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走出失语
作者：曾宪文
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国内一些学者关于如何有效地衔接中国文论传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已经作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思考。①笔者在此不揣浅陋，
亦谈一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
在我们看来，重建中国现代文论只是一面旗帜，一个方向。古往今来，不少理论家致力于建构一种统领一切的文学理论，但不管这种理论如何完美，也不过是体现出不同的阐释角度、阐释方法，或丰富了文学研究的视野，这反而证明了文学的无限丰富性。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于1975年出版《中国文学理论》一书，借用西方的理论模式阐释中国的文学理论，通过中国文学理论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有助于达到一个融会中西两大传统、具有超越特定理论之上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②我们姑且不论是否能建成这样的文学理论，如果真有这样一种文学理论存在，文学理论也就走到了末路，正如我们曾经以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统领一切，而扼杀了文学的丰富性、生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重建中国现代文论就失去了意义，作为一个方向，它必然会使中国现代文论蓬勃发展，作出实绩。正如刘若愚同时指出：“事实上，我并非如此天真，以致相信我们将会达到一个普遍接受的文学定义，犹如我并不相信我们将会达到一个普遍接受的人生之意义的定义；但是，正像我们无法希望找到一个普遍接受的人生之意义的定义这种认识，并不导致我们放弃对寻求人生意义的尝试一样，关于文学的这种认识，并不一定阻止我们企图以试验的方式，提出比现存的更适切、应用更广泛的文学理论。”③重建中国现代文论当然必须立足于既有的资源，否则如海市蜃楼，无论多么美妙，也只是昙花一现。为此，中国学者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梳理中国文论资源。代迅《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就是其中的力作，该著对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进行了详细的历史梳理，对这一过程中的成绩与失误作了全面的评论。从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自清末以来在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西方文论中国化这一过程中的艰辛、焦虑及不可避免的缺陷。既然如此，我们何不换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为重建中国现代文论另辟蹊径，走出困境呢？
不论是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文论，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积累，必然深深地影响他的话语方式。问题在于，我们进行文学研究的起点在哪里？要重建中国现代文论，其基础必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实绩，这一点恰恰为我们所忽略。百年来中国文论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从既有的概念出发来分析、评价文学，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得出有创建性的结论。
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如孪生兄弟，互相依存。一方面，文学理论产生于文学创作的土壤之中，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又在文学理论那里受到启发，但文学创作是根本，离开文学创作空谈理论，如无源之水。“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丰沃土壤，……西方文论植根于西方文学发展的基础上。”④因此，中国现代文论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实绩。中国古代文论使用的传统术语固然重要，但理论术语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阐释文学。术语是不断丰富发展的，只有立足于本时代创作实践的术语，才能贴切地表现这个时代的文学特色。当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形成良性互动的时候，往往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共同繁荣的时候。但自20世纪以来，随着专业评论家的产生，文学评论与创作越走越远。
比如西方“20世纪文论以文学和文艺现象为素材，以非文学艺术的理论为题材，以理论对于文化建设的有效性乃至破坏性为旨归。它更多的是与文化沟通，而不仅仅是与文艺同台表演，弹冠相庆”。⑤但这由此“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做出了痛苦的牺牲，如文学创作在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失重乃至失落”。⑥然而，20世纪西方文论是有着对文学内部研究的扎实根基的，而且在20世纪中后期向文化的转向也换得了文学理论的繁荣局面和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中国现代文论与创作的割裂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它一方面是“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讲到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论运作的基本规则，中国自己的学术眼光与规则被放弃了”。
⑦另一方面是文学评论成为“政治干预”的帮凶。这使得中国现代文论对文学内部的基础性研究很不扎实。目前虽然“政治干预”已逐渐淡化，但不少批评家仍存在一味对作家居高临下地指责、提要求的做法，实际上是“政治干预”的翻版。至于前者，也是以学院化为特征的精英批评的普遍现象，以西方的文学观念、术语来比照、评价中国文学，自然难以完全契合。但有的学者却一味指责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世界一流”的作品，于是呼唤“经典”，呼唤“诺贝尔文学奖”，而没有很好的去探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特性。这使得不少批评不是真正“进入”到对文学创作的批评、阐释，而是超越文学文本本身的“捧杀”或“棒杀”，或一味地玩弄术语。如果对文学内部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扎实，外部研究也难以取得实绩。中国现代文论只有真正“走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深刻体验、阐释出它的特色，才能与作家形成对话，形成互动，也才能促进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繁荣。
二
重建中国现代文论需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实际，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是不是所有的创作都进入到批评家的视野，批评家靠什么来对“现实存在的文学”进行取舍？事实上，“文学理论一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等级观念：通过对文学划分等级而强化社会政治、经济上实际存在的等级制。”⑧如雅俗、精粗、高下这类概念是最显著的表现。这种等级观念往往存在于以学院化为特征的精英批评那里，他们对“民间文学”、“畅销书”、大众读者等极端漠视，仿佛花力气认真批评大众读者感兴趣的“畅销书”，就是把自己降低到大众水平，所以一味指责“畅销书”是商业化写作、媚俗化写作，而不能平心静气地阐释作品本身。这些学者能津津有味地评论《金瓶梅》，却对《上海宝贝》、《女人床》、《说吧，你是我的情人》等避而远之，实际上折射出他们虚伪、甚至阴暗的心理，是为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而作的最后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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