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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的视镜：３０年代诗歌中的乡土与自然

作者：张林杰

　　
　　郭沫若也在散文中这样描写了他的生活理想：
　　
　　在这样的穷乡僻壤中，有得几亩田园，几椽茅屋自己种些蔬菜，养些鸡犬，种些稻粱，有暇的时候写些田园的牧歌，刊也好，不刊也好，用名也好，不用名也好，浮上口来的时候调好声音朗诵，使儿子们在旁边谛听。儿子们喜欢读书的时候，便教他们，不喜欢的时候便听他们去游戏……(《行路难》)
　　这种在血缘和精神上与乡村的关联，使得中国诗人与被钢筋水泥隔绝于自然的都市环境、与精于计算、崇尚实利的市民生活态度格格不入，同时，对于乡村的理想化，也与诗人自身的都市境遇密切相关。蒋光慈在《乡情》中通过来自故乡的友人的描述，展开了对于故乡的回忆，他的《哭诉》则表达了落魄于都市中的诗人对于母亲的怀念。这种乡情的牵系，正反映了一个都市漂泊者与精神乡土的深切联系。在都市遭到人生挫折时，诗人们就往往反顾乡土生活来寻求精神的支撑。就连殷夫这样对都市充满热爱的诗人，也曾以故乡作为批判“吃人的上海市”的标尺；“上海是白骨造成的都会，鬼狐魑魅到处爬行／那得如故乡啊，世外桃源地静穆和平”。这种“世外桃源”的乡村与其说是真实的存在，还不如说是用来衡量都市的道德和美学标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是诗人在狱中写的怀念自己幼年乳母的诗歌，狱中的困境，是他在都市生活中所遭遇的人生挫折，面对幼年时代的乳母那善良宽厚的人格和不幸的命运的回忆，不仅抚慰了诗人挫折感，又为他的受难提供了正义性的支撑。
　　 平庸琐屑的都市人生，让人怀想着乡村蕴涵的自然活力，殷夫《夜的静默》写诗人在“夜不唱歌，夜不悲叹”的都市里，在“闹钟的啜泣充满亭子间”的静默中，听着“巷尾暗中敲着的馄饨担”，对童年乡村的回忆，诗歌赋予了乡村的自然以一种神秘的伟力：“梦的田野，绿的被，送饭女人…，／黑的云旗，风车的巨翼，／青苍苍的天空也被吞吃，／颤动的雷声报告恶消息：／燕儿归，鸽群回，女人回家去，／红的电，重的雷，愤怒的诗句，狂风暴雨之暴风和狂雨”。在对自然之力的渴望中表达了诗人对于沉闷琐屑的都市现实的批判。而艾青《透明的夜》则以都市波西米亚人的眼光挖掘着农村流浪者身上潜藏的狂野之力。诗歌中所表现的不是安土重迁的传统农民，也不是默默承受苦难的坚韧的农民，而是带有流浪汉特征的屠夫，诗人要在他们身上发掘的城市人所缺乏的原始强力，也力图在他们身上展示不羁的现代自由意志。对乡村和自然的归依，也是中国人超越现实的传统方式之一。与西方那种诉诸超验世界或宗教的超越模式不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往往是通过“天人合一”的境界，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的。古朴的乡村、和谐的自然，都成为他们实现这种超越的依凭，其中往往隐含着他们对于理想人生的向往。
　　在30年代，诗人的都市境遇，也强化了这种对于田园世界的追怀。一方面，“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情趣和“暧暧远人村，依依虚里烟”的田园境界，为处于都市矛盾困扰中的诗人们提供了想像空间；另一方面，浪漫主义以来的文艺思潮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对“回归自然”的憧憬，也为固有的田园情结提供了美学“现代性”的支撑。如果说，关注“时代”的诗人们把乡村放到历史时间的进程中去理解，表现了他们对于社会进化的某种信心，那么，虚构了田园生活的诗人，则力图超脱于“时代”之外，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乡村中，去寻找逃避喧嚣都市的审美世界。
　　诗人陈江帆的诗歌《都会的版图》、《减价不良症》中的都市，不是显得冰冷无情，就是患了“减价不良症”，而他的《荔园的主人》、《荔园的恋女》、《夏天的园林》等作品中的乡村，则洋溢着异域风情和田园诗意。在史卫斯、侯汝华、常白、吴奔星、南星等诗人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充满田园情趣的诗作。就连徐迟这样沉湎于都市情调的诗人，也在《春烂了时》中，表现了对田园世界的向往：都市中，人是渺小而“不足惜”的蚂蚁，而在“乡间，我是小野花：／时常微笑的；随便什么颜色都适合的，／幸福的。”于是，在春烂了的时候，“野花想起了广阔的田野”。
　　在现代派诗人戴望舒那里，田园也同样是抗拒“近代文明”的依凭；它“是和近代文明绝缘的。让魏尔伦或凡尔哈伦去歌颂机械和近代生活吧，我们呢，我们宁可让自己沉浸在往昔的梦里”。^⑩这种以田园梦境来抗衡“机械和近代生活”的态度，表达了戴望舒与都市生活的紧张。在都市中，他总是处于漂泊无依的状态，他的《寻梦者》、《夜行者》等作品，都表达了这种彷徨感和对精神归宿的寻求。他渴望寻找精神的安顿处，“在那里我可以安安地睡着／没有半边头风，没有不眠之夜，没有心的一切烦恼”(《对于天的怀乡病》)，而田园正是这种精神安顿处的转换形式。 “在那里，—切都邀人入梦，催人怀古，一溪一石，一树一花，山头碉堡，风际牛羊……当你静静地观察着的时候，你的神思便会飞越到一个更迢遥更幽古的地方去，而感到自己走到了一种恍惚一般的状态之中去，走到了那些古人的诗境中去”。¹⁰
　　《村姑》一诗就试图通过具体情境来表现这种“幽古”的境界。诗中为爱情神不守舍的村姑，与诗人在现实中所接触的那些浮华虚荣的都市女性形成了鲜明对照，她身上寄托着诗人对于淳朴情感的期待和幻想，通过这种虚构的乡村爱情，诗人在都市中的情感挫折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升华。《旅思》中那位永远奔波在旅途的“旅人”，可以视为在都市人生中寂寞地奔突忙碌的诗人自况，而开着芦花的家乡则是诗人心中永恒的精神家园的象征。
　　 何其芳笔下的南国风光，则是北平这个衰落颓败的古都的反衬。在他那里，现实中的北平黄沙漫天，气候干燥，城堞颓坏，这寂寞的都市，培植了他那带点病态的纤细感觉，也培植了他对遥远世界的诗意想像，而各种文学作品和童年生活的记忆又为这种想像提供着养分。凭借着这种想像，诗人在诗歌中虚构了与“一层层风，一层层沙”的北国都城完全不同的“热带”和“南方”，这个南国世界具有浓郁的“梦境”色彩。它有着湿润的气候，默默在雨中生长的绿色植物，清澈的小溪，银色的月光，早晨的露珠等等，这些自然意象，构成了一种静悄悄的梦幻般的氛围，衬映着诗人喁喁独语的寂寞。而“独语”的倾诉方式与这种梦幻般的世界相得益彰。在《花环》中，由“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无人记忆的朝露”、“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金色的小花”、“寂寞的星光”等等意象熏染出美丽的氛围，宛如一个存在于梦境中的世界。在《季候病》中，诗人的灵魂在“九月的晴空”中飞翔，“穿过白露的空气”，进入了南国的诗意世界；“南方的乔木都落下如掌的红叶，／一径马蹄踏破深山的寂默，／或者一湾小溪流着透明的忧愁，／有若渐渐的舒展，又若更深的绸缪……”。在《秋天》中，诗人用想像虚构了农家、渔家和牧人的生活场景，勾勒出充满了收获欢快的秋天。在《夏夜》中，诗人则以“六月槐花的微风”、“圆圆的绿荫”“悄睡在翠叶的梦间”的藕花，以及荷叶的淡香等意象来酝酿出一种爱情的氛围，在这些充满“诗意”的虚构世界中，充满了晚唐五代诗词的静谧，也带着“温郁的南方”的梦幻，构成了对北平荒凉的黄沙和沉滞的古老文明世界的超越。不过，虚构的田园固然美丽，但它毕竟只是一个梦境，在现实的渗透下，这种对于梦境的沉醉，是很难维持的。力扬的《枫》一诗，就表现了诗人走出田园梦境，接纳都市现实的过程。诗人一开始以童年回忆中的青翠乡村，来映衬异乡都市的丑陋，这里，“也曾使我唾骂过发明蒸汽机的瓦特／与发现电力的安迪生／他们留下多么的愚行啊——使天空弥漫着煤烟的黑雾／奔驰的汽车把路旁的小草蒙上尘土的面纱”，然而，当诗人带着都市生活的累累创伤回到记忆中的乡村时，他看到的却是一个诗意不再的衰败世界，传统的精神家园已成为废墟，诗意的世界只是一种虚幻，于是，诗人重新投身于都市，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去发现新的诗意：“流浪到这文明的旋涡——机械与劳动所孕育出来的都市／听人海的汹嚣与汽笛的欢叫／看烟突背着辉煌的初阳构出新的图画……”这首诗也是一种象征，它暗示了在现代都市文明冲击之下，“天人合一”的田园世界已经丧失了其现实性。
　　其实，即便如戴望舒这样憧憬着田园的诗人，在现代都市环境中，也已经无法做到“心远地自偏”，他所结庐的人境，永远有车马的喧闹，因此，理想的田园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在《乐园鸟》这首诗中，诗人就表达了一种被放逐在“永恒的苦役”中而无法回到乐园的悲剧感，那个“天”，本身也已经一片荒芜。而《深闭的园子》中，田园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荒寂世界：“五月的园子／已花繁叶满了，／浓荫里却静无鸟喧。／小径已铺满苔藓／篱篱门的锁也锈了——主人却在遥迢的太阳下”而“游子却连乡愁也没有，……／让家园寂寞的花自开自落吧”。在《秋天的梦》中，诗人托意于“迢遥的牧女的羊铃”，要在“轻”的“秋天的梦中”摆脱昔日的沉重，然而，当他的梦来的时候，却依然“载着沉重的昔日”。田园的梦境已经无法为诗人带来真实的安慰。
　　在何其芳那里，对“南国”和“热带”的虚构，也被他1933回乡之后的见闻冲垮了。
　　那次回乡使他发现自己印象中的巨大的童年王国在“我带异乡尘土的脚下／可悲地小”，这种幻灭也带来了诗人的创作的某种改变，“从此我不复是一个望着天上的星星做梦的人”。他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打量着眼前的现实，“我垂下了翅膀。我发出一些‘绝望的姿势，绝望的叫喊’。我读着T·S·爱里略特，这古城也便是一片‘荒地’”。¹¹虚构的田园于是退出了他的诗歌视野，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更多表现古城荒凉的诗歌。这种田园梦的幻灭，实际上是诗人成熟的开端。
　　30年代诗歌中的乡土与自然，是诗人用都市人的视镜观察和想像的世界，它折射着身处都市文化环境中的诗人们“不能复返于破碎的农村，／亦不甘于恶浊的都市”(常任侠《列车》）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以现代文明的取景框在对乡土人生的呈现中表达了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另一方面，为了寻找与“恶俗”都市气相抗衡的道德资源和审美资源，他们又有意无意地把乡土生活方式加以“诗化”。这种精神的彷徨，带来了价值的困惑。反映了处于复杂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中国诗人作为批判主体的尴尬处境，也反映了他们既难于彻底皈依“现代”、又无法完全舍弃“传统”的现代性困境。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书店，1983，P59。
　　②罗兹·墨非《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P14。
　　③转引自蒲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P208。
　　④王亚平《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一代诗风》，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P349。
　　⑤蒲风《关于〈六月流火〉》，《一代诗风》，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P485。
　　⑥朱自清《新诗的进步》，《新诗杂话》，北京：三联书店，1984，P7。
　　⑦臧克家《罪恶的黑手·序》，《中国新诗集序跋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P277。
　　⑧臧克家《十年诗选·序臧克家文集》一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P588。
　　⑨李大钊《青年与农》，《晨报》，1919．(2）20-23。
　　⑩戴望舒《西班牙的铁路》，《戴望舒全集·散文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1999,P22。
　　
　　11何其芳《梦中的道路，一个平常的故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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