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论电视剧创作中现代传播意识的缺失
作者:熊晓萍
其一,轻视媒介转换。
公允地说,当代作家在近20年里为电视剧创作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了那些改编于古代与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剧集,《来来往往》、《激情燃烧的岁月》、《永不暝目》、《牵手》等一批出自当代小说家的电视剧作品即是成功的明证。
不过,从整体上看,我认为当代作家对于电视媒介的特殊传播还是相当陌生的,尽管作家可以依赖文学作品为剧作提供思想、人物与细节,但作为编剧,如何从纸质媒介转换成影像媒介,大体上说是不够成功的。有一种现象相当普遍,常常是电视剧的导演与改编文学原作的作家共同署名充当编剧,导演的作用显然在于帮助作家进行“媒介转换”。可惜的是,我们国内的电视剧导演多出身于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他们对电视媒介的传播也未能拥有深刻的理解和使用的功力,一个门外汉加半个门外汉,其作品很难达到较高的水平。电视剧艺术功力的不足是媒介转换的第一道障碍。
由英国“10分钟,年华老去”有限公司斥资上亿元人民币,邀请代表当代世界电影最高艺术水准的15位导演,每人各拍10分钟,串成一部150分钟的电影《十分钟,年华老去》,你可以感受这些电影大师对电影手法的娴熟运用,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令人叹服。
相比之下,我们的编剧舞动电视传播之剑仍有几分手生,被誉为中国编剧界高手,《爱你没商量》、《牵手》、《中国式离婚》的编剧王海鸰曾经以亲身体会描述了媒介转换的艰难——
一般来说,写完小说,想写剧本的时候,我得抱一堆剧本看很久,才能进入剧本的叙述感觉。而写完剧本写小说我也得拿着钱锺书、张爱玲看好几天,才能找到小说的语感。开始进入另外一种语境的过程很艰难,《中国式离婚》光第一章就写了20多天。但这两种叙述方式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事实证明也是这样,只要下功夫完全可以成功进行转换。我的原则是戏剧的思想、人物、故事不推翻,但文本全面进行格式转换。把小说不需要的戏剧因素大量删除,小说所需要的心理轨迹尽量丰满。①
另外,目前中国大陆的编剧一般有两种出身:作家;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编剧系毕业的专业编剧。后者因缺少生活积累和艺术磨炼,难挑大梁;而作家,尤其是改编自己文学作品的作家却普遍具有一种心理:文学创作的正宗和最爱是文字媒介,电视剧则是副业,甚至不得已而为之。在电视剧创作上相当成功的小说家海岩就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兴趣在写小说,原因是小说由作家独立完成,而电视剧是由主创人员共同完成,编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传统意义上,小说属精英文化,其显著的特征是具有个性创造力,对社会的批判性。在作家的眼里,写小说是个人呕心沥血的行为,其中的文字凝聚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深刻认识。的确,在传统的印刷媒介中,人类的灵魂、精神都只能用文字来表现。传统文化创作者们具有独创性地将世间万象用文字表现出来,让人们细细品味,培养他们从“现象里面看本质”的思辨力。而以视觉性为主要特点的新型媒介——电视,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读书”变成了“读图”,电视全息化的视觉符号所产生的身临其境感取消了接受者的选择权,造成了对受众认识能力的剥夺。②以市场价值为生产目的,以大众消费需求为生产原则的电视剧,它所体现的世俗、平面、易复制、批量化的商品特点扼杀了艺术家的原创意识。作家王朔曾谈到过他参与电视剧创作的过程:
1989年初,郑小龙和李晓明这一对当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著名的狼和狈找到我们几个,谈到要搞一部电视剧,和以往其他电视剧不同的是这部戏要长,起码40集,要低成本,……郑小龙拿出的故事的核儿或叫设想就是一张小报上几百字的报道,剩下的都要仰仗大家现攒。有一个原因是直接促成他要搞这么一部戏的动机,他们中心在香山新落成了一个摄影棚,必须保证天天有戏拍,这个棚才不会亏本。……这就是大众文化的运作模式了!③
可见,要想在这样两种创作观念极不相似的类型中自如转换,绝非只是技巧的问题。文学创作的正统观念,阻碍了一批作家成为急需创作力的专业电视编剧,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文学借着传统的力量,也从一个方面促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和失衡。我们呼吁作家分流,从传统的“写字”转而“构图”,进入影像、音像领域,传统的职业角色至少可以在媒介转换中,实现人力资源的更大效应,因为,电视时代的市场需求,急需一批既拥有深厚文学功力又熟悉电视这种大众文化的传播规律的现代编剧人才。而且,“读图”并非一无是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并非只有文字的形式,据统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语言文字只占7%,而形体、行为方面却达到93%,只用文字来进行人类的交流是不够的,人们需要视、听的享受,因为它更接近人的天性,比传统文化更易于亲近,这也是为什么电视剧往往比同名小说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比较韩国长篇小说《商道》([韩]崔仁浩著)和由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商道》,我们可以看到编剧的高明之处。既很好地传达了文学原著的精神,同时又根据电视特点,增加了主人公林尚沃朝鲜商场崛起的一系列情节和冲突。其中松房大爷及养女等人物的增加,体现出编剧对电视剧与小说艺术表现之异同的深刻理解。视韩剧改编,可以看到韩国的电视编剧深得现代大众传播规律之精髓,可见中国编剧之差距不在文学而在对现代传播的认识不足。
其二,轻视受众需求。
中国大众传媒向来有重教化的传统。学者指出:中西方在新闻作品的表达上有显著差异,一偏“陈述”,一重“表现”。究其原因,西方新闻业起源于商业需求又经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注重画面的描绘、形象的摄取和细节的描写。中国的新闻业起源于政治需要,主要目的是为政治改良服务,从梁启超到王韬,从《新青年》到邹韬奋,无不以宣传政治主张为宗旨,讲求的是“文以载道”。④因此,同样的题材,国外新闻强调“要表现,不要陈述”,大多细节生动,事件场景如在眼前,充分考虑受众的阅读需求;而中国的新闻作品往往更看重宣传意义,理性重于感性,干巴枯燥缺乏感染力,很少考虑是否好读的问题,其过分重教化的倾向致使其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中国的新文学可说受中国的新闻业影响甚大,正是近代报刊的崛起,才导致了新文学的产生。“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⑤文学与新闻同时担负起民族启蒙的重任,文学家们因而也以民众导师和启蒙者的身份出现。缘于这种“教导者”的心态,他们十分看重传播媒介的力量和自己作为传播者的神圣,因此,媒介就是他们布道的讲坛,受众就是他们布道的听众、授课的学生,洗耳恭听、心悦诚服是受众的本份。加之来源于从孔子开始的“士”之传统,中国的文学家不免时时表露出一种意识或潜意识中的“傲气”。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