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自己的声音：联系与隔绝
作者：杜 霞
这是上海女作家唐颖发表于1990年的小说《不要作声》——困厄中迷失的女性在城市的喧嚣与骚动中游走、奔突，而这一声来自“她”心魂深处的“长长的、尖锐的嚎叫”，几乎可以看作是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的一种隐喻。
“发出一种声音意味着是人类。有什么东西要说意味着是一个人。”②沉默太久的女性记忆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后，渴望着更真切，更自由的表达。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女性摆脱与自身分离的压抑状态，重新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的途径。无论是埃莲娜·西苏的追问：“为什么如此看重与声音的联系？”还是露丝·伊里格蕾的断言：“有了声音便有路可走。”③——都不约而同地将“声音”作为表达女性权力的能指。而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也正是在对女性本体经验的表达中，试图建立起与“女性自我”最内在的联系。陈染、林白、海南、徐小斌、徐坤、蒋子丹……以鲜明的女性立场的写作完成了从普泛的女性意识向“主义”层面的进入，通过对女性体验的诉说和对男权话语的质询。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女性因丧失表达的权力而渐渐失去了表达的能力。她们“还通过限制自己的声音，有意和无意地使一种男人声音的文明永久化，使一种基于同妇女分离的生活秩序永久化。”④就这样，在性别关系的认知上，男女走进了不同的误区：“男人们认为，如果他们遵循苏格拉底的箴言认识了自己，他们也将认识妇女；妇女则认为，只有在认识他人的情况下，她们才能逐渐地认识自己。因此，男女在策略上的不谋而合不仅失去了妇女关系体验方面的声音，也围绕着一方的沉默建立起了关系——男人不知道自己已同妇女失去联系，妇女也不知道已同自身失去联系。”⑤
因此，时至90年代，随着对女性文化性别存在的愈加深刻的体认，特别是对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深入思考，关于女性解放的探求，也就获得了远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的观照纬度。发出自己的声音，恢复与自身的联系——成为90年代本土女性主义写作的自觉追求。
在一个由男性意识所维系的世界里，当女性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她必然要经历一番艰难的自我辨认——在体验与现实，认同与怀疑，冲动与禁忌，在自己的声音和经由社会文化所塑造所架构的女性声音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而这抉择往往意味着内在的分裂：“一个女人说出自己生活的隐秘会怎样呢？世界将被撕裂开。”⑥但真实的声音，也正是在对肉身与心魂深切地凝视与谛听中，在“自我”撕裂的痛楚中，获得了喷薄而出的力量。在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中，“声音”从女性的身体和欲望出发，以一种犯禁式的冲动开辟着自己的话语空间。
如果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本土推介的高峰态势还存有记忆的话，那么也就不难为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和批评的精神向度寻找到一些内在的逻辑。以1988年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和1989年《上海文学》的“女权主义批评专辑”为标志，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开拓出了自己的一方话语场。考察一下那个时期的理论译介，会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影响的错接，就像80年代初期中国思想界所依凭的“现代化”理论是50年代的“美国版”一样，我们的女性思潮的接受则主要是对西方60、70年代以来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呼应。如果说19世纪以来第一阶段的西方女性运动是把追求妇女的社会权利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么第二阶段则是在大力声讨男权中心意识的同时谋求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围绕着“性属”（gender identity）问题，女性主义前辈波伏瓦的名言再次显示出它振聋发聩的效果：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这一阶段，性别差异被归结为女性受压迫的总根源，从强调女性生理体验以及想像力、感受力的特异性出发，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宣扬女性文化的独立性，倡导建立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
但实际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已开始由对抗冲突逐渐转向对话互补，由绝对孤立的女性或男性的单一中心化语言，形成一种多元的性别话语场。她们越来越意识到：和谐的生存需要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决绝而激烈的否定与排斥往往会陷入到新一轮的“性别怪圈”中去——这一性别话语的转向显示了西方女性主义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反思与扬弃。但值得深思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本土理论界并没有与这一更富有理性和均衡感的性别构想发生感应，而是选择了更具有革命性和激进色彩的“性属”观和“差异”论，除了理论引进的滞后外，也许更深层的原因，还要到现代中国女性谋求自身解放的“问题意识”中去寻找。
无庸置疑，194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妇女带来了解放和新生，在政治和制度层面赋予了妇女诸多权利，促使并保障妇女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但也正是在这种“大一统”的革命话语的背景下，支配一切的政治权力重构了象征秩序，缓解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冲突，而种种复杂而独特的女性问题也被遮蔽住了，“妇女解放”在政治化的推进中渐渐陷于概念的空洞化。在由“平等”、“解放”所支持的无差异的性别论中，我们听不到女性的声音，而女性，同样也无法分辨自己真实的声音。
新时期社会文化的全面反思与重建也触发了女性意识的萌动。在走过蒙昧疯狂的岁月之后，女性和男性一起体验着“人之觉醒”的阵痛和欢欣，她们竭力挣脱不理想的生活状态，寻找现代女性的真实意义和价值，宣布要“以树的姿态”，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但是，在爱情乌托邦与事业的竞技场之间，她们往往又徘徊往复，迷惘失落，无法确定自己“最后的停泊地”。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中，对完满爱情的祈盼和对事业发展及平等人格的追求成为了女性表达的着力点，而女性内部世界更为幽深复杂的领域还未得到有力的开掘。
那么，何为女性？女性何为？“女性”是否为女性自身所感知？——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之后，中国女界探寻渴望着一番突围，一轮冲刺，一次火山爆发式的大揭密。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也为女性自我的重新发现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话语中心价值解体，文化丧失了整合功能，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悄然弥漫。在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膨胀的物欲消泯着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大众传媒在解构神圣与禁忌的同时，也在缔造着新的神话。感应着特定的时代风气，“个人”跨入了历史的前台，成为新的话语空间中最闪亮的符码。“个人”体现着现世生活的某种自由度，意味着对意识形态虚伪性的嘲弄，对旧的道德规范的蔑视，对公共生活的疏离和对私人领域的捍卫；也意味着对信仰、理想、责任的丢弃，对肉体化生存的迷恋和对精神深度、终极价值的回避。
正是在与当下社会精神生活的同构性感应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选择性回应中，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的坐标系日趋显豁——个人的和女性的。
时光匆促，当“90年代”已成为一个“过去时”而被言说被回溯时，我们也得以在一种有距离的观照中重新思考那一个时期的女性主义写作。尽管尘埃落定，曾经激昂亢奋的种种已归于平淡，但“自己的声音”依然以一种独特的姿态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那是来自“异端”的声音，无论是私语还是直白，无论是低回婉转还是执拗孤独，亦或叛逆无羁、狂放戏谑，都无疑是对既定性别世界的一次尖锐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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