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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文学与文学研究
作者：戚学英
三
文化研究为文学及文学研究疆域的拓宽、文学批判功能的重新获得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为文学及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使文学重新担当起解释现实生活的重任。然而，这种“非文学”化却又引发了文学研究中的许多新问题，它的介入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使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危机迎刃而解，相反，它的引入同时也引发了文学研究的新问题。
问题一，文化批评的引入使文学及文学研究疆域得到扩大，文学与非文学研究界线变得模糊，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学经典神话被拆解，在文学被不断神话化、经典化过程中建立的等级制受到冲击。然而，新的文学研究对象被纳入研究视域中，是否就意味着文学研究从对象的单一走向多元了呢？是不是就意味着彻底瓦解了文学的等级制度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文化热点成为文学研究者们追逐的对象。近年来的文学批评几乎可以用全球化、女性主义、大众文化等少数几个词语涵盖。文学批评的多元性被单向度地对文化热点的追逐与炒作所取代。当下文学作品类型的多样性和作家作品个体之间的差异问题被忽略。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创作者心态的浮躁。于是，当“私人写作”、“身体写作”成为时髦的话题时，一窝蜂的“私人写作”、“身体写作”随之而来，性、身体、女人卧室、私人社交场景充斥在大量文学作品之中。当个人化写作成为时尚时，千篇一律的“私语”书写竟使个人成了集体名词。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神话、新的等级制被确认，这种现象与以往文学批评的神话化、经典化如出一辙，只不过其标准由文化热点取代了文学性标准。文化研究质疑了以往文学批评的标准的同时也在确立着另一种同样偏狭的标准。当文学精英意识被解构，大众文化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之后，旧的文学研究景观被打破，文化资本被重新配置，中心与边缘的鸿沟似乎已被消融，然而并未出现我们所期待的众声喧哗，而是一片貌似繁荣的单调贫乏，新的中心与边缘在文学研究对文化热点的追踪过程中被圈定。
由此，它引发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学研究中新的本质主义的确立？它是否导致了新的政治正确的确立？当文化研究质疑了纯文学的本质论观念，揭示了纯文学概念所遮蔽的资本与权力运作的真相，却往往不经意地掉进另一个陷阱之中，那就是使文学成为一系列被抽空了自身存在的泛文化、泛政治概念。文学研究等同于泛文化、泛政治批评，文学性由政治正确性所取代。作品的价值确立不再由作品本身所决定，而是由其所表现的政治正确性所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下文学文本日渐趋同与粗糙的现象。从另一角度来看，文化研究自以为揭示了为纯文学所遮蔽的真相，重新寻找到了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眼点，然而，其新的政治正确的确立是否能有效承担批判当下为市场意识形态所规训的文学现实？（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当女权主义理论从西方顺利旅行到中国并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镇之后，中国的女性文学却或者成为宣泄对男性憎恨的场所，或者成为以身体取媚于市场亦即男性目光的护身符。另一个例子：当文化研究者们挥舞着“本土性”或“民族性”的旗帜时，“民族性”“本土性”却成为当下中国电影在西方文化市场上收获颇丰的卖点）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集体大逃亡，纷纷从高雅文学的神坛中走下来而“俯就”于文化研究，其背后是否是对市场的迎合，是对新的文化资本的争夺，而并未根本触及到市场意识形态以及中国的真正问题所在？
问题二，对文学审美性的忽视以及阅读实践的忽略是否会使文学批评沦为纯粹工具性？乔纳森·卡勒曾在《文学理论》中关注到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二者分析方式的不同。他说：“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正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文化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象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象，而且它很容易被任何诱惑摆布。这些诱惑中主要的是所谓‘同一性’。这个概念认为有一种社会同一性存在。各种文化形式都是这个同一性的表现，或者叫现象……如果文学研究被归入文化研究，那么这种‘表征型解释’就可能会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特征就可能被忽略，同时文学使用的解读实践也会被忽略。”⑥这种“非文学”思路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相当盛行，分析方法也日益“非文学”化。文学批评不是对具体文本进行解读，而是将文本置入某个大文化命题之中，或者对文本进行肢解，抽取其中的某一点以屈就某一文化命题，或者从某一个细节出发切入某一文化现象，进行关于文化与权力之间的逻辑推断。于是，文学文本遭到了空前的冷落，文学作品意义的“错综性”在对解读实践的忽略中被丢失。文本的丰富性与差异性被文化研究的同一性所取代。在对阅读实践的忽略过程中，文学批评有意无意地丢弃了文学的审美维度。文学独特的形式与包蕴在文学形式之中的个体灵魂也随之被文学批评所放逐。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补充注脚。在文化研究去“纯文学”之蔽时，同样在遮蔽着一些如“个人性”、“审美性”、“形式因素”等合理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文化批评又是以前政治学批评、社会历史学批评的改头换面。
最后，纯文学研究是否丧失了其全部合理性？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是否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统一起来？ 正如南帆先生所说：“独特的形式是文学个性的证明，内心世界是个体不可重复的标记。”“换言之，‘纯文学’概念的出现并不是一次徒劳无益的误会。否弃‘纯文学’庇护的美学个人主义并不是把文学驱赶回粗糙的社会学文献；抗议或者批判不是再度以牺牲文学形式或者人物内心的丰富性为代价。相反，‘形式的意识形态’表明，文学与身边历史的深刻对话恰恰要诉诸深刻的文学形式。”⑦且不说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纯文学所追求的文学自律性依然是一个有待继续争取的理想，在当下的语境下，纯文学所强调的审美性、个人性及文学的自律性仍然不失为对抗文学商业化市场化的有力武器。纯文学与纯文学研究并未终结，终结的只是关于纯文学与纯文学研究僵化的本质论与坚持内/外、审美/政治二元对立思维。文化研究只能作为一种批评的策略而具有其意义，我们要从文学性的立场出发，从文本的审美性出发，走出文本，最终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来。这样才能发挥文学的批判功能，而不是回到庸俗社会学批评中去。因此，在充分开放我们的文学研究的前提下，如何发现并立足于文学本身，关注文学经验本身，在多元开阔的批评视野中反抗非文学性的解释框架，回到审美体验本身，回到文学的内在品质中并充分发挥其批判功能再次成为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①钱理群《重新认识纯文学》，在“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世纪中国》网站。
②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③⑥乔纳森·卡特《文学理论》第23页，第5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⑦南帆《空洞的理念——“纯文学”之辩》，《上海文学》2002年第六期。
⑤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6、17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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