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神话原型批评对中国民间文艺学建设的方法论意义
作者：王文参
神话原型批评至少三个方面进入中国民间文艺学方法论建设的视野之内：1，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学科建设的历史相对较短，它的重要意义在中国民间文艺发展中没能得到充分认识，这与自身理论建设的长期滞后相关，与人类学、社会学、神话学、文学人类学、现代心理学等形而上体系的长期匮乏有关；2，独特的雅俗文学结构，民间本源性的文学实际，形成极其开阔的理论空间；3，原本丰富的民间文艺资源面临当代文化生态困境，急待需要创建新的批评范式，参与人类的原始精神建设，在多元文艺思潮中找到生存发展的空间。
三、神话原型批评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深远的指导意义
正因为神话在西方文化、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对西方文论构建的重要意义，使中国化的神话原型批评具有了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冲破狭隘的文学上人为的阶层划分的勇气，认可中国民间文艺、提升民间文艺的理论内涵，从而一视同仁地看待上层和下层、平民和贵族、高雅和通俗、集体和个人，使中国当代文学真正多元互动，生动、立体、活泼地发展。神话概念在这里早已超越了作为“故事”、作为原始人类与自然搏斗的曲折反映的范围，而被作为范畴被无限扩大了的人类精神现象的“根”，并由此根能衍生出许多精神现象的先在的模式。
当西方“民间文学”概念刚输入时，“五四”文人的理解是和西方的实际含义基本一致，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相对于上层所谓贵族文学的概念。1921年，胡愈之在《妇女杂志》第七卷第一号发表《论民间文学》一文，试图给民间文学的概念以清晰的定义：“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民间文学的作品，有两个特质：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 但当时的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找到属于“民族全体”的这种“民间文学”，他们对传统梳理出来的是载道的庙堂文学，与文盲占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口头文学俨然分两个层次。加上时代所需要的反封建正统文学的激烈态度使他们看不到两种文学的相容交叉部分，所以研究中甚至长期没有一个相应的概念来指代“民间文学”，把它称为“民众文学”、“大众文学”、“平民文学”，有时或与“俗文学”缠夹不清。正像大多西方理论都要经过一个本土化过程，富有创造性的曲解和修补一样，西方民族学意义上的“民间文学”被多数“五四”学者如胡适、陈独秀、傅斯年、顾颉刚、郑振铎等定性为民族下层的文学现象，是与官方的、上层的、贵族的、圣贤的、庙堂的、正统的、经典的、书面的文学相对立的文学形态，而不属于“民族全体”。这种误解寄寓着他们对一个全民平等的民族、民主社会的企盼和对一个改天换地的创世神话的召唤，这在受过西方人类学、民俗学影响的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故事新编》、《凤凰涅槃》中都有体现。
文明的进步并不像原始人类所期待的那样，自足幸福与人类越来越远，返朴归真的对寄托宁静心灵的圣地的呼唤，只有在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幻想中得以实现。探索人类不断发展的精神现象，寻找人类灵魂的栖息之地，这是神话原型批评潜在的最终旨归。中国民间文化兴起有现实的背景，神话原型批评适逢其时。这样，民间文艺潜在的集体性和多元文化价值预设，为集体意识和多元文化参与构建的神话原型批评与中国当代民间文艺的理论建设结合，在天然创造的机缘中寄寓着深远的理论期待。“我国新时期对西方文学方法论的平面输入忽略或删除了文学理论自身辩证运动的内在动力，既不具有历史的否定过程中的时间长度和现实语境，也不具有批判的力度和深度。”这是从整体而言，而神话原型批评既具有一定的“历史的否定过程”，也有现实的语境，与其它西方理论的当代输入相比较而言，避免了理论不能有效地对具体作品进行批评操作的尴尬境地。
神话原型批评寻找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原始意象，在人类自主精神基础上建立人类的精神本体的努力，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中人们对文明发展与人类愿望成悖论的焦虑中产生，也是人类试图摆脱这种焦虑重建精神家园的渴望。所以，神话原型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不但为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现代文明注入人类普遍忧患的课题，也为透视民族文化心理发展提供了一个后现代思潮的切入点，一个更能与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相契合的理论支点，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具有长远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济南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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