：“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间，在父与子与孙之间， 在山村二郎神担过的巨石与17层的部长楼之间，在海云的在天之灵与拴福大嫂新买的瓷碗之间，在李谷一的‘洁白的羽毛’和民国十八年的咸菜汤之间，在肮脏混乱而又辛苦经营的交通食堂和外商承印的飞行时刻表之间， 在秋文的目光、冬冬的执拗、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学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的陷阱的桥。”然而，这种乐观的谅解更像是一种妥协，张思远于历史和现实之间洞见到那缕联系，也更像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托辞。总之，由于作者对国家时代话语的依从，他所触及的深层历史命运内涵最后只能浅尝辄止。
这时，在自近代伊始的历史进化论信仰指导之下的整体时代追求，迫使真正的历史情感认同只有以保守主义的面相呈现出来了。李杭育在“寻根文学”时期推出的《沙灶遗风》和《最后一个渔佬儿》，唱响的正是一曲历史的挽歌。主人公们面对日新月异的巨变式时代，剩下的惟有历史终结的无奈和痛惜了。在相当程度上，作者对于他们历史情感给予了尊重；他没有出于时代认同的功利目的，让自己的主人公在最后那一刻去迁就现实。他将他们留给了历史，留给了他们自己。当历史的航船在现实的海域里触礁之时，李杭育避免了以理性优先的武断理由替看似保守的情感做出选择。只可惜的是，他未能在更深的层次上去追问历史情感的必然；其主人公们的悲剧性命运并没有在悲剧精神的高度上得到认识。并且，由于他是从落魄、失意的层面上去理解历史境遇的，故而在无形之中暴露出了其历史情感信仰的动摇。这也就是说，在历史同现实发生碰撞之后，李杭育一直感觉到的只是眩晕所带来的惶惑；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他都缺少一个明晰而坚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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