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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失语
作者：曾宪文
受或许
正是这个时代最值得我们珍视的特征。可是，我们的批评家不仅不重视，反而以自己的偏好或为达到某一目的而代大众“立言”，试图扮演社会的“立法者”。事实上，“从五四一直到解放后，大众不是被看作启蒙的对象，就是被当作争取霸权的工具，大众自己的真正的生活，感受与体验并没有多少人去深入地体验和了解——或者精英们是不屑于，或者是有其他的目的。实际上我们说，‘大众’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直是一个不实在而几乎是虚幻的概念，带有很大的想像成分……”⑨但是今天，随着商品经济和消费时代的来临，不再是批评家可以随意“蹂躏”“大众”，而是现实的大众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批评家。而批评家们却未警觉，“以学院化为特征的精英批评……正在使文学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和爱好，正在慢慢切断文学和社会之间最直接的联系，使得文学一天天的‘纯’起来。”⑩结果必然是在自我封闭中僵化。我们一直在强调重视我们民族的、本土的文化，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在哪里？它自然不是在几个民族“精英”那里，而是在大众那里，这个大众不是虚幻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同样，我们的文学的“根”也在大众那里，他们正在关注什么？他们正在读什么？难道我们可以忽略这一切，自诩是在为中国文化、文学的繁荣而尽力吗？在今天的西方学者看来，随着大众普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文学的接受情形是“公民阅读”，阅读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全民性，大众对文学的感悟力并不比专家低多少，更何况文学表现了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
心理学家荣格写道，“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征，我把它称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体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我把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B11作家或诗人以个人身份，表现集体和人类的无意识，由此，大众读者普遍关注、感兴趣的作品，正契合了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就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此类作品归之为“媚俗”。或许我们所忽略的地方，正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所谓雅、俗，纯文学、非纯文学，并非泾渭分明。《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作品在它出现的那个年代是通俗文学，而今天则被看作是雅文学，那么，今天的所谓通俗文学在未来会不会变“雅”呢？在伊格尔顿看来，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文学，也没有永恒的文学本质，或许有一天，莎士比亚的作品会被排挤出文学的大门。
因此，重建中国现代文论，必须对大众读者、畅销文学作品、甚至民间创作给予强烈地关注，在我们忽略的地方焕发出生机来。
三
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实绩为根基，强烈关注大众读者的兴趣所在，是重建中国现代文论的重要环节。除此之外，以非文学系统的视角、进行跨学科的分析、研究，探索文学的独特性和文化性，也是十分重要的。西方20世纪文论从精神分析、现象学、阐释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多重视角介入文学研究和批评，使其丰富多彩，璀璨夺目。中国学者对借鉴他们的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往往陷入亦步亦趋、“食洋不化”的困境。毋庸讳言，在这方面我们先天不足。由于西方20世纪社会文化领域各种思潮、流派异彩纷呈，文学研究也因此而繁荣，但中国长期以来国家体制、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的过多干预、“大一统”思想等等都极大地扼杀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生机，文学研究也就难以与其他学科互相激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
在与其他学科对接，摆脱文学研究的沉闷局面、介入现实热点方面，我们的学者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接受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时，必须把握一个度，那就是立足于“文学”自身，以丰富文学研究为目的，而不是将文学研究作为其他学科的注脚。比如，当今生态问题引起全球的关注，有学者提出了“生态文艺学”的概念，但有的研究落入了以文学研究注解生态思想的窠臼，对丰富文学研究意义不大。如果文学研究盲目跟随社会热点，不仅不能真的有所作为，反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这与以前将文学研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或某种“政治意图”的注脚别无二致。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学研究主动将视野投到其他学科，也显示了开阔的学术眼光，能给我们很大的启迪。事实上，当前中国更为严重的问题不是跨学科太多，而是太少，各学科之间各自为政，缺乏联系。特别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度漠视，这与西方的很多学科都从文学那里寻找材料、理论资源或将自己的理论推广至文学形成强烈的反差。正是这种漠视，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者不得不主动向其他学科——特别是某一时期的“显学”“投怀送抱”，显示出当今文学研究者的焦虑。事实上，换个角度考虑，我们何须“投怀送抱”，文学反映的是整体的生活，而且，文学犹如社会的脉搏，社会肌体的轻微变化都会在文学中反映出来，因此，文学研究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热点”的，只要我们抓住了这一“热点”，它也能与社会热点及相关学科形成有效对接。关键在于批评家也应和作家一样，永远保持一颗敏感的心。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文学研究会不会因此而越界？学术界对此莫衷一是。比如《人文杂志》2004年第5期作了“文学的界限”的讨论，《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也作了“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的讨论，等等。有人主张文学理论成为一种文化研究语境中的理论，有人反对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无限扩大到日常生活。在我们看来，前者不过强调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后者更看重探寻文学自身规律。其实这两者对文学研究都很重要，关键在于你的成果是否丰富了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如果眼光放得更开阔一点，应该说对重建中国现代文论的意义更大。
走出“失语”，即是使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摆脱以往的固定模式，形成自身特色，这就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能以所谓“文学理论的本质”来束缚我们的手脚，也不要划定某种研究对象把自己封闭起来。当每一位学者都有所发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众声喧哗、新见迭出之时，中国现代文论就会自然显示出它的特色，它的话语。
重建其实是创新，以新的角度、新的视野、新的方法、新的术语去阐释文学。如是，中国现代文论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作者单位：西南师大文学院）
①④⑦代迅《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241页，第142页，第227页。
②③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198页，第220页。
⑤⑥B11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9页，第30页，第109页。
⑧李春青《我们还需不需要文学理论》，《人文杂志》2004年第5期。
⑨和磊《赵树理：被“展览”的经典》，《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
⑩马为华《畅销现象：精英批评的盲区》，《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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