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神话原型批评对中国民间文艺学建设的方法论意义
作者：王文参
一、神话人类学的输入与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
晚清已经有《希腊神话》、《天方夜谭》的中译，如果从1903年蒋观云发表在《新民丛报•谈丛》上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算起，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文化研究的结合已逾百年。并且在刚一输入起就思路清晰，目标明确。蒋观云在这篇短文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认为“近世欧洲文学之思潮，多受影响于北欧神话与歌谣之复活”，第二，他认为“故欲改革一国之人心者，必先改进其能教导一国人心之书始” ，由于中国传统的文史不分观使这里的“历史”中自然包含有文学的含义。第一点他意识到了神话与歌谣在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神话激荡人心的特殊作用，首次把人类学的观点与中国民间文艺学相提并论，它的意义是和“五四”文学革命前夕、1918年2月开始的北京大学征集歌谣运动相通，甚至辐射到稍后的“平民文学”建设。第二点，他从西方人类学的观点出发，认识到了神话对国民心理改造的意义，把神话提升到了民族文化建设的高度，纳入到已开始的文学革新中，并较早涉及到了国民性改造问题。
鲁迅的《破恶声论》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探讨神话等问题的文章，其中对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一些见解，是与人类学派的观点一致。同时，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的作品并对安德留•兰作了介绍。此后周作人在关于童话研究的文章中对英国人类学派的观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1918年由刘半农、沈尹默发起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加上西方民粹主义观点输入，介绍和传播欧洲人类学、民间文艺学的人愈来愈多；在研究中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和方法的人除周作人、鲁迅外，胡适、沈雁冰、郑振铎、赵景深、钟敬文等，他们都自觉地对民间文艺进行人类学派的方法论建设。不久，北京大学创办《歌谣周刊》，以及由此带动的民间文学运动、民俗文化研究热潮，使中国文艺中的平民性、个体性的关注都相应得到加强，为人类学、神话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等西方人文科学的理论方法在中国本土化的建设培育了肥沃的土壤。中国新文学的建设也因此获得了广阔的视野和蓬勃发展的理论动因，并使民间文艺的发现与建设自觉纳入建设新文艺的轨道，参与改造国民精神的长期、曲折的历程。4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社会变革的任务大于学术方法的建设，民间文艺工具化的演变，形成自我封闭的无理论的形态。民间文艺同其它学科一样渴望着自身的正常发展，期待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建设。
上个世纪80年代，大量西方文艺思潮传入，和文化寻根思潮的时代背景相关；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能在短时期内被实际运用，中国民间文艺近百年的发展为其开拓了深厚的本土学术土壤。从本质上，神话原型理论中的集体无意识、原始意象和民间文艺的集体特征、民族思维的重整合、重形象的意象化思维特征天然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思想中，虽然不曾有过“原型”概念，但文化哲学中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所形成的许多概念，以及对于这些问题的结论，却与原型理论有许多重要的相合之处。“这使得原型理论的研究者，特别是荣格在接触到中国的文化时十分吃惊，认为一些用西方的理论和科学原理不能解释的问题、包括原型理论中的集体无意识问题，在中国的哲学文化中找到了答案”。“在荣格看来，中国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被西方人忽略和偏废的精神价值，中国人对于宇宙万物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感悟和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价值。”
神话原型批评对中国民间文艺建设在许多方面可获得实践性机缘。历时性考察，长期巩固的封建统治，漫长的集体口传的民间文艺的发展，民族心理中对集体意志有坚强的信念，这种集体的信念在中国民间尤其表现得固执，于是，神话原型批评在中国民间文艺中能获得最深厚的民族心理基础；共时性考察，多民族国家，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存在大量的较原始的民间文艺形态，神话、民间故事相对保持天然状态，在民间文艺的田野作业和寻找实证材料两个方面为神话原型批评提供二重证据。
二、神话原型批评与中国民间文艺学长期的理论期待
历史上，以民间的声音相号召开始社会革命，是中国历代社会变革的老例。“五四”“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建设和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研究的思潮可为表里关系。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孕育了民间文艺的工具性。清末的辛亥革命家就借用民间文学的形式写出诸如《逐满歌》、《革命军》等宣传文章，极大地鼓动了民心。“五四”启蒙思想家企图运用西方理论建设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方法的良苦用心，不断被打上大大的折扣。他们发现和倡导的重视民间文艺、关注民间声音的强烈呼声触发了或被借用为社会革命的工具。到40年代，民族生存问题迫在眉睫，出现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的论争和延安文艺建设，工农兵文学成为主流，人类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被迫缺失。这直接形成了50、60年代民间文艺是主流、源头、正统的文学史观。
没有人文主义方法论制约和规范的文艺研究终于扼杀了真正的民间文艺的求真精神。西方人类学、心理学理论的本土化被阻隔，使民间文艺的研究走上文学源于民间文学的极端，从而也扼杀了民间文艺发展的生机。学术方法没能紧随人类人文科学进步的时代步伐而发展。中国民间文艺学亟待需要能指导其健康发展的理论。
神话原型批评使原型理论与文学紧密结缘，尽管它是在以神话为文学源头的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虽然神话批评在中国缺乏微观的、具体操作的实际意义，但在最初的神话学、人类学传播时，它就是在方法大于意义的背景下进行。
包括神话在内的中国民间文艺在“五四”前后思想革命的洪流中，取得了一个与上层文学对抗的民间声音的身份。丰富的中国神话仅仅以不在经典的野册、外史中零星片断的被记录流传下来，这种状况根据鲁迅总结他
人的说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华夏民族起于黄河流域，缺乏天资，加上生存艰辛，所以重实际而不重幻想，更不能收集古代传说来成就鸿篇巨制；二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主义为教化，不语乱力怪神，太古荒唐之说更不为儒家所道。鲁迅不尽同意这种说法，鲁迅认为“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但 “神鬼”是传统正统思想所“不语”的民间集体意识形态，在民族文化生成的长期历程中它不自觉归属于下层的行列。尽管有鲁迅的“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的真知灼见，但当时对大多学者来说以民间文化形态反抗上层贵族文化形态的方法意义是大于神话本体研究的意义的，当然不排除他们以神话来探求民族心理轨迹的卓越努力。
的确，神话对西方文学来说，决不是一个下层的文化形态问题。西方文学有一个源远流长的神话传统。马克思认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而希腊艺术又是西方文学的源头。希腊神话与其后的基督教《圣经》神话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中心源流,西方文学也是在这种文化的氛围之中产生出了惊世的经典之作。经过长期的孕育发展，西方文化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绵长的神话谱系，人类童年面对自然而产生的恐怖、幻想、敬畏、抗争等等原始经验都可在神话中理出一条条清晰的心理轨迹。同时，包蕴在神话中的精神文化又长期塑造着西方人的心理结构。神话批评是西方文学的理论趋向和文化伴生物，也是解读西方文学的有效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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