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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声音：联系与隔绝
作者：杜 霞
尽管已有研究者指出：90年代女性写作的“个人化”倾向背后，其实潜藏着的是女性文学的“贵族化”，她们表达的是城市知识女性的生存经验与生存选择，而广大亟须关怀的农村及劳工妇女的生存状态没有得到女性知识界应有的重视。⑦而且“从一些被人们称之为‘女性主义小说家’的作品中读到的，并不是被认定为所谓‘女性’的经验，而是一个女性写作者的经验……实际上，所谓‘女性主义’ 在目前中国，主要是由写作的女性所倡导和代表，而她们涉及的主要是自身作为写作的女人的经验。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写作的女人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的经验，她还仍然有兴趣去观察那些不写作的同胞，那她就会发现这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比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还要大。”⑧
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所暴露出的内在矛盾是毋庸回避的，但问题的症结似乎还不在于是否表达了更广大妇女经验的问题。作为90年代特定精神生活的表征，女性主义写作的“个人化”选择有其合理性的存在基础，简单地用“题材论”加以匡囿难免偏颇。应该认识到，正是在女性主义写作一次次返回自身，聆听自身、表达自身的过程中，这些写作的女性个体重新与自我发生了关联，并作为一种自觉的性别存在进入本土文化和美学的视野。尽管崔卫平区分了“写作女性”和“普通妇女”的经验视阈以警惕那种笼统空泛以偏概全的“女性主义写作”，但她同时也承认“无论如何，这方面的挖掘也是非常富有意义”。
也许，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的真实困境，并不在于她仅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恰恰是女性主义写作的“革命性”所在），而在于这“声音”未能在更深切的程度上与普泛的精神情感联系起来。
“声音”是什么？“声音”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它是“连接内外在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和通道”。“讲话依赖着倾听和被倾听，它是一种强烈的关系行为”，“讲述和倾听是心理呼吸的一种形式，这种在人们中间正在进行着的关系交流是以不同而多样的语言和文化为中介的。”⑨如果说文学在更深刻的本质上是对痛苦和孤独的沟通，那么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背离了她的初衷，拒绝“倾听和被倾听”使之不可避免地坠入了话语的“真空地带”。
由于女性自我已经长时期的迷失，所以一经发现，便引发了更为执着、更为深入地探寻。特别是女性向外部诉求的希望幻灭后，守住自我似乎成了救赎的唯一路径。通过进入女性之躯，坚守内心真实，女性主义文本在自我经验的隐秘领域构建起女性的“自我城堡”，试图凭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抵御女性生存之荒谬和虚妄，抗拒男性社会的压抑和控制。当我们期待着这声音向着更加幽暗隐秘的地层穿透时，却不无遗憾地发现：“声音”在洞开了“自我”的心门之后，却封锁了朝向外界的通道。对性别体验特异性的强调和对个体内心世界的刻意维护，导致了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与外在世界，特别是与男性世界的隔绝——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性别和文化立场上的孤绝姿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主义写作的深度开掘。
对于“女性写作”——这一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已有学者作出了富有价值的辨析。作为这一概念的创作者，当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埃莲娜·西苏（Helene Cixous）的名字通过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而为本土理论界所熟悉时，立即就引起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西苏关于“妇女身体”的论述，几乎成了女性主义批评文本的经典引用，而恰逢其时的“身体写作”也从西苏那里找到了理论渊源，一时间，“女性本质论”者都纷纷把西苏引为同道。但其实关于性别差异和性别本质的问题，西苏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男性和女性都处于复杂得难分辨的古老文化规定的网络之中，孤立地谈论女性，正如谈论男性一样，无法不陷入意识形态的场所中，在这场所中，表现、表象、映象等的增殖预先消解了任何概念化的企图。”⑩
关于“女性写作”的辨析自然会引出对另一个问题的探究：所谓“女性本质”或“女性性征”是不是一种绝对的存在？
应该说，作为对既定文明成规的反拨和男性中心话语的抗拒，女性“性别”的强调，有其文化构设的特殊策略意义。但任何事物一旦矫枉过正，就往往走向其自身的反面。如果一味张扬女性性别的特异性，把两性之间的冲突理解为人类根本性的冲突并藉此与男性决然划清界限，那么女性解放也就必然要陷入对自身目的和意义的消解（因为“解放”不等于“建立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而关涉到女性生存的诸如种族、制度、阶级等诸多社会现实问题也会在“性别压抑”这一绝对而抽象的矛盾之下被轻易地略过。
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肯定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同时也要警惕这“声音”陷入“自说自话”的“话语真空”。要知道，在真空中，“声音”是无法传播的。在人类共同的生存背景上，我们需要感知到彼此的欢欣与痛苦，呼吸与热力，需要血脉的联结和精神的援助。事实上，成熟而理想的女性主义写作，不只是一种男性文化的解构活动，也不是以决绝男性的立场宣扬绝对自我、纯粹的女性，而是超越性别对抗，与外部世界，与不同的性别和精神群体建立起更深切的联系，以自由而独立的方式表达她们对两性共有的世界的看法，探求女性生存的新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唐颖《不要作声》，《上海文学》1990年第10期。
②［美］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1993年版致读者》，第19页，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③埃莲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露丝·伊里格蕾《此性别非性别》。转引自〔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不同的声音》，第13页。
⑤《不同的声音》，第23页。
⑥缪里尔·鲁凯泽《凯特·科尔维兹》，转引自《虚构的权威》，第161页。
⑦李小江等著《身临“奇”境——性别、学问、人生》，第11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⑧崔卫平《步入写作的恐惧》，《青年文学》，2000年第5期。
⑨《不同的声音》，第19页。
⑩转引自赵稀方《中国女性主义的困境》，《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赵稀方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对于西苏的“本质主义”式的解读，主要是因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所收录的西苏的两篇文章《美杜莎的笑声》和《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均是西苏著述的片断（国内还没有西苏专著的译本），带有编选者鲜明的“问题意识”（这本论文集侧重于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中的前沿性成果），而这就势必造成了对西苏的断章取义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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