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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的视镜：３０年代诗歌中的乡土与自然
作者：张林杰
曾有人指出，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行政和文化的象征，城和乡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城内城外人民的利害是协调的，并未因城墙的存在而被分割”，①在这样的状态下，城市不过是放大的乡村，而乡村则是缩小的城市。城市与乡村的这种同构性，使得中国古代的城乡意识很淡薄，乡村与城市很少作为相互对立的因素进入人们的观念。但近代以后，一些沿海都市在现代性的侵入之下开始畸形发展，在功能、性质和外观上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城市形态，而乡村却仍然处于停滞状态，于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就日益增大。一位美国学者曾这样谈到了30年代的上海与周围乡村的尖锐反差：
“乡村相距不到十英里：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瞧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边界之一。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伸展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在乡村，人们看不到上海影响的任何痕迹”。②
在这里，城市与乡村的同构性，已经被一种强烈的对比所取代：中世纪般的传统乡村映衬着现代都市的孤独，而现代都市的奢靡，又反衬着周围乡村的停滞。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这种戏剧性对比，包含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落后”与“进步”的对立，从而不仅在人们的意识中，构造了鲜明的城乡界限，也构造了一种建立在这种界限之上的对于乡村的想像与诠释方式。30年代后期，艾青曾写过一首名为《浮桥》的诗歌，它以鲜明的对比，表现了诗人对城市与乡村的不同感受。“浮搭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浮桥，既连接着、又分割着城市与乡村。水门汀和钢骨构成的城市守卫着“贪婪，淫逸，荒唐”，又以“金色的梦”和“磷光的幻想”“吸引了万人”，它以“傲慢的喧腾”、呼声和光彩，宣告着胜利与希望，并扩展着它那令乡村“感到畏缩”的力量，而乡村则充满了衰颓的气息：它“已像老人似的衰颓了/它的外表灰白而无光/以冬季的田野／衬托了无比的荒凉／而它的那些房屋／也像是星散在山坡下的／枯草萎萋的荒冢／向苍穹披露着悲哀啊。”这里，乡村的“谦卑”、“贫穷”、“困厄”与“荒凉’，是以城市的“骄傲”、“奢靡”、“希望”和“繁荣”为对应的。正是现代城市文明的畸形扩展，使得停滞的乡村日趋衰颓，也正是城市雄壮富丽的存在，使得乡村显出了它的卑琐和丑陋。这种以城乡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诠释视角，实际上也是30年代诗歌的乡土和自然想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诠释中，乡村和自然是作为城市的“他者”而出现的，而诠释的主体，则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知识分子。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把“乡土文学’理解为城市寓居者对于遥远故乡的情感上的追怀，虽然他说的主要是小说，但这种看法其实也适用于表现乡村题材的诗歌。由于现代诗人大多是游离于故土而身居都市的游子，所以他们对乡村生活的表现往往是“回忆式”的，它常常以往昔乡村的体验甚至是间接的经验为基础，而触发这种体验或经验的，则是诗人在城市中的境遇、感受以及他们经由现代都市文明的熏陶所获得的价值尺度。一方面，现代都市文明为诗人提供了与传统的乡土世界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使他们具有了一种审视乡村生括的新眼光；另一方面，他们在都市生活中的境遇和感受，又使得乡村常常被他们作为与恶俗的都市气相抗衡的道德资源和审美资源，作为寄托自己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现代诗人们把乡村纳入自己审美视阈的时候，都市生活体验和价值尺度实际上就成了他们审美表现的坐标。
二
对乡村现实政治和农民命运的关注，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传统。这一传统在30年代诗歌中得到了延续。这首先是因为，作为一个农业国度，农村的兴衰关乎中国社会的兴衰，而农民的命运也与社会的发展进程紧紧相连，因此，乡村现实和农民命运，必然进入许多具有强烈社会使命感的诗人的取材范围；其次也是因为，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格局中，乡村既是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重要战场。所以，表现乡村生活和农民命运，以揭示社会矛盾、唤起城市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识，就成为一些诗人乡村题材诗歌的创作出发点。在他们看来，乡村的现实和农民的命运是同“时代”同现代文明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时代”这样一个取景框，他们把乡村和农民置于与都市的关系之中来观察，于是，只有反映乡村在“时代”影响下的“变动”，反映农民在现代政治经济压迫下的“苦难”、“觉醒”和“反抗”的作品，才被他们视为“现实”的，也才具有“时代”性。但是，僵硬地运用“时代”的尺度去理解乡村和农民，也常常把乡村的现实变成了都市知识分子理论预设的材料。例如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就这样把农民“时代化”了：……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起革命来，决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农民的智识已不像阿Q时代的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在这种由城市知识分子的“时代”尺度所构想出来的抽象化的农村图景影响下，一些早期的左翼诗歌，把现实中的农民变成了政治理念的符号。如冯宪章的《战歌》中，农民与工人携手战斗：“烧，烧，烧，心火烧，／号!号!号！热血号。/喝罢兴宁老酒长乐烧，／坚持锐利斧头和镰刀/冲破敌人的营巢，／—切取消／一切打倒!不论军阀和官僚；／不论劣绅和土豪；／不论英美日法奥；不论地主和富豪。”
不过，由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把“革命”的重心放在都市，而深受“拉普”文学观影响的早期左翼诗人，也力图在产业无产阶级集中的都市寻找“时代”中心，因此，农村现实生活在早期左翼诗歌中很少得到表现。一些左翼诗人甚至高歌：“我国所有三万二千万农人们！我们走向都会，走向工场，走向机械王国去”，“农村里抑郁的苦闷实在难受，唯有这骚扰的广大的都会才是我们的斗争地”。③
在革命罗曼蒂克倾向遭到清算后，一部分左翼诗人对乡村生活作了更为具体的表现。但是，“时代”尺度仍然是他们观察和理解乡村的依据。中国诗歌会就在“新世纪的意识”的尺度下，表现着他们眼里的乡村。在他们那里，衰落的乡村是同都市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扩张联系在一起。温流《我们的堡》通过市镇与乡村的对比，写出了农村的日趋凋敝：“孩子们没书念了，/在家养鸡，养鸭；/……歌声少了，笑声少了……，／贼多了，叫化多了……，”与这种凋敝相对应的则是小镇工商业的发展：“有了冰室，又有汽车，里面有不少的作乐；新的店子，新的洋楼，起了一座又一座；洋货不停地运来；赌场里整夜亮着灯火……”由此，诗人表现了对都市文明侵袭的批判态度。田间《故乡》呈现了充满灾荒和苦难的凄凉乡村： “当我走上我已不认识的村庄；老年的母亲也逃亡了，乡里看不见一只鸡，一条饿狗，／茅屋塌坍地乱剥着骨架，／路旁晒在太阳下的／那没有埋葬的尸骸!”他同样把乡村的贫困化，归咎于都市资本主义剥削，从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都市： “都市巍峨的建筑里，那里有人，／那里，他们在吸人的血，他们榨死人，也在榨死自己。”这些诗人也同样力图写出现实中农民的“时代”性。王亚平在《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一文中强调，新诗歌应表现“处在重重压榨下的大众，愤怒的火不能再遏止了，为了求生，必然由集体的力量去找出路”的心理，表现他们的“集团性活动”。④在蒲风的笔下，农村不再是牧歌情调的田园乡村，而是阶级斗争的战场，农民也不再是游离于现代文明世界之外的阿Q式的农民，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文明挤压下求生存、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走向觉醒的农民。他们“昔日是卑贱的一群，终日低头屈背为人作嫁衣裳/今天，他们都有新的觉醒：／他们相信自己的伟大力量（《咆哮》）。在《茫茫夜》中，觉醒的儿子已不再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他高叫：“母亲，母亲，母亲，再不能屈服此生／我们有的是力，有的是热血，／我们有的是万众一心的团结”。在叙事诗《六月流火》中，蒲风为了把自己回乡时听来的一个“悲惨的故事”变得更符合“时代”标准，加上了《怒潮》一章，而把其它他认为不调和的东西删去，⑤
从而使这个故事具有了乐观的结局：觉醒的农民，在红军的配合下，打垮了官军，赶走了乡长，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这种胜利的终局，一方面符合传统“大团圆”的审美期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左翼文坛的意识形态标准和现代都市激进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中国诗歌会的另一位诗人杨骚，在长诗《乡曲》中也同样力图表现农民在时代中的觉醒和走向反抗的过程。虽然最后反抗被镇压了，但农民们已经不再“流泪暗哭”，而决心“打碎这乌黑的天地”。
这种以“时代”标准，对乡村“觉醒”“反抗”的叙述，或许反映了某些区域农民运动发展状况，但正如朱自清所说，它“只凭着信仰的理论或主义发挥，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没力量”。⑥臧克家的出现，对于这种情形有所改变。
臧克家声称“我是乡下人，生性爱乡村”，⑦他以对乡村的“忠贞”来表达着对都市的否定：“我把整颗心，全个爱，交给了乡村，农民，所以，我不能再爱城市了”。⑧不过，臧克家虽然是在对城市的审美拒绝中去认同乡村的，但他却并没有因此虚构一个超然于城市文明之上的田园化乡村。相反，他更注重表现“乡村生活的实象”，与那些靠“下乡”或者靠“回忆”来表现乡村生活的诗人相比，他的许多反映乡村生活的作品都是在乡下写成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感受，使这些诗歌比按理论构想来表现的农村更具真实性，在《难民》《老哥哥》、《村夜》、《贩鱼郎》、《老马》、《冰花》等众多作品，诗人都表现了中国农村在军阀混战、阶级压迫下的残破景象和社会世态，也写出了在苦难中忍辱负重的农民性格。这种对于农村现实表现的深切性，使得人们常常称他为“农民诗人”、“泥土诗人”。然而，即便臧克家声称不喜欢“城市”，也不热衷于虚构农民的“觉醒”“反抗”，但作为一个现代诗人，他仍然沐浴着现代都市文明的熏陶，他的眼光和趣味依然带着都市知识分子的痕迹，在他那些表现农村生活图景的诗歌中，这一点也得到了体现。与其他左翼诗人一样，臧克家也力图从“时代”变动的视角去写乡村，他经常提到乡村“破产”一词，试图把乡村的贫困化与现代文明冲击下社会经济的失衡联系起来。他写了农民在社会动乱中的苦难（如《村夜》），写了他们在经济破产和兵匪的蹂躏下，被挤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而向都市或城镇迁徙的历程（《如难民》，《罪恶的黑手》），都反映出“时代”作为一种背景所起的作用。他也同样具有对农民“觉醒”的信念，相信“暗夜的长翼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不久有那么一天》)，期待着农民“有那一天，／心上迸出个突然的勇敢，／捣碎这黑暗的囚牢，／头顶落下一个光天”(《炭鬼》)，这种期待，其实正是30年代都市中左翼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折射。尽管臧克家所刻画的那些忍辱负重的农民形象似乎还保持着“老中国的儿女们”的某些特征，但诗人在这些形象中寄托的感受却是复杂的。这里既有对于脚踏实地的“坚韧主义”价值的坚持，也包含着从现代的价值立场对农民身上逆来顺受性格的批判。这种从“时代”的视野中，表现处在资本主义都市化的蚕食下的乡村现实，并肯定苦难本身所包含的“解放”意义，也是同当时都市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左翼文化观念相一致的。
三
诗人们不仅把乡村纳入“时代”框架中去进行表现，而且也通过对乡村的美化来抗拒都市的恶俗。早在“五四”时代，李大钊就曾这样呼吁青年重归乡土：“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的一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的一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的生活，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⑨正因为城市的“罪恶”、“黑暗”和“污浊”，才使得乡村成为都市人们心目中“幸福”、“光明”、“清洁”的精神家园寄托。这种以淳朴自然的乡村来批判和否定都市的立场 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态度，30年代的诗人也不例外。臧克家的一篇散文就曾这样表达了他从都市回到乡村的感觉：火车载我逃开了都市，朝曦照着大野，大野上是—片绿，一片生机，我深吸一口气，仿佛第一次见到太阳，心也轻松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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