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智性的思想散步

作者:杨丽霞




  吕家乡先生最初是以诗歌评论家的身份闻名学界的,《诗潮·诗人·诗艺》、《现代三家诗精品赏析》、《品与思》等深、细、真、朴著作的出版,使他赢得了读者的信赖。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却侍弄起散文,接连推出《一朵喇叭花》、《温暖与悲凉》两本集子,并且渐成“主业”的散文,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以为:从研讨中国新诗,到创作随笔与小品的角色转换,是吕先生生命进入成熟期后做出的明智选择。心底太多的人生沧桑、社会感受,达观冲淡、返朴归真的心境,和散文这种自由的文体有着天然的相通。
  谈及吕家乡先生的人品,知晓他的人无一不跷大拇指。阅读吕家乡先生的散文,也会被它对“此在”人生的凝眸与真诚人格的构筑而折服。在回答《文艺争鸣》杂志的编者问时,他说最敬佩的三个人是人格独立善于思考的鲁迅、敢于坚持真理胆识过人的胡风和时刻拷问自己灵魂始终“说真话”的巴金。其实他身上和文中又何尝没有这三位作家的影子呢?
  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吕先生的散文从不去经营那种风花雪月、饮酒弹唱的消闲文字,更很少做未来世界美丽却虚幻的空头梦想;而总是执着于“此岸”关怀,力求在逡巡于世俗境遇和日常情感,过滤生活的雅洁与诗意同时,体现出一种成熟的单纯的理想人格与思想品位。那份关怀,那份企图是他散文魅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无论是直面、批判现实世界的,还是书写亲情熟人的,抑或是抒发性灵与回望历史的,都概莫能外。
  久居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影响,坎坷人生遭遇的不断历练,和知识分子的身份、立场结合,使吕先生具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常常身处陋室却心系天下,时时放谈社会、文化,纵论人生、历史。1981年,吕先生到延安参加学术会议,顺便去拜谒清凉山上的宝塔,迷途之际问路于农民时,先是不解对方的“冷淡无礼”,继而明白是因为生活艰苦的他看游山玩水的人心里有气。这次经历在吕先生的记忆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所以当2000年他看到一则延安柳林村“村霸”横行的消息时,气愤难捺,挥毫写下了《牵挂延安人》。文章将过去的革命圣地延安、解放后几十年依然贫困惨淡的延安叠合在一起;并以疑问的视角对明天的延安进行展望,“割草的老弟,何时你能绽开笑容呢?失学的娃崽,何时你们能坐进明亮的教室呢?”字里行间溢动的不仅是对老区现实感叹牵念的民本思想,更是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深切忧患。他忧患中国足球,《说起甲A好伤心》;他担心脱离实际生活、华而不实的“戏说”之风对青年学子的误导,指出那样的《“优秀作文”令人忧》;“爷爷考生”、“博导读博”的形式追求让他惊奇、疑惑、深思不已;“贪官的堕落”、“跑‘点’的风景”等社会现象更令他愤愤不平……他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思考的范围之宽广,忧患的问题之繁多,阐发的见解之深刻,以及思想批判的精神之鲜明,都堪称传统知识分子人格光辉的动人闪烁,令人感佩。
  《温暖与悲凉》中最为真挚感人的当推那些描写亲情与友情的文字。吕先生许多充满着儒家伦理亲情韵致的作品,都是为亲人或者友人而写,那些活动在记忆深处的亲人与友人让他的灵魂无法释怀。在吕先生的笔下,他们活得普通而善良,沉重又坚忍。《二姐》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仿若任人宰割而又无法自主的羔羊,先是没有结婚就解除了婚约,后来结了婚又饱受婆婆的欺凌和虐待,中年丧失丈夫,老年也不得安生;但她却能“随意而安”,“没有被重重心事压倒”,而是“迎着苦难的命运之路迈着坚韧、硬朗的脚步”,一直向前走着。她面对一连串的灾难所表现出的那种顽韧的生命意志,那种豁达的心胸和性格,让作者揪心难过又十分钦敬,并从中深受启迪。在吕先生的大嫂刚刚过世不久的今天,读他散文集的首篇《大嫂》,也许更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面对这位九十多岁的村妇,作者没有面面俱到地去叙说她的经历与性格,只是精心攫取了一些典型的细节和事件,就完成了一座线条清晰的女性雕像:她以善为本,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兼备,又豁达开通,聪慧坚毅。宁可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失学,也非要送小叔子进学堂;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面对地头蛇的百般凌辱却毫不畏惧;当作者为她没机会读书而惋惜时,她笑着说“谁说我没上过学?我上过家里蹲大学,地球物理(屋里)系,敬老爱幼专业”,以不乏幽默的语言化解了沉重尴尬的气氛;年老后也不闲着,不停地给孙子看孩子,整天乐呵呵的,为少给晚辈添麻烦,做置换关节的大手术时硬是忍着巨痛不吭一声……这就是那位与作者感情笃厚的母亲般的大嫂,这就是那位“不分亲人外人,对谁都亲”的大嫂。书写父女之情的《此恨绵绵》,通过女儿吕震拔小虎牙的事件,体现出慈父之爱同母爱一样伟大,体现出了父爱的深度。在作者的三个儿女中,小女儿吕震最是俊秀伶俐。可是在她八岁那年,密密的糯米牙上侧竟然长了两个小虎牙,吕先生联想到文学作品中虎妞的虎牙,心里总觉得疙疙瘩瘩的。于是不久后的一个早晨,领着女儿去医院诊治,庸医不问青红皂白,竟卤莽地将吕震的两个小虎牙拔去。事后从一位女医生那里得知以后女儿的嘴唇可能要因此“瘪”一些时,作者心头便陡增出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女儿上大学时女医生的话应验了,从此“凡是与牙齿有关的话题都会引起我的歉疚之情”,极度“憎恶没心肝的庸医”,再也“无法宽恕自己的糊涂”。一般说来,父母和孩子之间天生就存在一种深广而久远的爱,作者用这样特殊的遗憾方式和视角去表达爱心,既别致又具现了父爱的形态、深度和分量,缓缓的叙述中荡动着强劲的感染力。《广播声里怀先师》、《穿过风雨的同窗情》等书写老师、同学的作品也都是比较动人的篇什。可以断定,作品中那些活动着的普通而善良的灵魂、琐碎而美好的往事,是人世间温暖与悲凉情感最好的言说与诠释。
  散文是和作家的心灵与生命最接近的文体,它常常在率性书写中凸现出“我”的形象。一切喜怒哀乐都出于生命内部的发生机制,使吕先生所叙之事与所抒之情,便在不自觉间带上了他的体温、呼吸和修养、才情,“我”成了他所有散文的切入点和思想内核。这种个人化的笔调使他的散文既折射着现实、时代的投影,又极其赋于自传色彩,尽管每一篇往往只写一个历史瞬间、细节片段或一件往事,但组连起来却成了作家典型的精神成长史。《回想当年闹土改》、《山间惊梦》、《大洋彼岸过春节》等文章,断续地再现了吕先生曲折的命运轨迹。《又见那条红领巾》、《羞愧的一页》等则是他性格、心理的充分写照。前者交代了这样一个故事:自己在做“右派”被监督劳动时,刚上小学的儿子知辛寄养在有着工人身份的姨妈家,知辛因为各方面表现突出,第一批就被选为红小兵,系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吕先生得知小知辛是在姨妈一家没向老师说明其为“黑五类子女”的情况下戴上红领巾的,于是执拗地不让知辛再戴那条红领巾……通过一条凝结着岁月酸辛的红领巾的历史回顾,见出了吕先生严格认真得近乎较真“迂腐”的性格。《羞愧的一页》称得上是写这方面情思的代表作。它开篇就直言不讳地说“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中,我不是战士,既不是左派战士,也不是右派战士,而是一个草包……我没有任何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也不知道有独立思考的必要”,认识到自己是“图表扬反而遭灭顶,逞英雄结果做狗熊”,因盲目迷信而走向了糊涂。这种叙述,既让人看到了吕先生鸣放之初的狂热单纯、虔诚盲从,文革中的惶恐怯懦,复出后成熟但不世故的深邃,使文章在结论虚假的情境下,以众多真切的细节为认识历史真伪提供了一把尺度;又体现了吕先生几十年一以贯穿的真诚品格,真假、爱憎分明,从不怕暴露灵魂的缺点。吕先生在书的后记中表白,他写作的动力之一即是“临近退休才发觉自己丧失了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条件:独立思考。这觉悟带来了痛苦的自责,……我重新打量原来习以为常的种种,更着重于回顾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历程”。所以书中很多地方都以讲真话的方式,进行自责和自我反省,拷问和解剖自己的灵魂。他不把责任推诿给历史,或某些领导及具体的个人,而是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正直和磊落真诚地自我忏悔。这种反思的忏悔情结是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回归,它在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增添文章的历史沧桑感同时,显示了一种坚守灵魂的人格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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