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经验的贫乏与意义的剩余
作者：王永兵
其实无论就创作主体还是接受主体而言，意义的过剩都非自今日始，也决非大众文化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所能完全解释的，它与现代汉语文学自身发展以及我们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况密切相关。美国学者詹明信曾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⑧这段话如果放在“五四”文学那儿是非常准确的，尤其是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创作更为明显，放在当下文坛可能就有偏差了。但就是“五四”文学也有先天不足，它在打开旧枷锁(文言)的同时又为自己带上新的枷锁——担负思想启蒙的重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擎着“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旧文化、旧道德发难，但在随后的文学实践中，“五四”作家并没有向他们所倡导的那样遵守“民主”原则，在文学理论上他们排斥异己，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取材狭窄、内容单一、手法单调，随后的左翼文学更是带着浓厚的帮派意识，延安整风以后，在解放区确立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建国后一直到80年代初期，文学的路越来越窄，只剩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一条华山独径。可以看出，从“五四”文学开始到80年代初期，现代汉语文学从总体上看实际上是一个意义不断被削减的减速度过程。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西方哲学思潮、文学思潮大量涌入，现代汉语文学界先是出现了“方法热”，作家热衷于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的表现技巧，接着出现了“观念热”，一时间，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风靡文坛，其中存在主义对“人”的关注，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理论，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去中心”理论影响极大。意义瞬间变得丰富起来，遗憾的是我们的作家像走马灯一样追“新”逐“后”，不仅读者被绕得眼花缭乱，就连作家自己也弄得晕头转向，始终没有找准方向，还没等稳住阵脚，突然间一解构就什么也没有了。学来学去我们的作家可能什么也没有学明白，从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大段引用《资本论》到北村在《施洗的河》中详细摘抄《圣经》中，便可以检验出作家们学习的效率和质量，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意义的理解多么肤浅。90年代曾经在文学界掀起一场关于“道德理想”和“人文关怀”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文学要不要意义的探讨。在我看来，这原本是不值得争论的问题，文学当然需要意义，没有意义那还叫文学吗，那只能是读物。关键是需要什么样的意义。多年来，文学一直担负着思想启蒙／教育的重任，文学被额外的意义压得始终直不起腰杆，好不容易找到不要意义的理由，有人当然不会放过。王朔小说便主动放弃意义，王朔自己也公开宣称自己是“玩文学”的人。其实，王朔小说还是有意义的，它的有意义正在于其无意义，它用无意义来对抗正在进行“宏大叙事”的传统小说。天资聪颖的王朔很快转向影视界，或许他知道长期创作这样无意义的文学也实在没有意义。那场争论如今早已风消云散，但问题仍悬置在那儿无人问津，市面上呈现的小说大都连《顽主》也不如了。相对于过去的不自由如今的作家是太自由了，其实，再多的自由如果不加以珍惜也就没有自由了。作家们不再受任何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可以任意操纵手中的大笔，于是，意义便从他们自由挥洒的指缝间溜得一干二净。
“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科学”，如今成了文学对手。在科技专家治国的时代，科技知识分
子愈来愈显示他们的优越地位，他们对人文知识分子的轻视也与日俱增。有些科技专家甚至质问中文系教授中文系有什么意义，你们到底在研究什么，能带来什么效益。科技能直接产生效益，而文学最多只能产生意义(这里是指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科技就这样将文学挤到社会的边缘，意义只能成为一种剩余物。不仅是科技，教育也成了扼杀意义的帮手。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将许多意义丰富的文学作品肢解得七零八落，化简到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地步，语文考试的标准答案，使得原本丰富生动的想像力受到严重的阉割，读者自小就形成了简单划一思维定势，他们自小就喜欢那种简单易懂的东西，复杂深奥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自然多余。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师专中文系）
①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58页。
②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05页。
③吴义勤：《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载吴义勤：《告别虚伪的形式》，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④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四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227页。
⑤余华：《内心之死》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⑥⑦麦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第21页、第11页。
⑧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载詹明信：《晚期资本
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523页。